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從官到民不缺銀子，究竟是什麼造成了崇禎朝的“銀荒”?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明朝，這個與現代歷史進程擦碰出火花的最後一個漢族王朝，給了扼腕於中國失去現代化轉型機會的研究者，以繼續思考的動力;也給了近年來以晚明題材爲號召的人文電影，以豐富的遐想空間和創作土壤(比如被低估的《大明劫》《柳如是》以及討巧的《繡春刀1》和被高估的《繡春刀2》)。
從象牙塔到電影院，問題被還原到一個焦點：在內憂外患中轟然倒塌的明朝，誰纔是壓垮這匹病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從經濟問題說起，“缺銀子”，看起來是引發明朝徹底敗亡的一大病根。
那麼，這些銀子到哪裏去了呢?
崇禎朝的經濟狀況是一本出名的爛賬(臭名昭著的三餉以及無休無止的攤派)。有觀點據此認爲，晚明統治不可持續、必然敗亡的一大經濟原因便是：銀荒。
該觀點指出，白銀流入銳減導致已經全面貨幣化的白銀儲備急劇減少，從而造成了明朝政府的“銀荒”和全社會因經濟基礎崩塌而造成的大混亂。(豆瓣《禍起白銀》)這個說法雖合理，卻還有值得推敲的空間。它或能解釋崇禎年間白銀流通量的實質性減少所引發的蝴蝶效應，但在剖析貨幣流通全局時忽略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銀錢的比兌是否正常。
明朝白銀的全面貨幣化是以穩定的銀錢比兌規則爲基礎的。隆慶元年(1567年)"銀錢兼使"的法令，是明朝首次允許白銀作爲合法貨幣的開始(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白銀貨幣化的完成而非開始)。而從嚴格意義上講，白銀作爲貨幣早在明中期正統朝就已實質性流通。所謂“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明史·食貨五)
明人以“錢銀”指稱貨幣，錢爲銀基，銀爲錢本，錢價依銀價隨漲浮動，明中期至天啓年間，大致按照“一銀千錢”的比兌關係進行交換。一兩銀按十六進制約合一千五百錢。通行的銀錢比兌規則能很好地解決白銀階段性流通量不足所導致的“銀荒”問題。
嘉靖朝“爭貢之役”後長達四十餘年的閉關曾導致白銀流入量減少，卻並未給政府儲備白銀和貨幣流通帶來惡劣影響，穩定的銀錢比兌是維繫正常流通的有利條件。因此，不是所有的“缺銀子”都能引發混亂。
更何況，崇禎朝其實不缺銀子。
我們先來看一筆大賬。自隆慶元年開關後(1567年)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這段時間，中國白銀流入量總體趨勢是增長的。
錢幣史學者王裕巽在其《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做過一個統計：1567年至1644年，海外流入明帝國的白銀總數大約爲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1/3。即便存在外部流入減少的趨勢，也只能說明明朝流入白銀總量的增長變得緩慢，其數額增加卻是不爭的事實。
學者樑方仲在《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也給出過估計：在萬曆元年(1572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間，輸入中國的銀元由於貿易關係至少遠超過一億元以上。
而從微觀的小賬看，當大順軍隊一路東進，勢如破竹地佔領北京後，他們對明朝宗室、官員及其富戶的追贓拷掠，僅僅數日，“其所得金，大約侯門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千萬兩。”(彭孫貽《平寇志》)
七千萬兩是個什麼概念?約略是晚明14年的財政收入(每年約500萬兩)。加上崇禎帝在時從民間徵繳的兩千多萬兩的白銀，大明朝從官到民可真不缺銀子。因此，白銀流入的階段性減少並非是導致銀荒和社會動盪的元兇巨惡。
那麼，究竟是什麼深層次原因造成了崇禎朝的所謂“銀荒”呢?
