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先賢所謂“和”，是“異”中之“和”，無“異”就無“和”。用今人的流行話語說，“和”講的就是“多樣性的統一”。“和”的精神是以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多樣性爲前提的;而“同”則不然，它旨在排斥異己，消滅差別，整齊劃一。“同”的這種單一性、純粹性的傾向，最終必然導致事物的發展停滯直至滅亡;而“和”對多樣性的堅守，不同事物或對立因素之間的並存與交融，相成相濟，互動互補，是萬物生生不已的不二法門。
古人對“和”與“同”的異同與優劣有着深刻的洞識。《左傳·昭公二十年》載，齊國晏嬰與齊景公論和同之別，他指出：“和如羹焉”，和“五味”才成美味佳餚;“聲亦如味”，和“六律”、“七音”方爲悅耳動聽的音樂。相反，“同之不可也如此”，一種調料難免乏味，一種聲音讓人厭煩。在此基礎上，孔子明確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題，並把和同與否作爲區分君子與小人的一個標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與《中庸》所載孔子“君子和而不流”的說法，意義相近。孔子將事事苟同、不講原則的人譏之爲“鄉愿”，即好好先生，他批評說：“鄉愿，德之賊也。”章太炎《諸子學略說》說：“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
彼(孔子)以鄉愿爲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願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官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願人。所謂中庸者，是國願，是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願，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應該說，被章太炎貶爲“鄉愿”、“國願”的中庸，並不是先哲追慕的理想層面與理論形態的中庸，而是指它在歷史上扭曲變形的社會表現;他所批評的孔子，也並非孔子本人，乃是專制政治的符號性存在。孔子及其價值理念，在後世沒能擺脫被毒化與同化的厄運。
在精神層面，“和而不同”的理念，從被動的方面看，意含反抗政治強權或文化霸權的壓迫與同化;從積極意義看，則昭示了兼容幷蓄、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與博大胸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