《三國志》卷三十二，說劉備“喜狗馬，音樂，美衣服”，按現在的說法就是喜歡養寵物，追求時尚，還聽流行音樂，甚至還叫自己的老婆脫光衣服比玉人。但到《三國演義》裏，爲了突出正面人物形象，把他的這方面的愛好，給抹掉了。這倒合乎文革創作三突出的原則，好，則好到一塌糊塗;壞，也壞到不可救藥。於是，劉備就特別的正人君子起來。其實，他從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去東吳結親，洞房花燭，一住就是一年，吃喝玩樂，聲色犬馬，把荊州忘得乾乾淨淨。從這點看，正史《三國志》對他性格這一方面的描述，是接近真實的。
他就是這樣一個沒有多大出息，很容易知足的人物。
劉備被曹操打得屁滾尿流，託庇於荊州劉表時，寄寓在新野侷促之地，稍稍能喘口氣，恰巧有人送來一把牛尾巴毛，這位老兄的手工藝匠人的職業本性復萌，興致勃勃地編織起帽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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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一看，不得不說話了，“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其實，即使不是諸葛亮，假如一個普通老百姓，看到九五之尊在宮裏做手工活，不問朝事，或率領宮妃，扮演角色，或幹類似的總不是領導人該做的事情時，不也覺得不可理解嗎?
劉備的編織，或許只能看作是匠人的階級本性了，若按前不久流行的紅五類觀點來看，劉備、曹操、孫權三位，最根正苗紅的還得數這位劉備。他本人要是填表的話，在成分欄裏是應該寫上“手工業勞動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孫權的土豪鄉紳，確實算作革命基本羣衆和依靠對象的。但手工業者終究和產業工人有着本質上的區別，農業社會的小農經濟，小生產規模，決定了農業手工業匠人，像劉備這樣“編席販履”之徒的保守狹隘，目光短淺，患得患失，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現在革命上，則是堅定性不夠，而惰性卻十足，獲得和佔有的慾望強烈，但鬥爭意志卻常軟弱動搖，思想上愛唱高調，個人的品質意志則顯得薄弱，表面上的正經，但生活上卻極易被人腐化等的階級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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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議過孫權，“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這一招，挺厲害，在中國歷史的政治生活中，管這一招叫“羈縻”，是用來對付高層異己分子的一種經常使用的手段。因爲凡執掌權柄的人周圍，並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這其中，有一類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類是碰不得，又罰不得的人;有一類是殺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類是近不得，又遠不得的人……這些可能成爲敵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離心離德狀態的勢力代表人物，無論如何是危險因素。
通常有三種處置辦法：一、借一個什麼名目，一網打盡，或逐個消滅;但殺人絕非萬全之計，有礙觀瞻不說，而且持異議者，歷朝歷代，總是層出不窮的;除獨夫民賊，這一招較不常使用。二、禮送出境，要是掌權者絕對強大，而且對手除一張嘴巴外，別無實力，也無妨一試。一般情況下，放虎歸山，遲早要構成對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脅，有遠見者，並不喜歡這個措施。三、中國的政治家比較樂於採用比軟禁(當然，實際是更爲養尊處優的軟禁)還要寬泛的羈縻政策，把握在身邊，高官厚祿，聲色犬馬，“喪其心志”，“娛其耳目”，是最爲穩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夠盯牢的眼睛，隨時知道動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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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對於位居荊州的這位梟雄，幹掉他不是辦法，因爲北方有個曹操，不幹掉他，早晚必是個不安定因素。這位文化層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瞭解到這個所謂“皇叔”的劉備，其實只是在黃巾之亂中衝殺出來的一批“痞子先鋒”罷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胄貴裔，是那位穿金縷玉衣入殮的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史書上也稱其“湮沒無考”。所以被封皇叔，只不過漢獻帝被曹操玩弄於股掌之上，心裏總是存有復辟的念頭，才認這個本家，以爲能給自己提供奧援。而劉備本想借此擡高身價，自然大做文章，撈取資本。政治的任何交易，無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幹部服，也仍舊是骨子裏的小作坊裏的工匠而已。
劉備有個夫人甘氏，十八歲的她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劉備將她召致白綃帳中，在戶外觀望，甘氏就如同月下凝聚的白雪一樣。河南有獻媚劉備的人送給劉備一支高三尺的玉人，劉備把這個玉人放在甘夫人的身邊，常常在夜晚叫甘夫人脫光衣服，與旁邊的玉人作比較。他白天與謀臣談論軍國大事，夜裏就抱着甘夫人玩弄那個玉人，自己還常說：“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且雕鑿爲人形，而難道可以不玩麼?”甘夫人與玉人潔白溫潤沒有二致，看見的人都分不清哪一個是甘夫人哪一個是玉人。嬖寵者不僅僅妒忌於甘後，也妒忌那個玉人。甘夫人常想將玉人毀去，她對劉備說：“以前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上讚美他。現在吳魏未滅，怎麼能玩物喪志呢?凡是淫惑生疑的東西，不要再拿進來。”劉備聽從了甘夫人的話，撤下玉人再也不玩了，取嬖者見沒有機會可趁都退靠後了。當時的君子議論以爲甘夫人是位神智清醒的夫人。
就像他的那個寶貝兒子阿斗，降晉後的“樂不思蜀”，推本溯源，倒是和乃父東吳招親的“樂不思荊”，有着遺傳上的因果關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