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如何評價明朝的?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中國歷史上發生了無數次改朝換代，但若論“得國之正”，很多中國人都會首推明朝。原因很簡單，朱元璋推翻了蒙元統治，恢復了漢人天下，這是朱元璋最爲後世稱頌的功績之一，也使後人談起明朝時帶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感情。
然而明朝絕沒有明粉們說的那樣偉大。朱元璋建立大明，打的是“日月重開大宋天”的旗號，似乎是宣告他要恢復宋朝的開明統治。但事實證明，朱元璋的大明並沒有多少大宋的味道，相反，和大宋相比，明朝在很多方面都發生了嚴重倒退。
這種倒退首先體現在經濟上。宋朝是一個高度繁榮的社會，國家財政收入一度高達16000萬貫，這個數字是唐朝最高峯的3倍。相比之下，明朝財政收入在最高時期還不到這個數字的20%。另外，根據學者研究，宋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高達22%，在當時已經世界領先，而到了明朝，城市化水平一下子降到7%左右。
這種巨大反差的背後，是經濟政策和治國理念的變化。宋代打破了“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士農工商”之間的界限不再那麼明顯，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幾年前來，中國的國家收入一直以農業稅爲主體，但在宋朝，財政收入的主流變成了工商稅收，佔比高達70%，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元朝雖然輕視漢人，卻繼承了宋朝對工商業的重視，並進一步發展了海外貿易。
清明上河圖
然而到了明朝，經濟政策發生了180度的大逆轉。貧農出身的朱元璋對富人有一種天然的仇視，洪武年間的大富商多半被他以各種名目整得家破人亡。他對商人制定了史上最苛刻的規矩，不僅禁止商人及其子女參加科舉，連穿衣戴帽都有種種歧視性的禁忌。
光是打壓商人還不能說明問題。明朝經濟倒退的根源，是最大程度的限制了人口流動。
朱元璋制定了史上最嚴格的戶籍制度。在大明，每個人一生下來，就被官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大之後，子承父業，一輩子不準隨便遷移，即使郎中、算命的也只能在本鄉活動。哪怕遇到了災荒，也不準老百姓外出逃荒，一經發現就會被抓回原籍。
此外還有最奇葩的職業制度。朱元璋把老百姓強制分爲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三大類中再分爲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中還分爲廚子、裁縫、鐵匠等。如果你是軍人，那麼你的子子孫孫都是軍人，除非你做到兵部尚書，否則終身不得脫離軍籍。同樣，如果你爸爸是廚子，那麼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在後廚忙活，而不管你廚藝如何，手指有沒有殘疾。
在這些制度之下，明朝的人口幾乎失去了流動性，絕大多數百姓只能終身在田間勞作，而且連更換土地和地主的自由都沒有。整個國家變回了一個大農村，農業稅重新在國家收入中佔了大頭，而工商雜稅只佔12%。
此外，朱元璋在登基不久就發佈了著名的禁海令，正常的對外貿易幾乎中斷，代之以“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這更加速了明朝向傳統的小農經濟迴歸。
較之經濟，明朝人道主義水平的倒退更令人震驚。
在宋代以前，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買賣奴婢的現象，而且這種買賣是合法的。奴婢的地位和牲畜類似，處境十分悲慘。然而到了宋代，奴隸制在事實上被取消了。宋朝的“奴婢”其實也是平民，和主人不再是主奴關係，而是僱傭關係，類似今天的保姆或助理。他們不是僱主的私產，而只是爲主人打工，如果對待遇不滿還可以跳槽。在宋代殺害奴婢和一般的殺人無異，要受法律嚴懲。
但到了明朝，奴隸制再度復活，而且相當普遍。明朝的主人視奴婢爲自己的財產，可以隨意送人，對奴婢想打就打，想罵就罵，直至虐殺。比如《金瓶梅》裏描寫男僕周義偷了主人家的財務逃走，被抓回後“拿到前廳，不備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也沒被追究。明代奴婢還可以世襲，男僕和婢女結婚，生的孩子還是主家的奴婢，也就是《紅樓夢》裏常說的“家生子”。明朝法律還規定，奴婢不能控告主人，不經主人允許不得結婚，一切必須逆來順受。
除了奴隸制，明朝還恢復了一項令人髮指的古老制度：活人殉葬。這本是先秦時代的野蠻風俗，到東漢以後就幾乎完全消失。但朱元璋臨死前卻下了最後一道聖旨，命令所有沒生過孩子的妃子爲他殉葬。於是他的四十位妃子在太監的催促下集體上吊，到地下陪伴朱元璋去了。後來的朱棣和幾位皇帝也都如法炮製，直到明英宗時才被廢止。
明朝的倒退遠不止這些。若論對國運和後世的影響，明朝的政治文化更值得我們深思。
