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如何爲多爾袞平反的，是很多人要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順治七年(1650年)，叱吒風雲的多爾袞在古北口外喀喇城去世。
然而，僅僅兩個月之後，已經親政的順治皇帝便隨即對多爾袞展開了瘋狂的清算與報復，多爾袞不僅被“削爵、撤廟享、罷宗室、籍財產入宮”，就連其墳塋也沒能保全，被順治扒墳掘墓、挫骨揚灰，與此同時，其黨羽也盡數被清除，多爾袞就此徹底的身敗名裂了。
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後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多爾袞最終得以平反昭雪，“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配享太廟”。
而縱觀乾隆皇帝爲多爾袞平反的整個過程，以及他所羅列的理由和使用的話術，絕對是邏輯清晰、思維縝密、有理有據、讓人信服，堪稱“教科書”級別，值得我們去仔細的學習與品味。
短短兩個月，多爾袞就從“天堂”跌入了“地獄”。
崇德八年(1643年)，清太宗皇太極去世，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與睿親王多爾袞之間上演了一場激烈的皇位爭奪戰。就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鄭親王濟爾哈朗提議，由皇太極的第九子福臨繼承皇位，豪格和多爾袞也表示同意。
就這樣年僅5歲的福臨登上了皇位，這便是歷史上的順治皇帝。與此同時，經由議政王大臣議會推舉，濟爾哈朗與多爾袞出任輔政王，共同扶保幼主，其中濟爾哈朗爲第一輔政王，多爾袞排位其後。
而多爾袞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不斷打壓其政敵和對手，進而逐步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成爲大清王朝實際的統治者。
此時的濟爾哈朗，自知謀略與權術上的能力不及多爾袞，於是選擇了退讓，算是主動將自己置身於多爾袞之後，讓多爾袞掌握了朝堂上的絕對話語權。可多爾袞依舊對濟爾哈朗是窮追猛打，並且以濟爾哈朗建築府第逾制，擅自使用銅獅、銅龜、銅鶴等爲由，將其踢出了輔政序列，改由自己的弟弟多鐸接替其出任輔政王。
而對於禮親王代善家族，多爾袞放過了已經年邁體衰、不問政事的代善，卻對其子瓦克達、滿大海等人進行了打壓，極力限制兩紅旗勢力的發展。
至於豪格，多爾袞則是下了“死手”。起初，多爾袞本想借豪格言語中傷自己的事情就將其置於死地，最後是因爲順治皇帝“涕泣不食”，豪格才得以保全了性命，但是也被貶爲庶人。隨後在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又網羅罪名，將西征張獻忠得勝、就此立下不世之功的豪格下獄，進而將其折磨致死。
而在不斷打擊政敵的同時，多爾袞也不斷擡升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
一方面，他不斷擴充自己手中的實力，除了吞併掉豪格手中的正藍旗外，他還大肆任用出身於兩白旗的將領與官員，培植黨羽勢力。
另一方面，多爾袞還一再要求順治皇帝對其進行加封，從輔政王，到叔父攝政王，再到皇叔父攝政王，直至最後的皇父攝政王，多爾袞的權勢和地位已然凌駕於順治皇帝之上。
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死於古北口外的喀喇城。而尚未完全掌權的順治皇帝，在兩白旗官員和將領的“脅迫”下，只得遵照這些人意願，追封多爾袞爲“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清成宗，併爲其舉辦了隆重的葬禮。
然而，伴隨着濟爾哈朗直接闖入多爾袞府邸，搶回被其帶回家中的皇帝玉璽和印信，並主動擁立順治皇帝親政，對於多爾袞的清算工作也就此展開。
濟爾哈朗聯合在多爾袞專政時期同樣受到打擊的巽親王滿達海、端重親王博洛、敬謹親王尼堪等人聯合向順治皇帝上奏，控訴多爾袞的“十六大罪狀”。
“以此思之，多爾袞顯有悖逆之心，臣等從前俱畏威吞聲，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今謹冒死奏聞，伏願皇上速加乾斷，列其罪狀，宣示中外，並將臣等重加處分。”
