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流行“養士”風氣，原因是什麼?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士作爲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在春秋時期迅速崛起，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到了戰國時代，士更加活躍，他們四處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爭相依附各國諸侯政要，而各國諸侯也爲富國強兵，四處收羅人才，尊養士人，於是養士在春秋戰國之際就成了一種社會風氣。
士人的去留能夠決定一國的興衰，這是養士風氣得以興盛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充《論衡·效力篇》稱:“六國之時，賢才爲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喪。”養士之風可謂是呼之欲出。在當時，養士之風有兩種:一種是國君養士之風，如魏文侯師子夏、禮段幹木等，這些國君養士都成百上千。另外一種是貴族和卿相等私人養士之風，這些貴族權要爲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勢，也大規模招賢納士。以齊國之孟嘗君、趙國之平原君、魏國之信陵君、楚國之春申君爲例，此四人皆有客數千人。此後，秦相呂不韋、長信侯繆寡皆競起仿效，二人養士也多達數千人。戰國時代的這種養士之風，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並且對後世也有着重要影響。
首開養士風氣的是戰國時期的魏文侯。雖然在春秋時就有養士情況的記載，如春秋時期的趙簡子，頗具養士之名，《韓非子·難二》記載趙簡子一句話:“與吾得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在趙簡子看來，其謀士的計謀比千軍萬馬還要重要，但其養士爲數很少，且未形成大的規模，所以一般認爲魏文侯是首開養士之先河者。關於魏文侯養士情況，很多史書都有相關記載，如《資治通鑑·周紀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幹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從中可以看出，魏文侯不但養士更尊士。從魏文侯所養之士的隊伍來分析，他們大都出自孔門。子夏，以文學著稱，孔門七十二賢之一，系孔子後期學生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後來因爲孔子喪，孔門亂，子夏即教學於魏國西河。魏文侯便拜子夏爲師，一方面是學習孔子之道以固其國，二是借子夏之名而贏得更多的士，《史記·儒林列傳》中載:“如田子方、段幹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子夏和魏文侯的這種師徒關係吸引了許多優秀士人，如段幹木、吳起、西門豹、樂羊等，一時間魏國人才濟濟。樂羊提倡北伐，以取中山;李惺爲相，推行改革;吳起鎮守西河，抵禦強秦，等等。在這些士人的努力下，魏國躋身強國之列，併成爲春秋初期的霸主。魏文侯成爲魏國百年霸業的開創者，這與他尊士養士的行爲密切相關。
魏文侯之後，更多國君都相繼尊賢養士，延續並發展養士之風，使得養士之風愈加興盛。齊威王、齊宣王、齊桓公、魯穆公、秦昭王和燕昭王就是這一類國君的代表，他們對待士人皆執上賓之禮。《戰國策·秦策三》中記載:“範灘至，秦王庭迎，謂範灘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躬竊憫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於是，士皆趨燕。這些都是古代尊重士人的典範，養士之風蔚然一時。在齊國亦如此，齊桓公“立翟下學宮，設大夫之號，招以賢人而尊寵之”。翟下先生在齊國尊寵有加，“皆賜列第、爲士大夫，不治而議論”，“士”擁有相當大的個人空間，並且他們的言論和自由得到官方的認同。這些“士”可以毫無顧慮地交流思想，相互爭鳴，抒發他們的個人主張。這些來齊之“士”的政治抱負和思想得到了充分保證，翟下學宮一度成爲當時的社會文化中心。齊國這種特殊尊士、養士的行爲，成爲戰國時期的典範。
總之，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君養士之風比較盛行，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士人這個階層的壯大，也影響了私人養士之風的發展。
戰國時代貴族權要的私人養士之風。私人之所以能與國君一樣公開養士，須具備最基本的條件，即政治與經濟條件。關於這兩個條件，大多數與這些貴族權要的身份背景緊密相關。首先，以經濟條件爲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養士者所必備的財力，如此才能在根本上吸引士人。孟嘗君封地在薛，曾擔任秦相、魏相和齊相多年，身兼其父爵位。春申君，先不論其政治優勢，但從其對門客的待遇可知，其經濟條件處於較高水平。其他兩位公子也擁有絕對的養士經濟條件。
