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同盟會1905年7月30日在東京赤阪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本部成立之日起，同盟會的成員不僅有中國人，還有日本人，至於同盟會的成員中究竟有多少日本人，好像中國史學界從來沒有人就這個問題發表過專門文章，至今依然是個迷。截止現在，我發現至少有7位日本人是同盟會成員，他們分別是：內田良平、宮崎寅藏、平山周、北一輝、萱野長知、末永節、和田三郎。
我在閱讀有關書籍的過程中逐漸察覺，同盟會中的上述7位日本成員大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們的政治面貌大致如下：
(1)內田良平(1874—1937年)：
該人在二十世紀初，是日本右翼組織的頭面人物之一，深得其叔父——日本玄洋社首任社長平岡浩太郎和日本浪人頭號人物頭山滿的信任與支持。內田良平分別於1901年1月創建日本黑龍會並出任魁首和1931年6月組建全國性的法西斯政黨——日本生產黨並出任總裁。
對於日本黑龍會，1932年，《大公報》連載王雲生先生撰寫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說：“黑龍會爲日本祕密組織之一，支配日本政治之能力極大。其標榜之主義曰：‘吾人奉天皇主義，基建國養正之遺訓，弘兼六合掩八紘之皇猷，期以發揚國體之精華。’其志則在吞併朝鮮、中國及西伯利亞。會員出入於中、韓、西伯利亞各地，作種種祕密調查研究。甲午戰前，朝鮮東學黨造反，黑龍會組織天佑俠團，深入內地，煽動東學黨，促成中日之戰。迨後三國干涉，日本蒙戰勝之屈辱，該會會員即矢志對俄，深究俄情。日俄戰前，首倡徵俄之論，並供給實際資料，助成日本對俄之決心。日俄戰後，則銳意於朝鮮之經營。伊藤治韓，實際受該會之支配。一進會之活動，皆承其指使。該會於主持吞韓之時，同時鼓動中國革命。中國革命領袖類皆得其援助，彼非真同情中國革命，其目的固別有所在也。”[1] 2011年9月26日，蔡信先生在鳳凰網發表的《1907年“三無”同盟會從成立到實質解體全過程》一文中寫道：“在教科書裏，孫中山是中國同盟會當然是領袖，而且自黃興以下無不唯孫先生馬首是瞻。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甚至對於孫中山先生的不恭，在同盟會成立籌備大會上就顯露出來，根據同盟會與國民黨元老馮自由回憶，‘逸仙(孫先生字)在會上行主席身份，而會下卻對內田等行幫會之禮節，跪接跪送，修武(董)、家彥(鄧)、錫麟(徐)等頗鄙之——大風半月刊五十、五十一期(1939年十二月，一月)’。”
(2)宮崎寅藏(1871—1922年)：
日本浪人，日本東亞同文會成員，曾先後擔任日本極右組織玄洋社機關報《九洲日報》記者、黑龍會機關刊物《黑龍》(後改爲《東亞月報》)的編輯;多次受日本政府派遣進入中國境內從事間諜活動，其中，1897年2月，經犬養毅(時任日本議員，後來出任日本首相)舉薦、受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直接派遣，進入中國調查會黨情況，發現了孫中山。對於發現孫中山，宮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夢》一書中極爲亢奮地寫道：“他實在是東洋的珍寶。從此時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他身上了。”[2]宮崎寅藏及時向犬養毅和大隈重信做了彙報，犬養毅聞知後也極爲亢奮地喊道：“這是一份大禮物”[3]，並表示要牢牢“掌握住，以備它日之用”[4]!隨即，由犬養毅出面，先後與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日本玄洋社首任社長平岡浩太郎、日本東亞同文會頭目陸實等日本政界人物商定，對孫中山在日本境內進行安頓和控制。在此期間，宮崎寅藏加入興中會，並出面組建興漢會。1910年4月，宮崎寅藏受日本陸軍大臣恃內正毅的派遣進入中國，以便隨時掌握孫中山、黃興一派的情況[5];中國辛亥革命爆發後，1911年11月15日，受日本友鄰會的派遣，與孫中山的親信何天炯同船抵達上海，與出任“上海革命軍都督”的陳其美會合。[6]11月28日，孫中山在從法國馬賽乘船啓程的歸國途中，致電宮崎寅藏通告自己的行蹤，並要求宮崎寅藏和池亨吉前往香港迎接。宮崎寅藏則按照孫中山的要求，與池亨吉、山田純三郎、郡島忠次郎(高田商會)、太田三次郎(預備役海軍大佐)等日本人提前來到香港，在孫中山抵達香港的21日當天，宮崎寅藏邀請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代理船津辰一郎一道拜訪了孫中山。而後，宮崎一夥日本人隨孫中山乘船返抵上海。[7]俞辛焞先生在《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一書中說：“孫中山回國後，日本方面仍然非常注意他的對外態度，在華的大陸浪人和陸軍將校密切監視孫中山與同行的美國將軍荷馬裏的關係，派太田大佐離間兩者之關係，並隨時向外務省和軍部報告情況。”[8]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宮崎寅藏加入的日本東亞同文會，是1898年11月2日由日本東亞會與日本同文會合並的產物。其成員有：三宅雄二郎、犬養毅、平岡浩太郎、江藤新作、安藤俊明、大原義剛、井上雅二、佐藤宏、中西正樹、宗方小太郎、井深彥三郎、中野二郎。“這是近代日本第一個全國性的亞細亞主義團體，同時它也是以學術研究的名義扮演着爲天皇政體的對華政策服務的角色。該會會長是近衛篤麿公爵，副會長是長崗護美，幹事長是陸實(日本新聞社社長陸羯南)。”“東亞同文會在中國的最大活動是在1900年9月設立了‘東亞同文書院’。……該書院先後有4600餘名畢業生。他們中的大部分後來都成爲日本向大陸擴張時的‘先鋒、骨幹’。”“東亞同文會於1946年2月在GHQ(即駐日盟軍總部，或者稱駐紮和管理日本的聯合國軍總部——退而不休之人註釋)的命令下解散，其對中國的教育文化活動也終止。”[9]