此時早已對多爾袞心存不滿的順治皇帝，親自下令將多爾袞“削爵、撤廟享、罷宗室、籍財產入宮”，並將僅僅下葬兩個月的多爾袞扒墳掘墓、挫骨揚灰，其黨羽也盡數被清除，多爾袞就此徹底的身敗名裂了。
其實，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的時候，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精奇尼哈番許爾安等人就曾上疏，希望順治皇帝能夠念在多爾袞的功勳與貢獻，恢復其名譽和地位。可順治不僅沒有批准他們的請求，反而將涉事人員全部罷官免職，並且發配至寧古塔。
至此之後，便再也沒有人提及爲多爾袞翻案的事情，直至一百二十多年後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主動爲多爾袞進行了平反昭雪。
乾隆爲多爾袞平反，絕對堪稱是“教科書”級別的演繹。
自乾隆皇帝登基開始，他就不斷在對此前諸多備受爭議的重大事件進行處理和重新定論。特別是對於在他的父親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懲治過的宗室成員，乾隆幾乎都予以了平反，包括爲三阿哥胤祉追贈諡號，釋放十阿哥胤䄉以及十四阿哥胤禵並重新授予爵位，就連自己的兄長弘時，乾隆也將其恢復了其宗室身份。
可以說，這樣一系列的舉動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在此基礎上，乾隆皇帝經過慎重的考量，最終決定爲多爾袞進行“翻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正式發佈詔書：
“睿親王多爾袞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奉世祖車駕入都，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歿後爲蘇克薩哈所構，首告誣以謀逆。其時世祖尚在沖齡，未嘗親政，經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異志，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爲?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始以斂服僭用龍袞，證爲覬覦，有是理乎?朕每覽實錄至此，未嘗不爲之墮淚。則王之立心行事，實爲篤忠藎，感厚恩，明君臣大義。乃由宵小奸謀，構成冤獄，豈可不爲之昭雪?宜復還睿親王封號，追諡曰忠，配享太廟。依親王園寢制，修其塋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襲罔替。”
而也正是這樣一份詔書，彰顯了乾隆極高的情商與出衆的政治能力。
首先，乾隆對多爾袞進行了一番誇讚，對其功勞進行了充分的肯定。
“睿親王多爾袞掃蕩賊氛，肅清宮禁。分遣諸王，追殲流寇，撫定疆陲。創制規模，皆所經畫。尋奉世祖車駕入都，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這樣一來，就爲給多爾袞平反奠定了一個主的基調，況且這些肯定的言辭出自皇帝之後，大臣們也不好予以反駁，多爾袞的正面形象就此得以重新樹立。
而更爲重要的是，乾隆強調的是“奉世祖車駕入都”，將順治皇帝也牽涉其中，強調多爾袞對於順治本人的價值與作用，可以就此讓那些想要搬出來順治談“祖訓”的人就此閉口。
其次，他把首要責任推卸到了蘇克薩哈身上。
“歿後爲蘇克薩哈所構，首告誣以謀逆。”
蘇克薩哈，曾經是多爾袞最爲信任和倚重的親信，然而，也正是他在多爾袞去世後，迅速“叛變”，轉而幫助濟爾哈朗等人對多爾袞及其部衆進行了檢舉和揭發，這才使得順治能夠在極短的時間裏，將多爾袞集團一網打盡。蘇克薩哈也憑藉着此爲順治所信任，進而出任了議政大臣之職，並在順治皇帝去世後，成爲了扶保康熙的四位輔政大臣。
然而，蘇克薩哈如此“賣主求榮”的行爲，遭到了朝中許多富有正義感的大臣們的不滿，包括曾遭受過多爾袞懲治的索尼、鰲拜等人，他們對於蘇克薩哈是極爲不屑，這也使得蘇克薩哈的名聲一直非常的不好。
所以，乾隆皇帝找了蘇克薩哈當成一切的“始作俑者”，不僅合情合理，同時也不會引發太多的異議，就此將矛盾的焦點予以了轉移。
再次，乾隆強調，多爾袞有錯，但並不是大錯。
“朕念王果萌異志，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爲?乃不於彼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後始以斂服僭用龍袞，證爲覬覦，有是理乎?”
