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歷史以最神祕的造化，在一個最慘淡、最苦痛的人間，生化了一羣最自由揮灑、最意象寥廓的青年。“少年中國學會”的幾千名中國少年，其中包括毛澤東、李大釗、鄧中夏以及被多數後人遺忘的王光祈……後來成爲整整一個世紀的歷史主角。
1919年7月，王光祈、李大釗等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圖爲1920年週年紀念時部分會員在北京岳雲別墅的合影，右三爲李大釗。
1918年冬天，23歲的李璜出夔門、經上海，跋涉大半個月來到北京。這一天，在米市衚衕便宜坊的一家烤鴨店，北大教授李大釗設宴爲他洗塵，同時在場的還有分設中學堂同學王光祈，北大學生鄧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釗的密友陳淯。李璜記得，六個人剛剛坐下，又有兩名青年冒雪而來。王光祈介紹說，他們也有意到法國勤工儉學，“聞我將往，甚喜，願一談”(李璜《學鈍室回憶錄》)。
此時，歐洲大戰已經結束，斷絕四年的中法航線也行將恢復。李璜此來，正是應“留法儉學會”之召、前往巴黎勤工儉學的。後來，他這麼回憶當時的情形：“我注視趙毛兩會友，似較我輩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這一天，與兩位“會友”，李璜稱兄道弟、極爲親熱。儘管初初相識，但他們同屬“少年中國學會”(以下簡稱“少中”)的籌備成員。他們年輕、純潔，心中有着無盡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懷。
幾十年後，李璜說，那個午後他永生不忘。因爲在那張小小的圓桌邊，他見證了人生的無常、命運的殘酷以及歷史的分合。那個高個子的“會友”是毛澤東，黑皮膚的是趙世炎。與李大釗、鄧中夏一樣，他們後來都成爲共產黨的主要首領。晚年李璜在寫作回憶錄時，依舊稱呼他們爲“會友”。
1920年7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岳雲別墅集會慶祝“少年中國學會”成立週年紀念時的合影
籌備少年中國學會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爲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間“狹陋不堪”的小屋裏，26歲的王光祈起草着發起少中的計劃書：“……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託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這寥寥幾十字，勾勒了一個溫和、漸進、旨在改良社會的青年團體。
所謂“專門學術”，指的是近代學科。晚清以來，分工、專業理念漸漸興起，學制革命更造就了一個基於分工和專業化、包含類別五花八門的新羣體，“知識分子”。然而，興辦學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態，乃至“學而優則仕”的舊觀念，無時不刻地籠罩着學界。
清末興學之弊，影響了民國學子。王光祈記得，他從前的先生中，“講理化、數學的教員……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而以北大爲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長前，學生們上體育課，教員呼喊的口令是：“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
專門人才的匱乏，使“教育救國”、“實業救國”流於空談;與此同時，民國社會之敗壞、人心之沉淪，更幾近病入膏肓、無藥可治。
正因此，構築“新骨架”、奠基新社會，已成爲這個國家的第一急務;也因此，舉凡公會、社團、自治組織、民間團體、輿論機構、工商企業，乃至“社會公德”的培育、契約精神的形成……種種社會的紐帶物、“民衆的聯合體”，無一不是不可或缺、百廢待舉。王光祈認爲，少中應成爲各種社會事業的發動機;他爲此寫道：“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
王光祈斷言，只有造成“中國社會之基礎”，並“基於社會之實力”，才能最後解決作爲社會產物的“政治問題”。而在此之前，“勿爲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
顯而易見，王光祈的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梁啓超式的改良痕跡。如果說，作爲“支筆橫掃千軍”的天才報人，梁啓超是近代中國的啓蒙者，而《新青年》作者羣被視爲“第二代人”的話，那麼，遠離政治、關注社會、力主改良、強調漸進……則始終構成幾代知識者通往現代中國之路的着眼點，也始終左右着幾十萬知識分子的個體選擇。王光祈這一代人登臺之初，並不例外。
1918年4月，王光祈完成了這份長達萬餘字、名爲《吾黨今後進行意見》的計劃書。他將它寄給遠在東京的曾琦，“商榷意見”。
日本的“學生救國團”
曾琦，四川隆昌人，1892年生。這個時爲日本中央大學學生，曾被舊日同學郭沫若譏爲“補人”(四川方言，意爲可笑之人)、“老夫子”的26歲青年，有着異常複雜、混沌的面貌：一方面，他守舊、固執，即使在白話文運動興起後，他也旁若無人地寫文言文、作舊體詩，並且言必稱王陽明、顏習齋;另一方面，他又頗具大時代青年的氣息，他的日記時常出現“生於亂世”、“力挽狂瀾”的字樣。他混雜了新與舊、文明進化與因循保守的諸多色彩。
在幾千名中國留學生中，他有着極廣的人脈、很高的聲望。他也正籌謀創建一個學會。正因此，接到王光祈《意見書》後，他當即委派同學雷寶菁前往北京，“接洽一切”。
那麼，在曾琦的最初設想裏，他是否計劃以東京爲中心、建立學會的日本分部呢?畢竟，還要兩年多時間，他才能完成學業、回到中國;畢竟，三千餘名留日學生藏龍臥虎、人才濟濟……
但，彷彿是他們集體命運的一個隱喻、一種象徵：幾乎是雷寶菁剛剛抵達北京、還來不及安頓下來的日子，在日本列島，一場突如其來的救亡風潮爆發了。它不僅改變了曾琦的計劃，迅速催生了“少中”、“國民”等青年社團;它並以令人悲欣交集的變奏，伏筆着“第三代人”未來的命運變遷。
歐洲大戰爆發後，亞洲的權力真空出現了。此後幾年，日本攻佔青島、拋出“二十一條”、執導西原借款、攫取北滿特權，遠東的新格局逐漸形成。在歐洲遠東艦隊紛紛撤離太平洋後，門戶開放、“利益均沾”的舊世界，從此一去不復返，一強獨大、吞併鯨食的可怕前景出現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學生的暗啞呼喊、紛飛眼淚。
