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1835-1908)常被說成是清朝滅亡的罪魁禍首。慈禧固然罪過多多，特別是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時的決策失誤，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但庚子之亂(1900)慈禧逃難回來，面對清王朝內憂外患的嚴重危機，不得不痛定思痛，1900年12月，慈禧發佈《變法詔書》，推行新政，進行各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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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我們常稱讚維新派勇於變革。但若論實際，康有爲黨人除了架着光緒帝亂髮變法詔書，幾乎沒做成一件實務。所有維新或新政成果，反都是所謂“頑固派總頭子”慈禧太后領導所取得，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悖論。長達十年的清末新政，具有明確的現代化導向，在全國範圍都產生了實質性的改變。我們今日仍可感受到的經濟、教育、司法、軍政等諸多現代化成果，大多發端於慈禧晚年推行的新政。
慈禧推行新政，雖是出於維持清朝統治的考慮，但不能認爲她沒有改革誠意。她曾召見主張改良的清末狀元張謇(1853-1926)。張謇問她推行“改革是真還是假”;慈禧說“因不好才改良，改革還有假的不成”。慈禧與大臣談及官場腐敗、改革的困難時，多次感傷落淚，她在《變法詔書》中也說：“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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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既無政治經驗又缺乏改革智慧的光緒及康有爲黨人不同，慈禧深有政治權謀，掌控清朝大權近五十年，使帝國維持着一個政治重心。而這對保持朝廷對改革進程的有效控制，至關重要。慈禧之後便因爲失去了對改革進程的有效控制，出現了“弱國家”狀態和幾十年的混亂。
滿族以少數民族建立專制統治，始終存在尖銳的民族矛盾。慈禧對民族問題持比較開明的態度，她當政時提拔重用的非滿人人官員超過滿清各朝，晚清四大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還有劉坤一、袁世凱等人，都得到慈禧的信任重用，在晚清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相當程度上緩和了民族矛盾。從維新派、改良派都圍繞清廷來推行其政治理念，便證明了這一點。而慈禧之後滿清八旗勳貴強化民族壓迫和歧視，就激使漢族各階層厭棄滿清統治，辛亥革命打出了“驅逐滿虜”的口號(推翻滿清統治後，民國政府隨即明智地改變爲“五族共和”)。
順應世界大勢，慈禧認同了中國實行君主立憲制，於1908年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和九年循序漸進實行憲政的時間表。《欽定憲法大綱》仍將大權統於朝廷，皇帝之下，立法權在國會，行政權在內閣，司法權在各級法院，以附則形式規定：臣民有納稅、當兵、遵守法律的義務;在法律範圍內，享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擔任公職等權利和自由。至時中國成爲君主立憲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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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意識形態的情況，不能簡單批評慈禧拖延推進憲政。參照其它國家憲政改革的歷程，清朝如能在九年內實現了君主立憲制改革，應該是非常了不得的進展了。
慈禧撒手西去時(1908年10月22日)，中國知識階層和士紳商民的主流，知道急劇變革的負面效應，還是希望和平漸進，建立君主立憲。如果在慈禧能更早一些轉變對改革的態度，或慈禧之後有一個明智持重一些的執政班子，清朝是有可能完成君主立憲制改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