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荊軻刺秦王這幕壯劇，歷來有贊有彈，比如說，陶淵明盛讚荊軻的俠義勇烈，柳宗元則批評荊軻的淺見寡謀。同樣是《詠荊軻》，他們竟吟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意味。陶淵明的《詠荊軻》能夠成爲千古名篇，不僅以詩藝取勝，以激情取勝，而且以歷史觀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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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滋，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要問什麼古詩能使人讀後蕩氣迴腸，這就是一個現成的範例。一向只被人認定有清奇逸氣的陶淵明，胸中竟然也有跌宕豪氣，這豈不令人吃驚?他對荊軻刺秦王的壯舉大加讚美，對荊軻功敗垂成、身遭顯戮的命運則深表同情，他的歷史觀彰顯無遺：反抗暴君的義士永遠值得紀念。不必說得太直白，這就足夠了。
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對荊軻之死則不存絲毫同情。“造端何其銳，臨事何趑趄?長虹吐白日，倉促反受誅。”這等於責備荊軻有良好的開端，卻無美妙的收場，簡單以成敗論英雄;接下去，他的非議更加升級，“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這等於指責荊軻爲燕國滅亡的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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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稍加分析，道理上全然站不住腳，韓、魏、趙、楚、齊五國都很乖態，並未派遣刺客去刺殺秦王，不也都相繼亡國了嗎?燕國滅亡(公元前222年)在六國之中只比最晚滅亡的齊國(公元前221年)早了一年，由此即可見出，荊軻刺秦王與燕國亡國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刺秦也亡，不刺秦也亡，燕國無法倖免於難。
柳宗元對荊軻不在第一時間刺死秦王，卻要活捉他，也不以爲然，“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荊軻確實想效仿曹沫劫持齊桓公的故事，劫持秦王嬴政，逼迫他簽訂歸還諸侯領土的契約。這個想法確實有點天真。
說到“勇且愚”，韓、魏、趙、楚、齊五國中多的是“怯且智”的大臣，他們又做了什麼豐功偉業?後來，晉朝更有一大批“怯且智”的清談之士，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不是眼看着就黃了嗎?西漢第一謀士張良能夠坐鎮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總不能簡單地歸入勇且愚的行列吧?可他年輕時也同樣帶着勇士和大鐵椎在博浪沙刺殺過秦始皇，可惜只砸中副車，功虧一簣，所幸的是他逃出了生天。英雄多半是荊軻和張良那樣的勇士，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明知不可勝而爲之，明知不可活而爲之，若套用魯迅先生的語式說，這樣硬朗的傻子纔是英雄，纔是民族的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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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軻犧牲了，燕國滅亡了，但天下義士對於暴君嬴政的仇恨並沒有一筆勾銷。荊軻的好友高漸離一度改名換姓，替人做苦工，後來忍不住技癢，重出江湖，以擊築而得到秦始皇的賞識和特赦(代價是用馬糞薰瞎他的眼睛)。隨着他與秦始皇的距離日漸靠近，高漸離想爲老友荊軻報仇的心情也愈加迫切，他將鉛水灌注在樂器中，找個近身的機會去撲擊秦始皇，由於視覺不夠靈敏，未能成功。秦始皇一怒之下，殺害高漸離，從此再也不敢接近六國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