毫不誇張的說，今天的國人對“皇帝”的印象多半是由朱元璋塑造的：乾綱獨斷，唯我獨尊，一句話讓你飛黃騰達，一句話讓你人頭落地。但實際上直到宋代，皇帝並不能這樣爲所欲爲。中國的皇權雖然總體上一直在膨脹，但同時對皇權的制約力量也一直在增長。到了宋代，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政治文明達到了最高峯，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國家大事由君臣民主協商，甚至市井小民都有機會參與政府決策。比如宋太宗時要對茶葉經營立法，就專門請來幾十名茶商，讓大家各自發表對法條的意見。這在其他朝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有學者認爲，宋代的政治已具有近代政治文明的雛形。
然而到朱元璋時代，一切都變了。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了兩千年的宰相制度，真正實現大權獨攬，寧願日以繼夜地親自處理政務，也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權力。後來實在忙不過來，只好設立了內閣，選一批官員作爲自己的祕書，爲了防止他們奪權，還刻意把他們的品級限定在五品。只是朱元璋沒想過，他就算再勤奮再小心，卻不能保證自己的子孫和自己一樣勤奮一樣小心。事實是明朝後期的皇帝一個比一個懶，不光使內閣的權力越來越大，還讓那些替皇帝批摺子的太監嚐到了權力的滋味。
同樣處於對權力的不安全感，朱元璋創立了錦衣衛，大搞特務統治。特務遍佈京城內外，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帝國上下各個階層都處於恐怖氣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亂說亂動。
西漢以來，文人士大夫的社會地位都是很尊崇的，特別在宋代更是登峯造極。“士可殺不可辱”到宋代早已成爲社會共識，皇帝“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對大臣特別是文臣施加侮辱性刑罰，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
但朱元璋纔不管這一套。元朝皇帝有鞭打大臣的習慣，朱元璋則加以改進，發明了著名的“廷杖”，不管你是文臣還是武將，也不管你什麼地位和品級，只要惹怒了皇帝，就可以在朝堂上扒掉褲子打屁股。捱打的大臣嘴巴啃地，輕則皮開肉綻，重則當場斃命。大臣的尊嚴就在這重重的棍子下被打得粉碎。
然而對明朝的文人士大夫而言，打屁股還不是最難受的，況且也不是人人都有享受廷杖的資格。
朱元璋曾發佈詔令：允許地方官、甚至農工商人都可以對他提出建議，任何人都有權討論政治，唯獨讀書人(生員)不準說話。“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爲什麼誰都可以討論政治，偏偏最該關心政治的讀書人不可以?顯然，讀書人有思想，有組織能力，這種力量會危害他的統治，所以要取消他們的嘴巴，只准埋頭四書五經，學寫八股文，不準發出聲音。
也正因不許讀書人亂說話，所以明初文字獄的蔓延之廣、理由之荒唐是空前的。很多人僅因爲詩文中出現了“光”“僧”“賊”等字樣，就能觸動朱元璋的龍鱗，輕則發配流放，重則滿門抄斬。所以明朝的文人寫詩作文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詩文的數量和質量都急劇下降，終明一朝，竟然沒出一個重量級的詩人。唐宋以來的風雅傳統滌盪殆盡，朝堂上只剩一羣空談“性理”的僞君子，社會上只剩一羣皓首窮經的書呆子。
在這種極度的專制高壓和種種奇葩制度之下，中國社會從明朝開始徹底失去了活力和創造性，變得空前的封閉、僵化、保守和低效率，社會的道德水準也急速下滑。儘管這種趨勢從元代就已開始，卻是在明朝得到強化並變得不可逆轉的：
繁榮的工商業消失了，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重新佔了上風;開放的貿易和外交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天朝上國的自大和萬國來朝的幻覺;廣開言路的風氣斷絕了，取而代之的是萬馬齊喑人人自危;文人的風雅和氣節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儈的猥瑣和道學家的虛僞;社會的正氣越來越少，只剩種種爾虞我詐和偷偷摸摸的縱慾狂歡。
中國人的精神氣質被徹底改變了，變得麻木不仁，奴性十足，膽小而又狡猾，怯懦而又殘忍，愛佔小便宜，善於欺騙…..這種變化使明朝以後的中國人和唐宋時期的中國人看起來更像兩個物種，也成爲後世有識之士探討國民“劣根性”的重要參照。
而與明朝同期的西方，此時已穿過黑暗的中世紀，正通過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敲響着近代文明的大門。等待他們的將是經濟的騰飛，民衆的覺醒，社會的巨大進步，還有殖民地的急劇擴張。
讀到這裏，我們不禁要問：爲什麼?爲什麼朱元璋會讓大明偏離了航向，在如此重要的歷史關頭轉了個大彎呢?
