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顧名思義是“帝國”的對立面；“民國政治”的核心是民權與民主；“帝國政治”的核心是君權與專制。所以，“清廷爲什麼會被民國取代”這個問題的實質有二：其一，“民權和民主”何以會取代“君權和專制”，成爲晚清朝野知識分子的共識；其二，清廷爲何自身不能發育出民權與民主，而只能被新政權取代。梳理“民權”思想在晚清朝野的流變過程，可以解答這兩個問題。
1、1895年前後，革命黨人孫中山對“造成民國”還毫無興趣
國人最早於何時萌發出要造一個新“民國”來取代舊“帝國”的意願？這個問題無法考據，畢竟不能把當日每個國人的政治理念一一弄清。但至少在1895年之前，作爲當時最具聲望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對“民國”還沒有任何概念。他滿腦子所想，每日裏所做的，僅僅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換言之，他的革命目標，不過是“排滿”罷了。至於“排滿”成功之後怎麼辦，孫氏覺得，找個漢人做皇帝也挺好。
對自己的這段經歷，孫氏本人並不隱諱。1910年，他在與劉成禺的一次談話中說道：“我青年時代主張只要推翻滿清統治，漢人做皇帝也可以擁戴。當時與我結爲莫逆之交的楊衢雲，則表示非造成民國不可。一次爲此發生激烈爭論，楊衢雲揪住我的辮子，要跟我動武。現在楊衢雲已經爲革命犧牲了，我繼承其志，發誓要建成民國，有帝制自爲者，我必定要加以討伐。”
孫氏與楊衢雲發生交集，是在1895年於香港聯手設立興中會。按孫氏自述，其革命目標重新定位爲“造成民國”，是深受了楊衢雲的影響。這影響的過程之激烈，甚至到了動粗的程度。由此不難看出孫氏在1895年之前，對“民國”其實毫無概念，更談不上有任何信仰。孫氏如此，1895年前後的國人，對“民國”的認知程度可想而知。
2、1898年維新，官方閉口不談“民權”，但民間對“民權”的熱情已初具規模
1898年的百日維新，就其最終付諸實施的具體內容而言，無非是振興工商業、練兵、興學校、變科舉而已，與“振興民權”毫無關係。以往說起戊戌維新，總講它是“資產階級改良”，它的目標是要實現“君主立憲”，現在看來，這些結論都很可笑，既沒有什麼“資產階級”參與其中，實際舉措裏也沒有絲毫“君主立憲”的味道（所謂“君主立憲”，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擴張民權、限制君權）。不但具體的維新舉措裏沒有任何“主張民權”的內容，即便是作爲一種願望，“主張民權”也絲毫未曾體現在數量衆多的上書之中——即便那些上書中提到“開議會”這樣的字眼。
對此，戊戌變法史研究專家茅海建先生有過一段總結：“在我所見的275件上書中，論及議會者不過以上數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儘管從其他材料來看，當時人對議會的議論頗多，而在正式上書中，言及議會者很少。在有限的議論中，並沒有涉及到西方代議制之根本，即議會的權力及議員的產生方法，更未談及議會之理念，即‘主權在民’。他們的心目中，西方議會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與中國古代的君主‘詢謀’是相接近的。”當然，說得最直白的，莫過於“維新旗手”康有爲，他在《國聞報》上刊登文章《答人論議院書》，明確反對在中國“開議院、興民權”，說什麼“議院這個東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於國權全部匯聚於議院，而政務運作行之有效。但我竊以爲議院制度在中國不可行。天下各國國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國身上。……中國惟有以君權治天下一條道路可以走。……今日那些主張議院，主張民權之人，實乃幫助守舊派自亡其國之人。”
與朝堂之上，也就是體制內官員閉口不言“民權”相反，處江湖之遠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對“民權”的追捧則已頗具規模。譬如：梁啓超執教湖南時務學堂時，即懷着“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權”激勵學子，將當世政治體制視作“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又如唐才常曾說：“西例，以民爲國本，國爲公器，民叛君未叛國，君虐民斯叛國，國與君顯有區別。……其意頗合孟子，公羊之微言。”甚至被後世目爲頑固派知識分子的葉德輝，也曾說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與議國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識，不足與論民權”；嚴復說得最露骨：君既然出於民“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樑、唐二人當時均系革命黨，而葉、嚴二人則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見當日改革派與革命黨均以“擴張民權”爲終極目標。
