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偶爾穿越到北宋後期的衙門辦事兒，會發現不少政府機關坐落在一片綠色之中。走進去看看，牆角屋後，階旁門邊，也都綠油油。乍一看，宋代官老爺的意識還真超前，綠化搞得有聲有色，其實不然。
只要您湊近了仔細看，就能發現衙門內外的綠地並不是草皮，而是一畦一畦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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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衙門種菜的規模，可以說要多大有多大。公元1064年，英宗皇帝甚至爲這事兒大發雷霆。本來麼，衙門是什麼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是有編制有身份的，是國家權威的代表，神聖不可侵犯，怎麼能自輕自賤地混跡於農田!
英宗明確要求：“今後諸處官員廨宇不得種植蔬菜出賣。”換成大白話，就是責令全體國家幹部、大小政府機關一律不得種菜，更不許賣菜。隨後，英宗又搞了個政策緩衝，在嚴令上留了一個後門，即在禁止種植、出賣之後，又補了一句“只許供家食用”。也就是說，不讓賣，只讓吃。據說是考慮到幹部們的情緒和生活實際。
從這道禁令不難揣測出兩點信息，第一，衙門種菜在全國遍地開花，十分普遍;第二，衙門種菜的主要目的是公開出售。
爲什麼呢?讓我們用一組數據來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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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1096年前後，一斗米的價格浮動在60錢左右，一般來說豐年50多錢，災年則會漲到90多錢。然而到了20年後的1116年，在河北滄州，米價每鬥就達到了120文。糧食之外，再看絹的價格，20年前每匹1300文，此後達到了2200文左右，價格翻了將近一倍。此情此景之下，每一個家庭主婦在逛菜市場的時候都開始掰着指頭精打細算，每一個男人在賭博的時候都想着一定要贏多掙幾個零花，因爲無論做工的務農的都發現掙的銀子不夠花——毋庸置疑，令人心慌的通貨膨脹就在眼前。
於是，衙門周圍的空閒土地便被充分利用起來了。要說種菜成績，比較突出的要數深州通判胡汲。
公元1097年，胡汲到深州做官，在他的動員帶領下，竟然開墾出1600多畦的菜園子，史載“廨有菜圃千六百餘畦”，每年賣菜可以實現營收200餘萬錢，如果摺合成白花花的大米，足有16000餘鬥。再換一種計算法，當時一頭活豬市價大概1400錢，胡大人開墾的這塊菜園子一年就能長出1400來頭肥壯的肉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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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惠帶來幹勁。在活生生的例子面前，滾一身泥巴、種一塊綠地成了集體愛好。每年春耕，地方大小官員不必穿着汗衫兒到田間地頭給老百姓示範，鋤鏟耙鎬，衙門裏一應俱全。斷案子、批公文的間歇就可以澆澆田，鬆鬆土，既鍛鍊了身體，又充實了腰包。
在宋朝，“書中自有顏如玉”也許只是一種美好的說法，“地裏有菜貴似金”那絕對是美好的生活真實。
最後插一句話，去年年末有媒體報道海南瓊海市民在街道綠化帶上“墾荒”種菜，豆角、地瓜、綠葉蔬菜一應俱全。一打聽，說是眼下菜價漲得猛，只好自力更生種些菜吃。
看來，有些事不只是過眼雲煙那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