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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時的竹林七賢，每每談及話題濃烈之時，往往通宵達旦還意猶未盡，這就是那時的“清談”風氣。這種形式和如今的“說話秀”類節目相似，不過，那時不會特意靠此邀一衆看客，往往是志趣相投者，隨意找個地方，家中、林間、河邊，席地一坐，開個話題，大家就可以談了。
但到最後，往往只剩下兩、三位口才、辯才及思維極佳的人。只見，他們在言語的來回之間，將一個話題剖析得讓人找不到任何方向，而其餘的人倒真成了觀衆。
這種現象的盛行，自然離不開當時的大環境。
自漢武帝以來，儒生的地位那是無人可以撼動的，其它的學說不能絕對說無人問津，但鮮有出頭之日。不像春秋戰國那陣，只要有道理，君王們都敢嘗試，各路學家也使出渾身解數，都想一爭高下。只是，後來的歷史發展，讓很多人倍感失望。
那麼，這些儒生們怎麼就背離了原先的方向呢?
爲了個人的那點小利和官帽，他們可以無所不作，甚至，黨羽勾結，導致國家貪腐現象越演越烈，權力爭鬥也是沒完沒了。而一些有想法、個性正直之人，卻落得個下場悽慘，甚至，還掉了腦袋。於是，有人開始思索這個問題，是社會病了，還是儒學出了問題?
對某種思想產生懷疑甚至動搖時，其它思想就會“乘虛而入”。這時，道家的聲音被放大。道家講究的是“無爲”，是指一切都順應發展，不需要花什麼力氣去謀求什麼功名利祿，要的就是心清寡慾。這時候，道家會開導這些苦思冥想的人，告訴他們不需要想不開，正是由於心中老是有所惦記，人的一生纔會不快樂。這些話好像讓迷霧中航行的大船看見了太陽一般，終於有了方向。
其實，道家和儒家二者共存的時間很長，還相互兼容。
道家主張“無爲”，指的是：政府無爲，百姓自治;是事無事，爲無爲，無爲、不爭。儒家強調“有爲”，指的是：自身的努力很重要，而有一個領進門的老師，也很重要。不過，這二者是有共通之處的，都強調了一種“規律”，都認爲：自然界的環境有其運行的規律，只要順應了這個規律，就是在做正確的事情，這個就是“道”。
好比小孩的教育，沒有老師或家長的引導，靠悟性學習，順其自然，估計很多人到成年還讀不了幾本書。若是天天嚴加管教，沒有絲毫放鬆的時間，沒準一些小孩就會整天琢磨着如何逃課。所以，要適當遵循小孩的某種性格天性，該玩時放鬆玩，該學時嚴格要求。其實，這就是結合了道家和儒學的最好案例，在工作中亦是如此。
本是相得益彰的兩家學說，被漢武帝一攪，感覺站在了對立面。於是，在大家開始反思儒家時，道家慢慢佔據了主跑道。西晉時出了兩位大師，何晏和王弼。當時，他們靠三本書：《莊子》、《老子》和《周易》，並加上自己的理解，到處宣揚。更有甚者，他們還爲其起了個名“玄學”，卻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開拓。但是，他們這一做法，卻讓“清談之風”越演越烈。
本來，大家是思索“儒”，這時“道”介入，就一併思索“道”。而他們二人一介入，這個話題就瞬間成了“玄學”。
可以舉個例子，來看看那時大家是如何“鬥思維”的。謝安曾經問殷浩：“眼睛能瞅見東西，那這些東西是進了眼睛呢，還是沒有進眼睛呢?”大家整天琢磨着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會有心思在其它方面嗎?可見，西晉的倒塌和統治者的治理有關，和這些士大夫們整日裏的“天馬行空”也脫不了關係。後來，道家的再次興起，也和當時忠曹的勢力不願意與司馬家爲伍有關。
因爲，他們需要爲自己的“消極”找到一個理論的支撐，而道家的“出世”便是極好的詮釋。以至於，和那些司馬家的追隨者，正好形成了強烈反差。此外，爲了標榜自己和這些追求仕途者截然不同，這些“清談者”會將自己弄得很是怪異，明明生來英俊，就是不修邊幅，避着世人，不問國事。甚至，爲了一個話題，可以在一個詞語上繞來繞去，深晦莫測。
到了東晉年間，一些士族隨着皇室南下，爲了遮掩自己的狼狽，更是在這方面下了苦功，說出的話，越是標新立異越是被人高看。到最後，只剩下了博人眼球的賣弄噱頭。其實，反思一門學說，這本是很好的事情，進步總是在前人的失敗中找對方向。再說，若是學說真的出了問題，那爲何還會有如此多的正直人物呢?有時候不是學說出了故障，而是自身未能真正“如實照做”。若是什麼都不做，整天嚼着一些文字，社會就會變得更加美好嗎?
若是這樣，那大家還不如再回到那個茹毛飲血的時代。
總之，不管是怎樣的學說，不管是標新立異還是推陳出新，都對時代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儒家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大部分人還是以出仕做官爲最終目標。
所以，他們只能選擇一個合適的處世方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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