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代初，德國、奧地利、瑞士和比利時的教育當局向下屬的學校發放了同一內容的問卷，要求學生填寫，內容是有關他們頭髮、眼睛和皮膚的顏色。問卷的說明是，近些年來，印歐人種或者雅利安人種純潔性的觀點受到了質疑，有人說這個起源於亞洲的人種早已和歐洲本土的人種混合了。純種印歐或者雅利安人應該是金髮、藍眼睛、淡膚色、長頭顱，而歐洲土著的髮色和膚色都偏深，頭顱也較短。調查的目的是，用這些被認爲是純種雅利安人的地區得出的數據看這個挑戰是否成立。調查持續了十年，參與調查的跨國學生人數達一千五百萬。這樣規模的調查統計，即使放在技術條件遠爲優越的今天，也是一項壯舉。
這項調查的緣起和1870-71年的普法戰爭有關。在那場戰爭中，普魯士軍隊用大炮轟擊巴黎城內，造成平民死傷、破壞了巴黎博物館，另外還焚燬了位於阿爾薩斯的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圖書館。法國著名人類學家阿蒙德·海特法歇認爲，這樣的暴行純粹是野蠻人所爲。從人類學的角度，這使得他修正了當時流行的西歐人都源於從亞洲高原遷移過來的純種雅利安人的觀點，斷言這樣野蠻的行徑只有歐洲土著才做得出來，所以普魯士人是歐洲東部原來的土著尤其是芬蘭或者斯拉夫-芬蘭人的後裔。這些人特別記仇，所以他們的農民中謀殺案特別多。和這些人混雜的結果就是，原來屬於雅利安人的德國人蛻化了，變得野蠻了。普魯士軍隊對法國文化的破壞，就是半野蠻人對高級文明的嫉妒和仇視。
海特法歇此言一出，法國人類學界立刻有人呼應，認爲它“科學地”證明了普魯士人不屬於高級的歐洲人家族，芬蘭人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原始人羣身上固有的狡詐、暴力和韌性，都在現代的普魯士人那裏復活了。這有點像爲自己戰敗尋找理由：文明人打不過野蠻人。德國輿論反擊說，這是法國學者的無知和謊言，挑動種族仇恨。法國人類學家巴羅卡回擊說，是德國人首先訴諸“比一般愛國主義更強有力的種族愛國主義，這在德國各族中更爲常見。”
德國人類學家起而捍衛自己純種雅利安人的身份和榮譽。在當時歐洲的種族譜系中，東北歐的芬蘭人和東歐的斯拉夫人被認爲比北歐和西歐人低劣;此外，南歐的拉丁人種族上也不如他們北邊的鄰居。德國著名人類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說，在日耳曼人的東進下，東北歐地區的芬蘭人和斯拉夫人早就像“旭日下的積雪那樣融化了”。另一個著名的德國體質人類學家魯道夫·維爾喬，原來以顱骨測量學見長，此時，他也直斥法國人的“恐普症”使得他們把普魯士人排除出雅利安人種。
爲了用事實駁倒法國人對普魯士人的種族污衊，普法戰爭硝煙稍歇，巴斯蒂安和維爾喬就向德國軍隊統帥部提出，要測量士兵的顱骨，目的是要證明德國人的頭顱比法國人長，是純種的雅利安人。德軍統帥部沒有同意。他們放棄了測量顱骨，轉爲其他數據，向德國政府的教育部門提出要求，這就是本文開頭那個調查的由來。它不但得到了德國政府的同意，而且奧地利、比利時和瑞士的教育部門也願意合作，因爲這三國自認爲和德國人一樣屬於純種雅利安人。同時，維爾喬還去芬蘭做類似的調查。