3、1900年國難，使體制內改革派痛感國家亟需一種新的“民主決策機制”
1900年的巨大災難，對帝國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極爲關鍵的分水嶺。孫中山對此深有感觸，他曾比較過1895年10月廣州起義與1900年10月惠州起義的民心之別，深有感慨地說，同樣是失敗的起義，民意的反饋卻大不相同。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爲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孫氏因此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民意的這種巨大變化，在體制內也有相似的體現。庚子年前，體制內改革派私下裏或許對“興民權”極感興趣，但公開的奏摺裏，卻從來不敢提這三個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談及“議院”一類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種“智囊機構”而已，絕不會對至高無上的君權造成任何損害。但1900年的巨大災難，讓許多體制內改革派對朝廷的“寡頭專制決策機制”徹底喪失了信任。亂局起後，東南督撫們敢於抗旨，拒絕北上“勤王”，而擅自搞“東南互保”，本就是對朝廷“寡頭專制決策機制”的一種否定。而兩廣總督陶模在亂局初定之際，上書朝廷，要求設立議院，則是希望用一種新的“民主決策機制”來取代舊的禍國殃民的“寡頭專制決策機制”。陶模說：“議院議政，而行政之權仍在政府，交相爲用，兩不相侵”——很明顯，陶模設想中的“議院”，擁有國家政務的決策權，“政府”擁有的則只是執行權。
陶模的這種要求，與當時的民間輿論遙相呼應。梁啓超說“必取數千年橫暴渾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浙江潮》雜誌刊文說“立憲政體之要素，在人民有參政權”；《大公報》說：“圖治之根源，首在立憲法，予民權。如此……則中國之前途或猶可補救於萬一”；……
但對朝廷來說，開議院這樣的要求，是難以接受的。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實只幹了四件事情：1、整飭吏治，調整機構；2、整頓軍隊，編練新軍；3、振興實業，獎勵工商；4、改革教育體制，變更人才選拔方式。這些內容，其實與當年的戊戌維新，並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戊戌年這些舉措沒有能夠深入搞下去罷了。而對朝野內外要求“立憲法、開議院”的呼聲，“寡頭專制決策層”的態度是充耳不聞。慈禧很明白：“立憲法、開議院”，對國家而言，是政治體制改革；而對“寡頭專制決策層”而言，則是權力的重新分配。
4、1905年廢除科舉，傳統士紳不得不向“議員”轉型，“民權”呼聲隨之高漲
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雖然給了很多體制內、外知識分子“證明”立憲政體優於專制政體的機會，但這種“證明”，知識分子自己並不一定信，朝廷則根本不信。因爲遍觀當日的評論文章，並沒有人能夠講出一種使人信服的邏輯，來解釋日本戰勝俄國，確確實實主要是因爲政體的差異。儘管如此，日俄戰爭仍然大大刺激了當時的國人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追求——這場在中國國土上進行、而中國無力抗議，竟只能恥辱地宣佈“保持中立”的戰爭，對國人變法圖強的決心的刺激可想而知——1905年，帝國8位總督當中，已有5位明確上奏要求朝廷“立憲”了。迫於此種壓力，1906年，朝廷不得不宣佈“預備立憲”。
似乎是爲了更好地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在因“預備立憲”而頒佈的《各省諮議局章程》裏，朝廷規定，“有舉貢生員以上之出身者”，是構成議員的選舉與被選舉資格的重要條件。稍後的統計數據，也證實清廷的這一規定得到了很好的落實，在清末各省諮議局中，有科舉身份的紳士議員，一般佔到了議員數的90.9%以上（據臺灣學者張朋園教授統計）。
朝廷此舉看似得計，其實不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1905年的廢除科舉是“破”，1906年的預備立憲是“立”，破立之際，正是“舊帝國”向“新民國”轉換的關鍵。但朝廷沒有認真處理好這個關鍵。一破一立之間，支撐帝國統治的中堅力量，也就是傳統士紳們，本已平靜完成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轉換，從傳統士大夫蛻變成了近代民權、憲政政治裏的“議員”；如果朝廷能夠主動、順利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從以“君權神授”爲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傳統中國，轉型爲以“民主憲政”爲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近代中國，則可以與已完成轉型的傳統士紳完全接榫，從而實現從“帝國”到“民國”的平穩過渡。但可惜的是，朝廷最終拒絕以民主憲政爲核心來構築自己新的政權合法性——1908年11月，慈禧去世，臨終前忽嘆曰：“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如此也就不難理解1906年“改革”、“立憲”等名詞在媒體上的使用次數的大爆發（據金觀濤教授約一億兩千萬字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關鍵詞搜索結果統計）；更不難理解傳統士紳在1906年之後，爲何高度熱衷於呼籲朝廷儘快兌現“立憲”的諾言：落實了“立憲”，才能落實他們的“議員”地位。