其次，就是政治條件，這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只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才能保證其對士人的號召力。從政治地位來分析，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三人擁有絕對的優勢，這主要與他們的出身相關。信陵君出身魏國王室，其父系魏昭王、兄長爲魏安鱉王。由此看來。信陵君具備先天的政治優勢。公元前277年，其父去世，其兄繼位。次年，他被封於信陵(今河南省寧陵縣)，因此被稱爲信陵君。
他性格豪爽，門下人才輩出，曾經挽救趙國和魏國危局，在當時的諸侯國之中，政治地位可謂是相當崇高。而孟嘗君，也是王室中人，祖父是齊威王，伯父是齊宣王，父親號靖郭君。雖然其生母地位低位，連同他不被父親所喜，但他卻纔幹過人，經常替其父解決政治上難題，其父最終接納了他。由此，他開始主持家政，接待賓客，見識和能力不斷增長。其父去世，他襲父爵於薛國(今山東省滕州市官橋鎮)，號孟嘗君。除了良好的出身，豐富的官場經歷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秦昭王時，孟嘗君曾入秦爲相，後又爲齊渭王相國，不久又任魏相。毋庸置疑，孟嘗君具備絕對的養士政治條件。平原君，也身份尊貴，他系趙武靈王之子，兄長爲趙惠文王。公元前298年(趙惠文王元年)，他被拜爲相，爲相達48年之久，系當時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因此，平原君也具備養士所必須的政治條件。
與其他三位公子的先天政治優勢相比，春申君卻具備個人獨特的養士條件。首先，來看春申君的出身，據《史記·春申君列傳》記載，他是楚國江夏人，原籍系楚國的屬國黃國(今河南省演川縣)。由此可見，相對其他三位公子，其出身較爲一般。之所以能位列戰國四公子之一，這得益於其與楚頃襄王的個人關係。當然，這當中主要原因還是春申君優秀的個人能力。在楚頃襄王時，他還只是左徒，政治地位並不算太高。後來，他與太子完一起在秦國爲質，最後在楚國王位爭奪戰中立下大功，成功協助太子完登上王位。不難分析，春申君與太子完君臣關係是非常親厚的。後來，太子完繼位爲楚考烈王，春申君也因此地位一躍而上，成爲楚國令尹，被封爲春申君，有淮北十二縣的封地。因此，春申君也擁有養士的絕對優勢。
另外，養士之風不僅在山東六國盛行，在西邊的秦國也較爲興盛。秦國的私人養士也比較普遍，以呂不韋和繆寡爲例。呂不韋，衛國澄陽人，戰國末年大商人，因在趙都邯鄲遇見入質於趙的秦公子子楚，遂助子楚，使華陽夫人收子楚爲嗣子。秦昭襄王，安國君繼位，以華陽夫人爲後，子楚成爲太子。後來，子楚順理成章成爲下一任秦王。公元前249年，子楚以呂不韋爲相國，並封他爲文信侯。
莊襄王卒，年幼的王子政繼位，呂不韋爲相國，稱“仲父”，一時間權傾天下。呂不韋官至丞相後，深受四公子養士之風的影響。於是“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在呂不韋所養的士人中，人才衆多，在政治上有以李斯爲代表的高官，也有各門各派的衆多學者。在他的這些門客的幫助下，完成了《呂氏春秋》。另一個是繆毒，他因受趙太后賞識，被封爲長信侯，並以河西太原郡爲其封地。他所得賞賜異常豐厚，並掌管雍城一切事務，家中童僕賓客多至數千人，無數求官入仕的賓客舍人竟達千餘人，一時門庭若市。此二人養士，在秦國掀起了大規模的私人養士之風。
養士所具備的條件是多方面共同構成的。這一點，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君和私人養士之風可以得到體現。養士之人，首先，必須要有富足的經濟條件，這才能保障士人的基本生活。其次，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這樣才能保證士人們的才能得到發揮。最後，就是養士者自身的性格魅力。這些養士者大都具備這些條件，因此，他們養士才得以產生較大規模，最終對當時政治、軍事等多項活動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推動了春秋戰國時期養士風氣的興盛。
春秋戰國養士風氣的興盛，體現了當時一種進步的社會風尚，養士成爲了這一時期選拔人才最普遍和重要的一種方式之一，也加快了士階層的崛起和壯大。而士階層的崛起，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首先，形成“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人才流動及競爭風氣，士人們有了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儘管這種養士己變成權貴們爭相較量的一種手段，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才選拔，但卻也有積極可取的一面。這些權貴政要之間的“爭賢”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同時也真實反映了士人之間的能力高低。第二，士階層自身意識的自覺性顯著提高，士人在人格上獨立的要求得到滿足，士階層的力量和地位有所提高。第三，對養士者自身和國家的利益而言，都有十分積極的影響。孟嘗君“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信陵君禮賢下士，傳爲佳話，呂不韋亦效仿四公子養士，“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因此，春秋戰國的這種養士之風，不僅極大地改善了士人與統治者、上層貴族之間的關係，而且使當時整個社會開始重視知識、重視人才，人才的流動性和活躍性增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