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漢朝盛世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漢朝盛世有商人的功勞，爲何漢武帝時期，是商人的噩夢?
自從秦朝以來，重農抑商政策在中國得到普遍執行，封建王朝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往往會藉助各種手段對商人進行剝削與壓制。
但是，做爲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封建王朝並不能完全排斥商業活動。
就總體來說，商業在中國還是處於一個發展的狀態之中，而封建王朝的重農抑商政策也並非始終如一的得到嚴厲執行。
秦朝存在的時間只有短短十五年的時間，十五年的時間放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之中只是短短一瞬，還不足以讓我們完全窺見一項政策的運動變化。
一般而言，在關注中國古代某一項具有持續性的政策的時候，人們都是從漢朝開始看起。
那麼，作爲中國封建社會真正大發展的漢朝，他又是怎麼來貫徹這一政策的呢?商人在漢朝的境遇又是怎樣的呢?
兩千人封建社會，爲啥都跟商人過不去?
公元前202年，劉邦在定陶即位稱帝，建立了大漢王朝。
而在漢朝建立之初，劉邦沿襲了秦朝以來形成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對商人厲行壓抑，劉邦曾規定：“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劉邦是反秦義軍的一位首領，在推翻秦朝之後卻將秦朝的政策奉爲圭臬，將其一一繼承，這說明秦朝所建立的制度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是適合古代社會的實際的。
重農抑商政策最早是在戰國時期，由著名的變法家商鞅爲秦國制定，其目的在於富國強兵。
那我們在這裏就要打一個問號了，一般來說商業活動纔是來錢最快的社會行業，秦國想要富國強兵，不去發展商業，卻要打擊商業，這一操作着實讓人有些匪夷所思。
一直以來，中國都是一個農業社會，農耕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基石。而作爲農業社會的統治機器，封建官府對財富的需求高度依賴於農業生產，向農民收取田稅是官府獲取財富最主要的手段。
儘管商業活動創造財富的效率更高，但商業活動所產生的財富主要受益人還是商人，財富不爲國有而爲民有，這是與封建官府“富國”的目的相違背的。
並且，一旦商業活動不受限制，商業以其“利”的屬性勢必會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司馬遷曾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人生來就有趨利的屬性，一旦商業活動不受限制，其勢必吸引大量的勞動人口脫離農業生產，加入“殖產興業”的大軍之中。
而這對封建官府來說是最不利的局面，農業人口的流失不但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萎縮，更會造成國家無法獲取足夠的人力用以滿足軍事和建設的需求。
封建官府之所以實行“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打擊商業活動，就是爲了把人口束縛在土地之上，爲其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和財富，以維持封建王朝的運轉，滿足王公貴族的奢侈生活。
如果放在戰國的大背景之下，秦國想要從戰國羣雄爭霸的激烈角逐中脫穎而出，就要有足夠的士兵和勞動力，有足夠的糧食，這樣才能持續的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爲此必須最大限度的將人民限制在土地之上，儘可能的讓他們勞動繁衍，而不是在各國各地到處流動。
此外，如果商人掌握大量的社會財富，這對封建統治者來說還是一個不小的政治威脅。
所謂“富可敵國”，私人如果擁有足夠的財力，再和地方勢力相勾結，這讓皇帝還怎麼睡安穩覺?爲此，封建政府必須對商人採取抑制的措施。
但這並不意味封建王朝不需要商業經濟，封建王朝所需的一些物資是農業無法大規模生產的。秦始皇就曾非常看重兩個商人，一個是烏氏夥，一個是寡婦清。
他們一個爲秦始皇提供大量的牲畜，一個爲秦始皇提供丹砂等礦產，秦始皇對他們十分看重，一個獲得了秦朝的封爵，一個被秦始皇封爲“節婦”，併爲她築臺紀念。
漢朝在漢高祖之後，呂后當政，漢朝也一度放鬆了對商人的限制。《史記》記載：“孝惠、高後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西漢初年，國家百廢待興，如果不採取一定的措施刺激經濟發展，而是一味的奉行刻板的政策，對國家百害而無一利。