5、1908年，朝廷用“日式立憲”搪塞立憲派，反激起立憲派對“民權”的狂熱呼籲
1906年“預備立憲”的詔書頒佈下去之後，無論朝廷是否願意，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總要有個兌現。一方面要兌現承諾，一方面又不願意真交出君權、承認民權，朝廷的辦法是偷天換日，用“日式立憲”來搪塞要求搞“英式立憲”的體制內改革派。
“日式立憲”實際上就是明治維新，其核心是“廢藩置縣”，即把權力從地方（諸藩）收歸中央，建立一種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天皇擁有無限的權力；當然，其中也有許多學習西方的內容，但無外乎是效仿西方發展工商業的模式、效仿西方興辦教育的模式、效仿西方的練兵模式而已。顯然，這與體制內立憲派所要求的 “英式立憲”，相差甚遠——立憲派們固然並不完全明白“英式立憲”的真諦（其實英人當年也還在摸索），但“限制君權、擴大民權”這一點絕對是共識。中國早在秦始皇時代，就已經實現了君權至上的中央集權；這種君權至上的中央集權，本是立憲派們要革掉的舊體制，朝廷反以之爲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沒有比這更滑稽的改革了。
但朝廷終究一意孤行，於1908年出臺了“日式立憲”的《欽定憲法大綱》，滿篇皆是各種“議院不得干預”：“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佈者，不能見諸施行”；“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君上調遣全國軍隊，制定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君權之囂張，對照民權之仄逼，實在過於鮮明。所以，作爲反擊，待1909年各省諮議局議員選舉塵埃落定，1910年，在各省諮議局的領導下，接連掀起了四次大規模的“請開國會”的請願運動。朝廷的一意孤行引來了立憲派對“民權”更強烈的呼籲和索求。
6、1911年，立憲派意識到不可能從清廷手裏獲得“民權”，遂與革命黨聯手造就民國
很顯然，雖然朝廷和立憲派都在講“立憲”，但兩者的差別之大，其實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相反，立憲派和革命黨的政治訴求，反倒沒有多大差異。革命黨之爲革命黨，在於其選擇暴力手段欲推翻清廷，對這種選擇，革命黨人陳天華曾有一個三段論式的解釋：1、“鄙人以救國爲前提，苟可以達其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2、“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3、“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者所云云，仍爲政治問題也。”陳氏的意思很明白：自己雖然選擇暴力排滿，貌似以“民族主義”爲先，其實，暴力排滿不過是解決“政治問題”的一種手段罷了；而所謂的“政治問題”，就是所謂的“民主共和”。更何況，除了終極政治訴求相同之外，立憲派和革命黨在實現終極政治訴求的手段選擇上其實也非常相似：梁啓超認爲在中國實現民主需要經歷一個“開明專制的階段”；孫中山則主張先搞一段一黨專制的“訓政”。
正因爲“英式立憲”與“民主共和”之間並無本質的區別，所以，武昌的槍聲響起之後，由本地鄉紳，也就是由立憲派掌控的各省諮議局，在沒有任何事先約定的情況下，迅速行動起來，或領導宣佈獨立（如雲南、福建），或抵制進攻革命黨（如廣東），或勸說、迫使巡撫獨立（如浙江、安徽、貴州）……與革命黨聯手推翻了清廷。
諮議局是清廷在“預備立憲”階段設立的地方民意機構，諮議局在辛亥年的集體倒戈，既意味着清廷喪失了合法性，也意味着民國的誕生有着極爲充分的“民意基礎”——當然，這種“民意基礎”主要集中於精英知識分子，包括激進的革命黨知識分子和保守的立憲派知識分子。至於底層民衆，他們雖然因爲痛恨“清末新政”（幾乎所有的新政名目，都成了官吏們藉機斂財的機會），而樂於看到清廷的垮臺，但對“民權”、“民國”，卻並無多少主動的需求。這恐怕也正是民國成立後民主政治遲遲難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7、嚴重缺乏最基本的社會基礎，無論是民國還是清廷，都不可能造就真正的民主政治