1885年，維爾喬向普魯士科學院通報了“決定性的和令人吃驚”的調查結果：德意志北部地區、包括新兼併進來的易北河東部地區的人種完全符合“金髮碧眼白皮膚”的雅利安人特徵。他在芬蘭地區的調查也證明，那裏的人起碼都是金髮。這說明德國本土的人種是純粹的，受它影響的地區的人口也德意志化了。相反，向西部和南部擴張的歷史上屬於日耳曼人支系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蘭克人都和當地土著混合了。結論是，以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王朝爲主體的德意志國家是血統純粹的雅利安人。
這場誰是真正的雅利安人的爭論，在歐洲範圍內都有反響。英國古典語言學者伊薩克·泰勒(以印歐語系爲對象的古典語言學一度是確立種族身份的學術依據，後來被顱相學取代)在1890年評論說：德國人和法國人都自稱是真正的雅利安人，法國人說真正的雅利安人是短頭顱的，以法國境內的法蘭克人爲代表，是他們“雅利安化”了德國人;德國人則說法蘭克人是自己祖先日耳曼人的支系。雙方都認爲對方是自己祖先在其土地上本土化混雜的結果，所以在種族純潔性上都比自己低一檔。泰勒在諷刺完德法兩國後，提出他的假設：比較純種的雅利安人可能在芬蘭人和凱爾特人之間的聯繫中找到，前者更靠東，離遠古時期雅利安人從亞洲遷移過來的路線近，後者是英帝國本土的族羣。這樣，泰勒就把純種雅利安人這條線從歐陸劃到不列顛羣島那一邊去了。
這場有關種族純潔性的理論混戰，各方都標榜自己有“事實基礎”和“科學依據”，但背後都是本國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作怪。好在很多學者事後承認，所謂“雅利安”的概念，最多隻是一個從古典語言學對印歐語系的研究中推出來的語言學概念，和人種沒有關係。維爾喬等人二十年後都承認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雅利安人”的種族，歐洲各族的種族譜系遠比一個單一的種族來源要複雜。但再過了二、三十年，希特勒又接過了已被拋棄的這套種族神話，動用國家宣傳機器把德國人樹爲純粹的“金髮碧眼白皮膚”的正宗雅利安北歐人種。
一個種族觀念強烈的國家，很可能會對國內不同階級、階層和地域的關係有類似的偏見。法國曆史上一直有本土的高盧人和外來的法蘭克人之分，後者被很多種族主義者認爲是純粹的雅利安人，他們的頭顱比高盧人長。法國大革命前的三個等級(教士、貴族和平民)中，前二者被認爲是法蘭克人，第三等級是高盧人。法國著名的種族主義人類學家拉普熱認爲，法國大革命就是權力從長頭顱金髮的高貴者那裏轉到短頭顱深髮色的低賤者手上，造成了法國政治動盪的悲劇。在英國，愛爾蘭人一直被視爲落後、野蠻、從事低等職業而受到英格蘭人的歧視，這個偏見一直被帶到英國在北美的移民社會中。此外，英國十九世紀城市化產生大量底層人口，集中在貧民窟，爲了限制他們人口的繁殖，優生學應運而生。
這個“金髮碧眼白皮膚”的大型問卷調查，見列昂·波里雅科夫(Leon Poliakov 1910—1997)的《雅利安神話》(The Aryan Myth，1971)一書。波里雅科夫是出身於俄國的猶太人後裔，先後在意大利和法國生活，是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對納粹種族主義和歐洲反猶主義的研究，是西方學界這方面的重要著作。《雅利安神話》這本書是他視野最開闊、理論意義最重要的作品，今天仍然是這個領域的必讀書之一。這本書並非僅以德國和納粹爲對象，而是對以雅利安人神話爲極端的人類自我崇拜的種族觀念在整個歐洲範圍內做一個系統的清理，包括了從英國到俄國的所有歐洲大國。在波里雅科夫看來，尋找一個單一祖先，以生理和外貌的特徵來定義國族共同體，以爲它比一般的民族主義更有凝聚力，這是人類社會的痼疾，並不以某個特定的理論和運動的成敗而決定其存亡。
“優秀品質”是種族和民族特徵嗎?