5月4日，《中日軍事協定》簽署前夕，在東京神田的一家飯館，46名中國青年聚集着。他們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餘名留學生。當夜，他們決定全體罷學歸國、“一致對外”。作爲與會代表之一，曾琦被推爲“先發隊”成員。
一艘艘輪船開往上海。在黑壓壓的人頭中，夾雜了一名叫彭湃的廣東青年，一名叫李達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飛的貴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張夢九與鄭尚廉。短短十餘天時間，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餘人”，他們籌集經費、建立機關，決心以“學生救國團”的名義長期活動;截至當年八月，“回國者共達兩千餘人，約佔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揚揚的救亡風潮中，6月25日，曾琦與張夢九離開上海、來到北京。
李大釗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
“予當時所以毅然輟學歸國，尚非僅爲一時之外交問題。”後來，曾琦這樣回顧參與救亡的初衷：“而實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正因此，抵達上海後，曾琦事無鉅細地參與“學生救國團”的籌組，張夢九也出任機關報《救國日報》總編輯。而他們前來北京，初衷也不過是遊說梁啓超、蔡元培，設立一所新學校以安置歸國學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話打消了他的念頭。
幾十年後，在《學鈍室回憶錄》裏，李璜追記了兩人晤談的情形：幾乎剛坐下來，王光祈開門見山地說：“我有一議，思之已久，等着爲你提出。……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張，明明在反對段祺瑞，要在京津發動，障礙必大。而即使發動成功，也不過是一鬨之局，勢難持久。”
換而言之，所謂“救亡”不能指望學潮。在這樣規勸曾琦後，王光祈隨即談到：“應早日集結有志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經過歷練，成爲各項專門人才，始足以言救國與建國的種種問題的解決。”這些立足長遠、重在建設的勸告，讓曾琦欣然接受。這一天，在一拍即合後，曾琦建議學會定名爲“復興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終定名爲“少年中國學會”。
也是這一天，包括李大釗、周太玄、陳淯在內，六名發起人“公推王君光祈爲起草員”，負責起草《意見書》之後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學會規約》。他們並議定，五天後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雲別墅舉行少中籌備會議。
岳雲別墅位於順治門(今宣武門)外溝兒衚衕55號，前身是浙江嵊縣同鄉會館。從6月30日開始，七名發起人在這裏接連會議;他們反覆討論、“修改數次”，終於擬定了共計八章、多達七十條的《學會規約》。在“定名”之後，學會宗旨被歸結爲“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和“轉移末世風俗”。
入會須“由會員五人介紹”，並經評議部認可;會員須研習一種專門學科，不得中途休輟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賭博、懶惰、浪費;不得“接近政黨”;不得虛僞、冷漠、言行不一、“無悛改之心”;甚至，“介紹會員不加審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後來，會員易家鉞在《京報》上匿名發表了一篇罵文，被認爲“吐詞淫穢”、“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產”，而決議讓其自行出會。
連同不久後頒行的《本會徵求會員之標準》，《學會規約》構成了少中“以傳統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鮮明氣質。如果說，苛刻、嚴厲乃至略顯瑣碎的品行要求，讓人想起傳統儒生的修身進德、慎獨自律，那麼，徵求會員的三大標準，“純潔”、“奮鬥”、“對本會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須俱備以上三個條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則讓人想到原典儒學“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鉞之外，此後幾年會員違反《規約》、或被評議部警告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羣羣中國少年的百侶攜遊、“萬類霜天競自由”，讓少中生活無比清新、令人難忘。一名會員後來追憶說：“在少中最初幾年的會員間，實在沒有給我留下半點不良的印象。”(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不僅如此。在《會務》一章，少中明確了“發行報章”、“刊佈圖書”、“組織演講”、“學術談話”等日常活動;在《機關》一章，學會設立了評議、執行、編譯三部;在《職員》一章，則規定了選舉制度和選舉辦法。直到7月21日，《規約》才最終定稿。後來，王光祈回顧說：“岳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
也是在岳雲別墅，七名發起人達成了一項意味深長的決議：學會先設立“籌備處”，以王光祈爲主任，進行爲期一年的籌備，一年之後(1919年7月1日)，學會再正式召開成立大會。
尋找少年中國往何處去的答案
1914年，隨着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捲入大戰，歐洲的心靈也急劇衰老着。大陸這一頭的微茫希望也熄滅了。
這是中國心靈最困頓、最苦澀的時刻：過去的七十年，西風東漸、效法歐美是這個國家漸行漸遠的一條長路;沿着這條路，它已經走得太遠，已經無法回頭了;而歐洲之燈熄滅後，不僅政制、社會、“新民”的老話題，還有思想與精神資源的新困境：它已經一空傍依;它該走向何方呢?