首先是元朝的影響。元朝雖然入主中原，但其一直拒絕接受漢文化，終元一朝，蒙古人那種野蠻的草原文化一直在發揮作用。包括戶口制度、職業世襲、任意折辱大臣等，其實都是元朝的制度。元朝的君臣關係更像是主奴關係，除了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不算你功勞多大官位多高，在皇帝面前都形同奴隸，要做到絕對順從，並以此爲榮。朱元璋讀書不多，眼界不夠，他的所謂以史爲鑑更多是以最近的元朝爲鑑。所以明朝雖然是漢人王朝，但政治文化帶有濃重的野蠻色彩，明朝的君臣關係也從大宋的“共治天下”變得如隔天地。
但從根本上講，明朝的倒退幾乎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而這與他獨特的經歷和性格有關。對於一個王朝開創者來說，他的性格會主導整個國家的性格，他的素質會影響整個民族的素質，而且這種偶發的影響可能非常久遠。朱元璋正是如此。
朱元璋是赤貧佃農出身，父母親人都因貧病而死，他生命的前二十五年都活得窮困潦倒，顛沛流離。他沒有機會讀書，還做過和尚、乞丐，受盡了地主權貴的欺凌。如果不是元末的農民起義把他顛出了原來的生活軌道，他隨時都可能在街頭凍餓而死。這種悲慘的遭遇，使朱元璋心中充滿了仇恨和怨毒，同時還有深深的自卑，也使他的心理髮生了嚴重的變異。
所以，縱觀朱元璋的治國理念，還有他爲大明開創的種種奇葩制度，越看就越像一個苦大仇深的農民在報復社會，或是憑着一個農民對“皇帝”的想象去做皇帝。
小農思維的典型表現是怕出“亂子”，討厭變化，追求穩定和秩序。所以朱元璋才那麼厭惡人口流動和職業變換，拼命打壓商人和開放的貿易。在朱元璋的眼裏，世界是封閉的，靜止的，每個人都應該各安“本分”，杜絕任何非分之想，這樣大明的江山才能永遠平平安安的運轉下去。
在朱元璋眼裏，皇帝就應該乾綱獨斷，就應該爲所欲爲，不受任何約束。所以他非常樂意看到所有臣民都匍匐在他的腳下，並通過教育、科舉和酷刑，不斷強化着臣民的奴性。他不僅要征服他們的身體，還要掌控他們的靈魂。
他仇視官僚和富人，也仇視讀書人。他總感覺那些文人對自己低賤的出身內懷不服，還時常在詩文裏含沙射影嘲笑他。所以他對文字獄有一種特別的偏好，還把那些不肯合作的讀書人以各種罪名流放，殺頭，打屁股，大卸八塊……
正因如此，當滿清的統治者入主紫禁城之後，他們無不對朱元璋和他開創的制度讚賞不已。他們發現，經過朱元璋的收拾和修剪，中國人變得極其順從、麻木、好管，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像行星軌道一樣井然有序，像小蔥拌豆腐一樣一清二楚。所以順治要讚歎“歷代賢君莫如洪武”，康熙更是誇朱元璋的的大明“治隆唐宋”。於是清朝基本上對明代的政治制度照單全收，並通過設立軍機處等小調整，使這種制度更加完備。
從這個角度講，朱元璋不止開創了大明近三百年的基業，連大清王朝都可以視爲他政治思想的延續。這使得中國這艘巨輪的航向越走越偏，與世界文明的距離越來越遠，並且在五百餘年的時空裏都得不到匡正的機會。當西方人用炮艦打開塵封已久的中國大門之後，他們驚訝的發現，這個傳說中富庶文明的國度，更像是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愚鈍麻木，精神萎靡。“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奸詐、殘酷、膽怯、骯髒，對科學技術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頂。”
所以，朱元璋的出現和明朝的誕生，就如同明朝的滅亡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的巨大悲劇。時至今日，朱元璋注入這個民族肌體和靈魂的種種毒素並沒有完全清除，仍需要我們時時警醒，反思，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