廓清了民國誕生的真實民意邏輯，就不難發現，當下大陸知識界流行的許多對辛亥革命的“反思”有多麼不靠譜。譬如李澤厚先生的觀點：“很簡單，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可能會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社會的轉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經在進行改革。比如，那時制訂的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李澤厚：告別辛亥革命》，《信睿》第六期，2011年8月）
這種觀點的錯誤之處有三。其一，將革命與改良簡單視作對立面，彷彿二者水火不容。其實歷史的真相恰恰相反，晚清的最後十年裏，革命與改良實乃一體兩面。如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擁護改良的《大公報》刊文稱“實爲可賀”，理由是：“賀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憲也”；滿族親貴奕劻、端方也說，必須要加快立憲步伐，如此才能消弭革命黨的影響力。其二，將辛亥革命單純看作革命黨的產物。殊不知，相對於此前失敗的黃花崗等歷次起義，武昌的槍聲並沒有顯出特別的強大，其之所以能夠使清廷瞬間土崩瓦解，恰恰在於立憲派在經歷了1908年之後的種種絕望之後，選擇了與革命黨站在一起。沒有立憲派的及時響應，就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立憲派們自己當年都絕望放棄了清廷，後人卻仍在幻想“如果沒有辛亥革命”，豈不可笑？其三，並不區分立憲派的改良和朝廷的改良之間的巨大區別，須知，若沒有立憲派的支持，朝廷豈能以一副空架子將改良落實到基層？
當然，不可否認，民國成立之後，出現了太多太多的問題。但若因爲存在這些問題，就調轉頭去否定辛亥革命，喊什麼“告別革命”的口號，恐怕就有些滑稽。設想一下：即便沒有武昌的一聲槍響，讓立憲派繼續他們的“英式立憲”夢，其情形與1912年的民國，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政壇上活躍的還是同樣的一羣演員，同樣的幾股勢力，同樣的政治遊戲規則，何以就能保證其結果一定會比革命而生的民國更好呢？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出在“革命”上，而在於當時的社會基礎。正如楊奎鬆教授所說，“一種民主革命運動的發生，需要有一個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中國當時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約解決衝突的文化傳統，又不存在一個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會基礎。哪怕是就思想引入來說，當時也沒有做好準備。”甚至於連用白話文辦報這樣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條件，也還要等到五四時期才稍有改善，幻想在1912年就實現民主政治，未免太天真了些；而因爲沒實現民主政治，又把責任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頭上，則未免更天真了——正好比漁夫雨天帶着直鉤出門釣魚，沒釣到魚然後怪天不該下雨，然後嘮嘮叨叨說什麼若是晴天肯定就釣到了；可事實上沒釣到魚跟天氣哪裏有半毛錢的關係呢？社會基礎那麼差，1909年調查具有選民資格者竟不足總人口的0.4%，這樣的大環境下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搞得起來？換句話說，在1911年前後，無論是被推翻的清廷，還是新成立的民國，其實都沒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也正因爲如此，革命就成了必然的結局。當民主政治成爲時代的“政治正確”，清廷愈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更何況其主觀上根本無意搞民主政治），革命的正當性和號召力就會越來越大——儘管革命最後限於社會基礎，也並不能真正建立民主政治，但這已是後話。革命黨會收穫越來越多的正當性，立憲派會與朝廷的離心力會越來越大，這個趨勢，終有一天會發展到將朝廷拉下馬來。
結語：
既如此，辛亥的意義究竟何在呢？不妨參考辛亥後的第一個十年的雙十節梁啓超的意見：“辛亥革命有什麼意義呢，簡單說：一面是現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憑藉。自覺覺些什麼呢？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
沒有拔高，也沒有貶低，“自覺”還遠遠不夠,“自覺”也已經很不容易。這樣一段出自立憲派領袖的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可謂再中肯不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