(3)平山周(1871——?)：日本黑龍會成員，是日本政府派遣進入中國境內從事顛覆活動的間諜，按照日本政府的需要，對中國的天地會、哥老會、青紅幫進行了細緻地研究，著有《中國祕密社會史》一書。[10]據俞辛焞、王振鎖、米慶餘、廖隆幹譯編的《孫中山在日活動祕密(1913·8—1914·4)》(日本外務省檔案)一書說：平山周於“1896年加入興中會。1898年7月，他和宮崎寅藏奉犬養毅之命，到中國調查祕密結社情況，並撰寫了《中國祕密社會史》。1898年中國戊戌變法失敗，他和宗方小太郎幫助梁啓超逃亡日本。同年11月東亞同文會成立，平山加入該會。1900年8月，他和內田良平、宮崎寅藏、安永東之助等人商議，想暗殺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然後宣佈華南地區的獨立。1901年參加黑龍會的發起工作。1907年，同盟會分裂，平山周和北一輝屬於反孫中山派，和宮崎寅藏、萱野長知等擁孫派對立。從此他與孫中山的關係漸漸疏遠。辛亥革命時期，平山周在北京、天津等地協助北方革命黨人白逾桓搞刺袁活動。1916年5月，和萱野長知等一起到山東，協助居正發動討袁起義。”[11]
(4)北一輝(1883—1936年)：
王屏女士在《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一書中說：“北一輝，1883年4月15日生……22歲時靠遺產赴京城自學，並接觸社會主義思想。23歲開始寫《國體及純正社會主義》一書，24歲(1906年)自費出版了這本處女作。該書雖因思想過激被禁止發行，但卻在社會主義者及學者當中受到好評。在宮崎滔天的介紹下北一輝與來日本的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張繼相識，並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在宋教仁的電請下北一輝來華並往來於上海、武昌、南京之間。他作爲宋教仁的顧問及中日兩國之間的聯絡員奔走於革命的旋渦之中。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北一輝爲此制定了復仇計劃。結果，1913年4月8日被袁世凱政府勒令3年之內不得來華。”[12]
1915年，北一輝向日本朝野人士散發了《革命的支那與日本的外交革命》一書;1919年，北一輝撰寫出《日本改造法大綱》(原名《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一書，在日本引起了轟動和共鳴。北一輝提出：“國家除了自我防衛外，還應具有爲受外來不義強權壓迫的其他國家或民族開戰的權利。就當前現實問題而言，即指爲印度的獨立及保全支那而開戰的國家權利”;北一輝還提出：“支那、印度七億同胞實際上如果沒有我們的維護與扶持是無法獨立的。……在完成國家改造的同時，舉起了亞洲聯盟的義旗，執必將真正到來的世界聯邦之牛耳，並宣告四海同胞均爲佛子之天道，以此示範東西。”[13]
王屏女士在《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一書中說：“北一輝所設想的‘大亞細亞聯邦’是由‘大亞細亞的盟主’日本來高舉‘亞細亞聯盟義旗’的。”北一輝的理論和主張“爲後來日本的侵華戰爭製造了理論依據”，“被後來的日本人原封不動地用於解釋近代日本對亞洲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上，並由此找出日本不向亞洲被侵略國家道歉的理由”;[14]北一輝最終“選擇了國家社會主義”，成爲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家”。[15]
(5)萱野長知(1873——1947)：
號鳳梨，精通漢語和俄語。據俞辛焞等四位先生譯編的《孫中山在日活動祕密(19113·8—1914·4)》(日本外務省檔案)一書介紹說：“1899年結識孫中山，1900年加入興中會。日俄戰爭時參加日軍特務班，來中國東北當翻譯，聯絡土匪，擾亂俄軍的後方。1905年參加同盟會。1907年協助孫中山在日購買軍械，同盟會分裂時，他屬於孫派。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他最先趕到武昌，直接參加對清軍的作戰。他還派一些大陸浪人北上，和北京的平山週一起，以天津租界爲據點，協助北方革命黨人白逾桓搞刺袁活動。1916年5月，他和平山周等80餘人一起到山東，協助居正發動討袁起義。1917年任廣東軍政府政治經濟顧問。1932年春，受犬養毅首相委派，到上海力圖和蔣介石協商解決東北及上海‘1·28’戰爭問題。日本投降前任貴族院議員。”[16]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原同盟會成員、國民黨黨員、辛亥革命時期的安徽都督柏文蔚，曾經在孫中山創建中華革命黨時拒絕加入，後來又向孫中山表示悔意，要求加入。1916年初，中華革命黨協助日本進攻山東時，被孫中山派往山東，歸孫中山的親信居正指揮。孫中山於1916年3月，在給居正的命令中，直接下達了處置柏文蔚的兩種預案：第一，要求柏文蔚當着日本人的面宣誓絕對服從和孝忠孫中山，絕對服從居正的管轄和指揮;第二，柏文蔚如果不能做到第一點，就由萱野長知“設法去之，毋使紛擾”，即責令萱野長知將柏文蔚處死，不留後患!由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孫中山與萱野長知的親密關係深不可測!——孫中山這道命令的原文是：“柏已宣誓入黨，最近亦有書來達意，果到青島，請當日人面與之會見。叩其服從弟命令否?如彼唯唯，則兄應以總司令地位臨之，使就範圍。否則，當託萱兄設法去之，毋使紛擾。”[17]由宋慶齡題寫書名、中華書局1984年6月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60頁，在“否則，當託萱兄設法去之”處，專門添加了一個註釋說：“此句原爲：‘否則，當設法去之，託萱兄’，現據《國父全集》第三冊校改。”