乾隆對於多爾袞有謀逆之心這一說法予以了徹底的否定，同時，乾隆也說出了多爾袞的“過錯”，那就是：
“攝政幼年， 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
乾隆的意思在於，正是由於多爾袞的擅權專政，引發了順治皇帝以及朝堂上下的恐慌，這纔是多爾袞最大的“罪過”。可以說，引發恐慌相較於有謀逆之心，多爾袞的“罪責”已經是輕了許多了。
並且乾隆還強調，清算多爾袞的時候，順治皇帝年齡還小，是“諸王定罪除封”，這樣一來，就將順治的責任摘的乾乾淨淨，反而是讓濟爾哈朗等人背上了“黑鍋”。這無疑也是在說明，清算多爾袞並非順治的“本意”，而他爲多爾袞平反，也就不算是“不敬祖、不盡孝”了。
最後，乾隆認爲多爾袞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期間其所遭受的經歷，讓人倍感同情，如此一來其也算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所以不該再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乃令王之身後，久抱不白之冤於泉壤，心甚憫焉。”
就這樣，乾隆皇帝成功爲多爾袞平反昭雪，並且下令爲他修復墳塋，“追諡曰忠，補入玉牒”，恢復其“和碩睿親王”封號，由其後代襲承，並將讓配享太廟的殊榮。至於多爾袞曾經的那個“成宗義皇帝”的廟號，則是徹底無法再恢復了，而他的這個“忠”的諡號，無疑也是在對多爾袞沒有謀逆之心的又一次的肯定與證明。
與此同時，受到多爾袞牽連而被降爲郡王爵位的多鐸，也被重新恢復了“豫親王”的封號，並被給予了“開國諸王戰功之最”的至高評價。而乾隆皇帝藉由爲多爾袞“翻案”的契機，最終釐定了“鐵帽子王”的傳承世襲，恢復諸王最初封號，並將爵位世襲罔替的制度明確頒行。
乾隆爲多爾袞平反，除了要自我標榜，更是爲了維護皇權統治。
就在乾隆皇帝爲多爾袞進行平反的同時，也爲受到他父親雍正迫害，進而被削宗奪爵、圈禁至死的兩位康熙皇子，即八阿哥胤禩和九阿哥胤禟，進行了翻案。
“允禩、允禟仍復原名，收入玉牒，子孫一併敘入。此實仰體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緒，想在天之靈亦當愉慰也。”
而乾隆之所以會在這一時間段內，接連掀起一陣“翻案狂潮”，是因爲這些事情已經過去很久，當事人皆已去世，矛盾也逐漸緩和，故而可以對其進行重新的評價與定論。
不僅如此，乾隆還“自視甚高”的認爲，如果這件事情他不辦理，那麼以後就再沒有人“敢”去行平反之事了。
“朕今臨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後世子孫無敢言者。”
但這都不是乾隆最爲根本的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維繫皇權統治的穩固。無論是爲多爾袞、多鐸“翻案”，釐定“鐵帽子王”制度，並且敢於“推翻”自己的父親雍正皇帝的決定，爲自己那一衆參與了“九子奪嫡”並受到懲治的叔叔們進行“平反”，乾隆的目的都要對宗室成員進行安撫與拉攏，從而極力維護皇族內部的團結與穩定。
而在這之後，乾隆又組織編修《貳臣傳》、《逆臣傳》，重新審視李永芳、孔有德、洪承疇、吳三桂等這樣的降官降將，在肯定其功績的同時，卻對其氣節進行批判，爲的便是弘揚忠君愛國的精神，以引導社會輿論與思想走向。
與此同時，乾隆還爲包括袁崇煥在內的一批“抗清名士”進行了高度讚揚，在歌頌其氣節精神的同時，抨擊的是明朝末年的皇帝昏庸與官場黑暗，強調“明亡清興”的歷史必然，從而打壓民間“反清復明”的熱情。
由此可見，爲多爾袞等人平反以及他此後的一系列“翻案”舉動，不僅僅是爲了自我標榜，昭顯自己的“仁君”想象，更爲重要的是，乾隆正是要通過這樣的懷柔手段，維繫自己皇權統治的基礎，這纔是他的根本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