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石如(1743年—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避嘉慶帝諱，遂以字行，後更字頑伯，因居皖公山下，又號笈遊道人、完白山人、鳳水漁長、龍山樵長，安徽懷寧縣白麟畈(今安慶市宜秀區五橫鄉白麟村)鄧家大屋人，清代篆刻家、書法家，鄧派篆刻創始人。
往事略集
清代書法大家鄧石如的行書《陳寄鶴書》還與歷史上一段著名的軼事有關。鄧石如家中養兩隻鶴。據說，這兩隻鶴的年齡至少有130歲。一日，雌鶴死去了，僅隔十幾天後，鄧石如的髮妻沈氏也相繼去世。這種巧合，在當時的文人當中產生了很多聯想。59歲的鄧石如傷心至極，雄鶴也孤鳴不已，與他相依爲命。因不忍再看孤鶴悲慼的樣子，鄧石如於是擇地三十里外的集賢關佛寺，將鶴寄養僧舍中。從此，他擔糧飼鶴，三十里往返，每月堅持不懈。忽然，又一日，正在揚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傳報，雄鶴被安慶知府看中，抓回了府中。他即刻啓程趕回安慶，用行書寫下了《陳寄鶴書》向知府陳情上書索鶴。
這篇文章寫得哀婉動人，催人淚下，氣勢排山倒海，文辭如雲幻天，以極盡排比、擬人等修辭手法歷數得鶴、寄鶴悲欣往事。爲了這隻鶴，他可以將生死置之度外，正如書中所寫“大人之力可移山，則山民化鶴、鶴化山民所不辭也。”知府接書，無言以答，不日將鶴送還佛寺。
鄧石如9歲隨父讀書，10歲便輟學，14歲“以貧故，不能從學，逐村童採樵、販餅餌，負之轉鬻”。然在其祖父和父親的影響下，對書法、金石、詩文發生了深厚的興趣，並有長足進步。17歲時，爲“瀟灑老人”作《雪浪齋銘並序》篆書，即博時人好評。自此，便踏上書刻藝術之路。20歲在家鄉設館，任童子師，不耐學生“憨跳”而捨去，隨父去壽州(今壽縣)教蒙館，21歲因喪妻辭館，外遊書刻，以緩悲痛。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他32歲時，復至壽州教書，並常爲壽春循理書院諸生刻印和以小篆書寫扇面。深得書院主講樑獻(亳縣人，以善摹李北海書名於世)賞識，遂推薦他到金陵(今南京)舉人梅謬家學習。梅家既是宋以來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賜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家藏“祕府異珍”和秦漢以後歷代許多金石善本。石如縱觀博覽，悉心研習，苦下其功。在梅家8 年，前五年專攻篆書，後3 年學漢分。於四十七年他40歲時，離開梅家，遍遊各處名勝，臨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錘鍊了自己的書刻藝術，終於產生了“篆隸真行草”各體皆備、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乾隆四十七年，他遊黃山至歙縣，結識了徽派著名金石學家方君任和溪南經學家程瑤田，及翰林院修撰、精於篆籀之學的金榜。後經梅謬和金榜舉薦，又結識了戶部尚書曹文埴。 乾隆五十五年秋，弘曆八十壽辰，曹文埴入都祝壽，要鄧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輿從大隊同行，而戴草帽，穿芒鞋，騎毛驢獨往。 至北京，其字爲書法家劉文清、鑑賞家陸錫熊所見，大爲驚異，評論說：“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後遭內閣學士翁方綱爲代表的書家的排擠，被迫“頓躓出都”，經曹文埴介紹至兵部尚書兩湖總督畢源節署(署武昌)作幕賓，併爲畢源子教讀《說文字原》。在署三年，不合旨趣，遂去。
乾隆五十九年他52歲時，由武昌回故里，買田40畝，翌年建屋一棟，並親書匾額“鐵硯山房”置於門首。常將書刻售資救濟鄉人，貧不能葬者，都盡力資助。以後的10年，他的書刻藝術越臻化境，他不顧年邁，常遊於京口(今鎮江)、南京、揚州、常州、蘇州、杭州等地。臨終前一年，還登泰山，會晤友人，切磋技藝。60歲時，他遊京口，結識包世臣，授書三年，並以書法要訣示曰：“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包以其法驗六朝之書都全符合。他63 歲臨終這一年，仍收錄門生程蘅衫，爲篆書《張子西銘》。 是年，得知涇縣有八塊碑需以大篆、小篆、分書、行楷各體書寫，慨然應邀，僅書一碑因病而歸，陰曆10月卒於家。
民間奇人
鄧石如身材高大，胸前飄一綹長長的美髯，遇人落落，性格耿介，無所合，無款曲，無媚骨，無俗氣，稱得上頂天立地的一個偉男子。
因爲其祖輩出身寒微，枯老窮廬，他的一生更備嘗人間的酸甜苦辣，過着“採樵販餅餌，日以其贏以自給”的生活。他以“山人”自居，於荒江老屋中高臥，把功名兩字都忘記了。