(6)末永節：日本退伍軍人。據林啓彥譯釋的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一書介紹說：“末永節(1869—1965年)，福岡人，號狼嘯月，又稱南鬥星，自幼放浪不羈，有雄飛之志。福岡中學畢業後，歷任日本內海船員。甲午戰爭時，得平岡浩太郎之薦，任《九州日報》隨軍記者。戰後歸國，因的野半介的介紹得交滔天。其後又因滔天的介紹得識孫中山。惠州起義之際，說服同鄉中野德次郎捐款5000元助革命。1904年，又識黃興與張繼。1905年，與滔天、內田促成孫、黃兩派的合作，結成中國同盟會。《民報》創刊時期的印刷人即爲末永節。對中國革命多有援助。辛亥革命之際，隨黃興入武漢協助革命軍。其後積極主張南北妥協，贊成袁世凱稱帝。1922年，組織‘肇國會’夢想合韓、滿、蒙爲一國。”[18]
(7)和田三郎：《革命評論》的主要撰稿人。[19]
種種跡象表明，加入同盟會的日本人大概不止上述7人，可能還有其他日本人。然而，僅此上述7位日本人，就在同盟會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具體是什麼樣的作用，請看下文：《日本人在同盟會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註釋：
[1]王雲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8月出版，第319—320頁。
[2]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林啓彥改譯、註釋，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於1981年8月聯合出版，第124頁。
[3]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8月第1版，第148頁。
[4]同上，第155—156頁。
[5]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93頁。
[6]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林啓彥改譯、註釋，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於1981年8月聯合出版，第316頁。
[7]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103—104頁。
[8]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105頁。
[9]參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商務印書館2004年3月第1版，第72—73頁。
[10]參見宮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夢》、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和秦寶琦的《中國地下社會》。
[11]俞辛焞、王振鎖、米慶餘、廖隆幹譯編：《孫中山在日活動祕密(19113·8—1914·4)》(日本外務省檔案)，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8頁。
[12]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商務印書館2004年3月第1版，第168—169頁。
[13]轉引自王屏女士的《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商務印書館2004年3月第1版，第169—173頁。
[14]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商務印書館2004年3月第1版，第176—177頁、第172頁。
[15]參見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商務印書館2004年3月出版，第183、174頁。
[16]俞辛焞、王振鎖、米慶餘、廖隆幹譯編：《孫中山在日活動祕密(19113·8—1914·4)》(日本外務省檔案)，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6頁。
[17]宋慶齡題寫書名的《孫中山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1984年6月第1版，第260頁。
[18]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林啓彥譯釋，花城出版社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聯合於1981年8月出版，第88頁。
[19]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8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