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清談家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清談家，成了那個時代的符號，竹林七賢的大名更是流傳千年。那麼，這些人爲什麼熱衷於空談、不幹實事呢?對於這個問題，筆者以前看過一篇文章，說是這些士大夫們不滿當時黑暗的封建政治，所以空談避世、遊離於世俗之外;也就是說，這些清談家都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世外高人。
筆者只想送給對上述這種說法一個字：呸!魏晉南北朝的士人之所以坐談空苦、不幹實事，是因爲他們作爲既得利益者，關心家族利益過於政權安危，在意個人得失遠超百姓疾苦。爲了避免給自己的利益帶來負面衝擊，他們選擇了“清談”這種名利雙收的處事模式。
清談起源於東漢末年，當時確實是出於躲避迫害
東漢時期，發生了好幾起“黨錮之禍”。恆、靈二帝在位時，宦官專權的情況愈演愈烈，他們公開拉幫結派、賣官鬻爵、兼併土地，導致政治日益腐敗，由此導致了士大夫、貴族階層的強烈不滿。
爲了改變這一局面，相對清正的外戚聯合朝野的士大夫階層，與宦官針鋒相對、激烈對抗。他們多次向皇帝上書，請求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同時也得到了民間的大力聲援。
但所謂諂諛易合、正直難親，相對於士大夫階層，皇帝更加信任身邊的奴才——宦官。在漢恆帝時期，大量官員因此被貶、被捕、被殺，並被稱爲“黨人”，即結黨營私。到了公元167年，漢恆帝終於大赦天下，許多被禁錮的黨人恢復自由，但從此貶回鄉裏，終生不得爲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漢靈帝即位後，這一情況仍未得到改觀，甚至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大量官員、士大夫被誅殺。直到黃巾起義爆發後，出於對政權穩定的擔心，漢靈帝漢才大赦天下，免除了對大部分黨人的禁錮。
而爲了躲避宦官的迫害，那時的很多士大夫不再參與政治，轉而醉心於“清談”，即不談俗事(國事、民生、執政之道等)，只聊關於老莊之術的相關理論問題，並進行邏輯分析、辯論，直至分高下。
但隨着東漢大亂的到來，這些士大夫們身上的“迫害”隨之消失了。
三國時期，士大夫階層翻身做主人
在平定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地方豪族靠着強大的人力、財力影響力，紛紛組織自己的武裝，並逐漸演變爲地方軍閥;而到了公元189年，漢靈帝病死後，執掌朝政的外戚何進意圖誅殺宦官，卻反被對方所害;出身豪族、四世三公的官員袁紹領兵進宮把宦官殺戮殆盡，終於一舉結束了持續數十年的外戚、宦官專權。
此後，隨着董卓進京、朝政旁落，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門紛紛擁兵自重，他們聯合當地豪族，各自爲政，拉開了軍閥割據、連年混戰的時代大幕。
而熟悉三國的朋友們都知道，當時的各股軍閥，背後都離不開當地世家大族的認可和支持，無論是袁氏，還是江東孫氏，乃至曹操、劉表等等，實際上都是一方豪強的利益代言人。此時的士大夫階層，終於一躍成爲了時代的“弄潮兒”，再也不用遭受宦官的欺壓。
到了曹丕時期，隨着“九品中正制”的確立，實際上已經把政權與世家大族掛鉤、打包，成了一條繩上的螞蚱。但沒了迫害，士大夫們仍離不開清談，不過一度處於曹氏的壓制之下。
隨着魏明帝曹睿去世，何晏、鄧颺等人輔佐曹爽掌握朝政後，再次將清談推向了新的高峯。史書稱，何晏、鄧颺沉迷老、莊之書，整天和夏侯玄、王弼等人“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
這些大佬們的行爲，看似無比高雅、風輕雲淡，還可以遠離國計民生大事的折騰，極大契合了文人的心理;更何況，通過這種活動，還能結識同道中人、開啓飛黃騰達之路，於是瞬間在士大夫階層中激起了巨大反響：
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複製焉
西晉開始，清談家掌握了朝政大權