爲什麼淡泊如此?他生活的時代，是歷史上堪稱盛世的“乾嘉時代”。他來到這個世界時，政局早已穩定，天下亦早已被愛新覺羅氏那雙射鵰射虎的手撫摩得比較熨帖了。生活隨着時間的河流，日復一日地平靜地流去。我們只知道他戴草笠，着芒履，策毛驢，浪跡天下名山大川，有如雲水之間孤獨的浮鷗。他的好友師荔扉曾經送他這樣兩句詩：“難得襟懷同雪淨，也知富貴等浮雲。”看淡了浮華、浮誇、浮名，也就與浮躁相去甚遠。“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那種懷才不遇的牢騷他沒有;“患名之不立，患年之不長”，賈逵的雄心進取他缺乏;“名飛日月上，義與風雲翔”，李白的濟世大志他也不具備。他只是歸於淡，把世間萬物都看得淡了，淡到自甘寂寞，遠離紅塵。可是，他又真正地熱愛着書法，一天也捨不得丟棄。每日清晨，他研一盤滿滿的墨水，就着淨幾揮灑，必待墨水用幹了才上牀休息。所謂“熱愛”，在鄧石如的人生裏，除了出身寒微，飽受生活的煎熬以外，還得把功名利祿置於腦後而全身心地投入藝術的艱苦錘鍊中。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更不願像某些“名人”那樣熱衷於今天上電視，明日登報紙，後天獲大獎，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難過。
當年，他爲湖廣總督畢沅的幕友時，“與人論道藝，所持侃鑿，絲毫不肯假借，布衣棕笠，貴客公卿間，岸然無所詘也。”儼然一種平民藝術家的本色。但是，“日見羣蟻趨羶，阿諛而佞，此今之所謂時宜，亦今之所謂捷徑也。得大佳處，大抵要如此面孔。而謂琰能之乎?日與此輩爲伍，鬱郁殊甚。”他看不慣官場的羣蟻趨羶，也不願阿諛權貴。那麼，雖爲幕友，卻也是落落寡合的——他不適合那個生態環境。於是，他拂袖而去，返回民間，適者自適，從此一生六十餘年再也沒有混跡於官場。
鄧石如不願媚俗取巧的頑固，說得斯文與時髦一點，是不是他正有着平常文人欠缺的所謂“平民意識”或“民間情結”?鄧石如原名琰，字石如，自號頑伯、完白山人、完白山民、龍山樵長、鳳水漁長等。以石自比，以頑石自況，一個山野之人的特立獨行，飄然如在眼前。說到鄧石如的爲人，與他同時代的人評價甚高。有說“高尚”、有說“高潔”。我這裏只說兩件事。第一件，鄧石如初入都，當時的人都以內閣學士翁方綱爲書法的宗師，翁亦驕橫一時，而鄧石如“獨不謁”。不去登門拜訪翁宗師，是不願結交權貴呢，還是本身就看不起他的書法?我不敢妄猜。但後果卻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盛氣凌人的翁方綱極度貶抑鄧石如的書法，而鄧石如一笑置之，“不與校也”。另一件事，也許可以見出鄧石如的高潔了。鄧石如常居集賢關，得一鶴，精心餵養後蓄於僧院中，他陪它散步，它伴他讀書，“朝朝兩件閒功課”。不料，某太守見而愛之，攜鶴而去。鄧石如極是不平，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索還。從此，與鶴爲伴，晨昏無間。鄧石如死時，那鶴髮出尖厲的唳聲，哀鳴數日後，打了一個旋，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羽化而去。鶴唳、青空、遠去——這是我心頭漫過的圖景，也是眼前流過的詩境。是的，一襲布衣，仰視蒼天，有所牽掛而來，無所牽掛而去;既知萬物有靈，更輕身外之物;“你自歸家我自歸”——人鶴兩化，只留下一段聚散情義於古今。他的好友、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給他寫過這樣一副對聯：
茅屋八九間釣雨耕煙須信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竹書千萬字灌花釀酒益知安自宜樂閒自宜清。
不慕富貴而自然雋永，不鬧情緒而曠達平和。釣雨耕煙，灌花釀酒的人生，洗去的是庸脂俗粉，塵泥污垢，浸潤出來的卻是經史子集裏的書卷氣質和一身的仙風道骨。於人，互爲表裏，安身立命，也可以“隨心所欲不逾矩”了。人生一達這種境界，藝術的深沉和久遠便應運而生。
作爲震古爍今的書法大家，鄧石如是以貨真價實的創新贏得我們尊敬的一個典範。與他同時代的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把他的書法列爲“神品”，譽爲“四體書皆國朝第一”。書法史上以“我自成我書”自負的“濃墨宰相”劉墉，當時見到鄧石如的字，拍案驚呼道：“千數百年無此作矣!”連眼界很高，學富五車的康有爲，貶顏(顏真卿)貶柳(柳公權)，貶晉帖，貶唐碑，而對鄧石如之書不僅高度評價，還把他作爲劃時代的一個標誌。平心而論，卑唐貶晉，失之公允，而對鄧石如的評價則言之成理。清代篆隸書的革新和碑學的興起，開拓出傳統書法的新生面，這個蓋世功勳是由鄧石如悄悄地在山野之中建立起來的。鄧之篆書結體的靈動，用筆的自然，打破了自李陽冰以來僵化的傳統格局，難怪他這樣自負：“何處讓冰斯(斯指李斯)?”鄧石如在書法理論上也頗多創見。“計白當黑”之論把“筆不到而意到”的道理具體化了。“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則把虛實對比的藝術理論闡釋得明白如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