當種族主義者說“‘我生於一個優秀種族’，的時候,他的意思是，他的種族具有更好的品格。納粹吹噓他們有特殊的種族靈魂，但當他們需要把整個一代人塑造成這樣的類型時，他們就根本不相信這個所謂的‘種族靈魂’了：他們費盡心思在學校教育中確保某種課程的地位，強行把具有反納粹思想的父母和他們的孩子分開，規定男孩必須加入納粹青年組織。通過這些手段，他們獲得了他們需要的那個品質。但這完全是有計劃地精心地訓練出來的，不是什麼與生俱來的。”
這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茲·本尼迪克特在1943年出版的《人類諸種族》(The Races of Mankind, 與珍·威爾梯許合作)中的一段話。接下來她又對傳說中的“大和民族的優秀品質”做了類似的評論，指出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國家對國民實行了系統的教育和改造，又通過數次戰爭，把在開國初期被一些西方人形容爲是“在花間翩翩飛舞的蝴蝶”的日本人改造成了赳赳武士。但從種族和“血脈”來看，二戰時期的日本人和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人沒什麼不同。
和任何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一樣，種族主義也有邏輯上的以及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就像上面的事例一樣。但這樣的矛盾並不會影響它的傳播和接受，更不會妨礙它成爲某個國家政權的指導思想。人性中非理性的因素和出於利益的考慮是很多人接受自身破綻百出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原因。
本尼迪克特師承美國人類學家、文化多元論的創始人佛蘭茨·波阿斯，學生是以對太平洋土著民族的研究而知名的瑪格麗特·米德。本尼迪克特在中國以《菊花與刀》知名，但她關於種族主義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要更早，影響也更久。1939年她休研究假的時候，正值二戰爆發，人類學家的社會責任感促使她寫作了《種族：科學與政治》，1940年出版,成爲二戰時期美國學界和公衆瞭解這個問題的簡明讀本。
種族與種族主義問題在本尼迪克特之前在歐美就已經有大量的討論，但當代種族主義研究在學理和政治正確兩方面大概開始於1930年代。“種族”一詞早就有了，而“種族主義”概念是納粹上臺後開始流行的。本尼迪克特在書中主要說清楚了種族與種族主義的區別，指出種族概念除了用於描繪外貌特徵，沒有任何社會、文化和心理的意義，所以社會科學不研究種族，但研究種族主義。她強調種族主義是現代迷信，用來爲政治權力和集團利益服務。“種族主義是一種教條，它認爲一個族羣被自然詛咒，置於遺傳性的劣等地位，而另一個被賦予遺傳性的優越地位。這種教條認爲文明的希望就在於滅絕某些種族，保證其他種族的純潔。”。
破除種族主義神話的關鍵，在於否定它構建的種族外貌與內在品質之間的聯繫。本尼迪克特說:“當一個納粹分子說‘我是藍眼睛的雅利安人，而你是非雅利安人’的時候，他的意思是‘我是優秀的，你是低劣的’。”科學家應該反駁說：“不錯，你頭髮的顏色比我的淡，你的頭顱比我的長，你的個子比我高，你是北歐人種(人類學家稱北歐人種而非雅利安人種)，而我的髮色比你的深，我的頭顱更圓，我沒有你高，我是南歐人。但你有什麼證據說你比我優秀?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本尼迪克特這本書特別之處是，收集了大量名人學者與種族概念和種族主義有關的言論，在“看他們怎麼說”的標題下置於各章結尾處,既避免了將這些言論硬塞進書中，又與讀者分享與各章內容有關的歷史資料。例如，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告誡說：“千萬不要從不列顛去弄奴隸，因爲他們的蠢笨使得他們絕對不可能適合雅典家庭的需要。”西塞羅的時代還沒有種族的概念，更沒有種族主義，但這話把野蠻的“不列顛人”和文明的雅典社會之間的差別本質化了，離種族觀念已經很近。在歐洲古典時期，不列顛人的祖先不但也曾經被賣爲奴，而且還被視爲等而下之的奴隸，對於一個近代史上的販奴大國和種族優越感強烈的民族，這似乎是一個諷刺。
對文化特色的過分強調
有“文化種族主義”之嫌嗎?