司馬氏掌權後，清談家更迎來了黃金時代。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賢”：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成了這一羣體的代表;他們的特殊符號，除了清談，還有遊山玩水、飲酒作樂、才華橫溢，以及一些離經叛道、驚世駭俗的言行
那麼，你以爲竹林七賢都是不理俗事、超然物外的清高之人?剛好相反。這些人絕大部分身居要職，甚至是僕射級別的朝廷肱股之位：
山濤比較優秀，他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長期主管官員選拔，成了晉武帝司馬炎眼前的紅人;
阮咸，則先後擔任散騎侍郎、始平太守，也是高級官員;
向秀，也曾任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王戎出身大名鼎鼎的琅琊王氏，世襲父親的爵位、一出場即驚豔，其後更是當過刺史、吏部尚書、太子太傅、中書令、尚書左僕射等高官;
阮籍擔任步兵校尉，享受了司馬昭的多次保護。
只有倆人比較例外。一是嵇康，山濤曾舉薦他擔任吏部侍郎，但這位老兄卻以故意侮辱商湯、周武王來體現自己對朝廷的不屑。當然，這屬於赤裸裸的找死，司馬昭痛快的滿足了他。而劉伶曾在王戎幕府下任參軍，後來因爲工作表現差勁被罷免，其後他可能對工作產生了恐懼，多次喝酒避免徵召。
熱衷於營私、不問國事，清談家對西晉滅亡負有重大責任
那麼這些人身居要職，平日裏幹啥呢?看幾個例子：
王戎貴爲三公，卻從未在匡扶朝廷、安撫黎民等方面進行過哪怕一絲的努力。他熱衷於遊山玩水、點評人物、進行辯論。至於提拔官員，他只採取一個標準：是否有名。同時，他還有一個最大的愛好：經商。家族產業遍佈全國各地，他甚至不厭其煩親自記賬;爲了避免自家的優良李子品種外流，他讓人把每個李子都鑽核後纔出售。
山濤則熱衷於佔地。公元267年，他被人以侵佔公田之罪舉報，但晉武帝司馬炎竟然對此一笑了之。公田都敢佔，老百姓的田會是什麼下場?
後來，王戎的堂弟王衍擔任尚書令後，他完美繼承了堂哥的作風，視曹魏時的何晏爲精神導師，將清談發揚到新的境界，以至於當時的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
而在八王之亂的過程中，這些身居要職的清談家普遍採取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隨波逐流，沒有對匡扶朝政進行過任何努力。甚至在匈奴人劉淵起兵、各地戰亂頻發之際，王衍首先考慮的仍是家族利益，他以職務的便利，安排弟弟王澄爲荊州都督、族弟王敦爲青州刺史，以實現“足以爲三窟”的目的。
依靠這樣的一羣達官顯貴治國，西晉王朝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
公元311年，東海王司馬越在討伐匈奴劉淵的途中病死，將十萬大軍交給了王衍。但後者卻放棄平亂，轉而護送司馬越的靈柩返回東海國。不久後，他們一行被羯族將領石勒追上，晉軍十餘萬將士被方“圍而射之”，沒留下一個活口，王衍等官員被俘虜。
接下來，石勒與這些西晉大員侃侃而談，研討西晉衰落的原因。王衍發揮嘴炮本色，全程強調自己對官場毫無興趣，這事與自己無關。
但石勒不是清談家，不會被這一套忽悠，他這樣回覆王衍：
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石勒雖出身奴隸、文化水平不高，但這句話沒有說錯：天下被破壞，不怪你們這些人怪誰?其後他甚至感嘆：“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其後命人把王衍等人砸死，留了一個全屍。
但是，晉王朝南遷後，世家大族仍保持着對朝政的掌控，王與馬、共天下，司馬家名爲皇帝，但掌權的永遠是王家，也就後來崛起的謝家、桓家能與其抗衡一時。他們仍舊將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從來沒有考慮過王師北定中原，甚至對致力於恢復舊土的祖逖等人大加阻撓。這些家族對朝政的影響力，直到唐太宗、武則天時期，全面推廣科舉制後才被徹底消除。
這應了一句話：空談誤國。將個人與家族利益凌駕於全體利益至上的清談家們，對魏晉南北朝的亂局負有頭號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