從這裏開始，“中國向何處去?”成爲最迫切、最重大的時代追問。如果說，在梁啓超、陳獨秀那裏，這一切無須作答、彷彿不言自明的話，那麼，對初初步入歷史的“第三代人”來說，無論李大釗呼喊的“青春中華”，還是王光祈心中的那個“光華”、“燦爛”、“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國，都更多是一種意象，一種氣質的書寫，它遠非具體、切實的社會藍圖。因爲他們沒有參照物，他們無法作答。
正因此，王光祈明確表示，十九世紀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運動，“在當時視爲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視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而“吾人所創造非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爲適合廿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也”。也因此，七名發起人一致決議，以一年爲籌備期，尋求何爲“少年中國”、“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
無論如何，伴隨着高遠寥廓、充滿少年風華的氣息，少中的第一輪成員發展開始了。在成都，李劼人、胡助、何魯之、李小舫等人入會;在南京，左舜生、黃仲蘇、阮真、謝循初等人入會;在上海，魏時珍、李璜、楊賢江、鄭尚廉等人入會;在日本，沈懋德等人入會。
少年中國學會創辦人王光祈
自然而然地，分設中學堂舊友成爲少中的主體了。而在分設中學堂諸生外，以盧作孚爲例，這個後來的“中國船王”、民國最傑出的實業家，是李劼人在《川報》的同事;以周曉和爲例，他是周太玄的親兄;以左舜生爲例，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學同學。至於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後來的大漢奸周佛海，救亡文藝家、《義勇軍進行曲》作者田漢，則分別是曾琦、鄭尚廉在東京的同學和朋友。
舊友、同鄉、同學、同事，交織出了少中遍佈全國、遠及海外的會員羣體。這一天，在南京玄武湖畔，左舜生又介紹兩名被河海學校開除的學生入會。他們是後來的共產黨總書記張聞天，以及茅盾之弟、早期共產黨主要活動家沈澤民。
這一天，在李大釗的介紹下，一個高個子、湖南鄉音濃重的湘潭青年，進入了王光祈的視野。他就是“新民學會”創始人、時爲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不久，王光祈這樣評價他，“此人頗重實踐，自稱學顏習齋(作者按：清初儒學大師顏元)之學主實行”。又一些日子後，由趙世炯引薦，一個皮膚黝黑、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他就是趙世炯的弟弟趙世炎。
無一例外地，這些青年處在最清新、最生機勃勃的年齡。古典情懷的滋養，此時尚未消褪;一空傍依的時世與人生，讓他們一方面極目四野、“問蒼茫大地”，另一方面，他們也由此進入了個體與友人、自然、天地無限交融的寥廓情境。
以毛澤東爲例，這一年春天，他和一羣青年在長沙組成了新民學會。在橘子洲頭，他們讀書、辯論、抒情、詠懷;他們上山砍柴，到很遠的泉邊挑水，以蠶豆拌米飯充當一日三餐;他們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談、登高眺遠，他們到愛晚亭邊通宵露宿、“野蠻體魄”……後來，毛澤東以這樣的詩句，回顧詠歎那無比清新、異常廣闊的日子：“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不僅如此。他還以“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情懷，化實爲虛、兼類而及，將中國少年和自然萬物融入了同一意象，從而揮發出生生不息、深邃高遠的宇宙意識。你看，那萬山紅遍、層林盡染，不就是少年中國旭日初昇的景象麼?你看，那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不就是中國少年盡情揮灑、行走人間的比照麼?
這不是一個人的。這是“第三代人”的集體抒發、清新歌唱。在新舊交替、“百舸爭流”的年代，“以天下爲己任”的情懷，讓他們擁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廣闊;作爲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他們又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他們盡得新之美、舊之善。歷史以最神祕的造化，在一個最慘淡、最苦痛的人間，生化了一羣最自由揮灑、最意象寥廓的青年。
而就在他們揮灑潑灑、青春放歌的時候，一種光輝燦爛、最古老也最年輕的思潮，一曲無比清新、近乎天籟之音的時代變奏，那美麗的“安那琪”的旗幟，悄然地席捲、征服了“第三代人”。對無數青年來說，它如同新的轉機，如同閃閃星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