很多人對於種族問題有一個誤解，好像它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是由不同種族的外貌和生理特點決定的，是一望而知的，所以向來如此，比較典型的是對猶太人和非洲裔黑人的種族性看法。喬治·費裏德克森(George M. Fredrickson)是美國研究種族主義的著名歷史學家，他的《種族主義簡史》(Racism: A Short His-tory 2002)在美國學界受到廣泛的認可。他告訴讀者：種族觀念在古代和中世紀歐洲社會都基本不存在，種族主義更是近代歷史的產物。猶太人和黑人在古代和中世紀的形象都和近現代不一樣，根據族裔和生理特徵將他們固化爲種族性的他者是很晚近的事。
反猶主義在歐洲有久遠的歷史，根源在於和基督教的衝突。耶穌受到猶太長老的迫害和猶大的出賣，猶太教堅持《舊約》，主流猶太人拒絕皈宗基督教，這些使得他們成爲歐洲清一色基督教世界中的異數。而這個異數又和基督教同源，這比異教更讓很多基督徒痛恨。費裏德克森認爲，基於宗教原因的反猶主義有內在的矛盾：一方面由於基督本人也是猶太人，所以反猶主義難以發展到把猶太人整體本質化爲他者的地步;另一方面，猶太人被視爲犯下“弒神”原罪的羣體，確實受到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敵視。但一般來說，教會對猶太人的態度相對溫和寬容，只要他們皈依本教就不再視爲他者，但底層基督徒對猶太人的態度則更爲敵對，中世紀幾次暴力反猶事件都是普通基督徒策動的。但直到晚近，反猶主義都沒有發展到完全敵對和暴力的地步。
至於非洲黑人，很多人認爲對他們的歧視一直和膚色有關，但費裏德克森說，早期和中世紀歐洲都缺乏這樣的證據。黑色在很多文化中都兼具善惡的含義。一方面它可能象徵黑暗、死亡和邪惡，但另一方面教士和修女都穿黑袍。在基督教歷史傳說中，第一個皈依基督教的非猶太人，是來自埃塞俄比亞的服務於宮廷的黑人高級太監。中世紀歐洲教會甚至存在過對非洲黑人的親近感(Negrophilia, 類似於啓蒙時期對中國文化的強烈好感，即Sinophile)，其來由是教會相信一個名爲普萊斯特·約翰的埃塞俄比亞黑人基督教國王會幫助基督教抵抗伊斯蘭教的擴張(埃塞俄比亞自羅馬帝國時就有了基督教傳播的歷史，還是最早的基督教國家之一)。
種族意義上的反猶主義和對黑人的歧視是近代歷史的產物，是現實的權力結構片面地利用和扭曲了不同人羣之間的關係，把宗教和文化意義上的對立和差別本質化爲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特徵，從而爲完全地排斥和消滅、或者是剝削和利用某個人羣製造藉口。費裏德克森說“區別和權力”是種族主義的兩個成分。種族主義“起源於一種‘他者’與‘自我’之間的差別是永久性的和不可溝通的心態。這種差別意識爲對族羣和種族的他者行使強權提供了理由和藉口，而這種強權如果使用在本族羣和種族成員的身上則被認爲是殘忍不義的。”
就猶太人來說，這種權力結構就是在近代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產生後，猶太人跨國離散族羣的身份(即民族國家內部的他者)在金融商業和文化等領域佔有的一定的優勢地位使得他們成爲很多民族主義者的眼中釘和替罪羊。猶太知識分子的國際主義聯繫和意識形態傾向更增強了這種敵對性看法。爲了在國家權力結構中排斥和壓制這個非我族類，猶太人的種族性被故意放大和突出了，猶太人被本質化爲與民族國家格格不入的外人甚至是邪惡的羣體。這時的反猶主義雖然是從原來的宗教衝突發展而來的，但和它關係不大了，法國的德雷福斯案件和俄國的排猶暴力都不以宗教爲名，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的納粹更不信奉基督教。他們的反猶主義就成了種族主義。