明末清初學者葉夢珠在其《閱世編》卷七·錢法條目下給出一條值得深入研究的解釋：
錢法之壞，自私鑄始，私錢無代無之，而惟崇禎時最盛。予生崇禎之際，通用新錢，無一佳者。
這位生於天啓年間，經歷了明末清初大動亂直至康熙中期才安然離世的學者，用客觀的筆觸記錄了“大明劫”中貨幣流通的真實情況。他指出：
(崇禎朝)私鑄盛行，錢色日惡而價亦日賤……較之銅價且不及，而錢之低薄雖鵝眼綖繯不能喻矣。
爲何崇禎朝的制錢變得價格日賤了呢?爲何它們被鑄得如此纖薄呢?剩下的銅又被拿去做什麼了呢?答案還得從明中期制錢超重說起。葉夢珠提供了一條極有價值的線索——
“所見之錢，惟嘉靖、隆慶兩朝最爲精美……一文約重錢外。”
“一文約重錢外。”點出了嘉靖隆慶兩朝制錢是超重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嘉靖隆慶兩朝銀錢比兌是相對正常的)。理論上講，一文錢含銅一錢。但實際操作的數據是，弘治、正德、嘉靖、隆慶這幾朝的制錢均是含銅一錢三分，70文換銀一錢，1200余文合銀一兩。大體是按照銅價與銀價按千銅一銀的比兌關係維持。這樣一二分的超重本沒有什麼私利可圖，但是百計、千計、萬計的制錢呢?對私鑄者來說，這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明朝對於制錢流通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新朝鑄新幣，舊幣便自然棄置。《明史·食貨五》記載：自啓、禎新鑄出，舊錢悉棄置。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的積累，到了天啓崇禎年間，一些意識到制錢超重的不法分子正是利用回收前朝的超重製錢來私鑄含銅量不足的本朝假錢，而這些假錢進入流通後，便肆無忌憚地用以套取白銀。
在崇禎朝，“此時便不可多得，蓋爲私鑄者收去，雜以鉛砂，更鑄新錢也。”葉夢珠指出，這些私鑄者將超重的嘉靖、隆慶朝銅錢收去後重新鑄熔，加入鉛砂，製作成等重的崇禎朝制錢進入流通。
據估算，若按照傳統的標準一錢銅值一文，可獲利20%-30%;若鑄成七、八分銅一文，獲利將近50%。有貪利者，不僅僅是“雜以鉛砂”，而是用鉛鐵作原料，不用鑄造法，而以“裁剪成錢”，這樣的獲利竟至數倍!
更爲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對此竟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通過鑄造更薄的制錢與民爭利，所謂“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捽擲輒破碎。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明史·食貨五)
這些含銅量極低的制錢嚴重攪亂了正常的貨幣流通，崇禎年間銀錢比兌已跌到700文換銀一錢。原先十幾文錢既能買到的物件，就要花費近百文，也就無怪乎葉夢珠會感嘆“錢之低薄雖鵝眼綖繯不能喻”了。
在崇禎朝，銀錢比兌變得越來越離譜，由此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用以流通的白銀大量流失。作爲明末清初人，葉夢珠捕捉到了這個變化的趨勢：
“(崇禎初)京師每千錢價銀一兩二錢，外省猶兌九錢一千。”“馴至十三年戊寅夏，價至六錢耳。”“庚辰、辛巳之間，遞減至四、五錢一千。癸未而後，每千兌銀不過三錢有奇，而錢之所重每千不過三斤有零而已。”“(明亡後)是時，每千值銀不過一錢二分。”
葉夢珠不厭其煩地對這些數據加以記錄，正是基於其對混亂的銀錢比兌所引發的嚴重後果的擔憂。到了清初，由於統治基礎的不穩，加上“錢法敝極之後，奉行甚難”，此時“八年辛卯，每千值銀止值四錢八分，其後漸增，亦不能至五、六錢”。錢價狂貶，銀價虛高，這種狀態即便在清朝完成對中原地區的統一後依舊難以更改。葉夢珠認爲是“積輕之勢使然耳”，可謂一語中的。
“錢法之壞，自私鑄始”。崇禎朝的“銀荒”正是錢法被敗壞至極，銀錢比兌混亂所釀成的惡果。其幕後黑手，正是不加監管、愈演愈烈的私鑄制錢以套取白銀的不法舉動。而對於整個陷入瘋狂的晚明社會而言，這樣的舉動也正是舉國上下“末日心態”的一種必然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