而對黑人來說，種族主義首先是爲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度辯護的，其次是爲種族隔離和歧視服務的，這些都是現實的權力結構。美國的種族制度嚴格保護所謂白人的血統，很多白人和黑人奴隸的後代其膚色已經非常淡了，放在另一個社會很可能被認爲是“白人”，但在種族隔離下的美國就是“有色人種”，目的是爲了限制在現存權力結構中享受“白人”特權的羣體的範圍。
費裏德克森沒有提到針對海外華人的種族主義，其實這也是一個合適的事例。在世界範圍，華人可以和猶太人以及黑人並列，是典型的離散羣體：他們都有明顯的外貌特徵，有強烈的族羣意識，在一些國家至少在歷史上都被主流族羣視爲外人。但和猶太人和黑人一樣，對華人的種族主義也不是從華人一開始海外移民就有的，而是隨着華人移民數量的增加，所在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各國經濟和社會的權力結構產生了衝擊，這時候華人的形象就被漫畫化地貶低了，本質化爲雖然勤勞但卻低劣的人種。他們的繁殖還會威脅所在國的人口和秩序，這就是19世紀末“黃禍論”的背景。
所以，種族主義發展的歷史順序，是現實的權力關係或者利益訴求在先，觀念和理論不但在後，而且是可以根據權力結構作修正的。那種認爲種族關係由生理和外貌特徵決定的“常識”，不但缺乏歷史根據，而且有迴避是非之嫌。例如，當提到某個特定種族或族羣時，對他們反感的人馬上就會指出自己的反應是很自然的，基於對方的生理特徵和生活習性而非對他們的社會性歧視。但歷史上有太多的事例說明當一個被厭惡和拒絕的羣體獲得了政治和文化權力的優勢後，對他們的那種“自然”的厭惡就會逐漸消失和淡化。當然，一種觀念形成以後，它會脫離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一定程度上單獨地作爲偏見傳播，例如很少有猶太人和黑人的社會也會對這些羣體產生偏見，不過那不但是傳播的問題，而且也會曲折地反映權力和利益衝突。
種族主義通常表現爲從外貌、生理和遺傳的角度來定義羣體和個人的身份以及更內在的東西(羣體身份和品質優劣都由外貌一望而知)，這是世界歷史上過去常見的。但通過對種族主義的歷史考察，費裏德克森強調將羣體之間的區別本質化，是理解種族主義最關鍵的因素。據此他指出，對任何因素的過分強調都有將它本質化的危險。在一個已經難以公然用外貌特徵來定義個人身份的後種族主義時代，費裏德克森認爲具有“決定論性質的文化特殊性”可能在實際上替代種族主義的功能。這裏的“文化特殊性”不包括任何古典種族主義的生物學特徵，而是指宗教、歷史、語言和傳統等等“文化”因素。
如果一個羣體的各種“文化特色”被自己或者他人誇張到了幾乎是與生俱來和不可改變的，那麼它在實際上就把這個羣體變成了異類。費裏德克森此書出版於2002年，其中他提到穆斯林有可能被“本質化”的危險，但沒有闡發。這個本質化，我的理解應該不但包括“被本質化”也包括“自我本質化”。費裏德克森稱這種傾向爲“文化種族主義”，這是值得當代讀者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