況且，商業活動也能爲國家提供稅賦收入，緩解漢初的財政困難。因此，在西漢初年，國家對商人總體上還是扶植的態度，減少了對商人的限制，但也沒有脫離重農抑商政策的框架。
大漢盛世，有商人一半的功勞
在漢朝放鬆對商業的禁錮這一背景下，漢朝的商業經濟獲得了大發展。漢代的商業活動主要是在“市”中進行，也就是說商業活動有固定的場所。
在漢代長安城之中，最早設立了東西兩個市，後來這一數字上升到了九個。
漢代的市是一個二百六十步長的方形院落，而市與市之間的間距爲四里，每一個市都築有圍牆，在圍牆的每一面都會設立一個大門，供人們進出。
在每一個市門處都會設立門監，負責日常管理。市與門監在漢朝之前就已經存在，最早的時候門監手裏拿着的是刻着尺寸的皮鞭，專門用來懲罰那些觸犯法令的人。
每天清晨的時候，市門打開，人們可以進入市中進行交易，到了傍晚，市門就會關閉。在市中，有根據商品種類而排列的商肆，也叫“列肆”，這裏市專供商品售賣的地方。
之所以爲什麼要按種類整齊排列，主要是爲了官府收稅和管理的方便。
在市的四個角落，會設置有邸店，也就是倉庫，專門用來存放貨物。
在市中，會有呈十字或井字形的道路，被稱爲“隧”。長安東西兩市建設時間長，規模大，因而有交叉分佈的四條道路，呈井字形，其餘市則只有兩條道路，呈十字形。
在市的中央，還會有市樓，市樓上會設置吏員用來“俯察百隧”，監管市場。
同時，市樓之上還會設置鼓和旗，每天開市和閉市都由吏員在市樓上擂鼓或搖旗指揮。
除了城市裏的正規交易場所之外，漢代也存在民間的小集市，這在後來發展成爲“草市”。
民間的小集市也是漢代商業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與城市中的市不同之處在於監管並不是很嚴格，且只是定期進行。
而在漢代的邊疆以及大軍之中，也有專門的“軍市”，可以滿足屯戍在外的士兵以及軍營裏的將士日常所需。
而在這些市場之中，所交易的商品種類也還是比較豐富的，諸如鹽、油、醋、酒等日常用品，皮革、藥材、織物等生活用品以及各種生產工具，都是應有盡有。
這些產品，一部分來自農民的在農閒時間生產的農副產品，一部分就是商人在手工業作坊中專門生產的手工業產品。
私人經營的手工業作坊在當時非常興盛，手工業種類齊全，生產規模十分宏大。
在這樣一個寬鬆的社會環境下，催生出不少的商業大亨，他們涉足的領域包括長途販運、鹽鐵冶煉、囤積、農林畜牧、金融信貸等衆多的行業。
臨邛卓氏、山東程氏、宛城孔氏，都是西漢著名的冶鐵商人。宣曲任氏以販糧起家、無鹽氏以信貸起家、橋姚以畜牧業起家、師史以販運起家，都成爲當時著名的累世富豪。
司馬遷描述當時商業繁榮的盛況之時曾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樑，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 莫不得其所欲。”
漢武盛世，竟是商人的噩夢
漢朝商業經濟的繁榮，在文景之世達到一個歷史高度，但之後的漢武帝一朝，商人的好日子算是到頭了。
漢武帝一朝，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產生了衆多的豪強大家。
我們之前說，封建官府與工商業者之間是有本質矛盾的，皇帝不能容忍商人與國家爭奪勞動人口，也不能容忍商人掌握過多的社會財富。
漢初之所以實行比較寬鬆的商業政策，是爲了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
但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的社會經濟已經十分繁榮，漢朝國力已經十分強大。此時，國家與商人之間的矛盾迅速突出。
但國家也不能明目張膽的侵奪商人的財富，必須得有合理的理由，漢武帝以“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爲由，在漢朝推行禁榷制度。
所謂禁榷制度就是由官府對一些重要的商品實行壟斷專賣，我們所熟知的鹽鐵官營就是禁榷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漢武帝之所以要實行這一制度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斂財，爲漢武帝的北平匈奴事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
同時，也是爲了打擊富商大賈，將最有利可圖的社會行業收歸國有，從而使那些賴此爲生的商人無利可圖。
如果說禁榷制度是漢武帝給商人的當頭棒喝的話，那接下來的“算緡”與“告緡”制度纔是商人真正的噩夢。
算緡制度早在漢朝初年，漢高祖當政時期就已經在實行，在漢惠帝以後被廢棄。
而在漢武帝時代，在張湯、桑弘羊等人的推動之下，漢武帝重新恢復了算緡制度。
所謂算緡制度就是由國家向商人徵收的一個稅種，漢高祖曾說要對商人“重租稅以困辱之”，即爲此意。
算緡制度要求商人、手工業者、高利貸者要向國家申報自己的交易額，然後進行徵稅。
商人按兩千錢徵一算的標準進行徵收，一算是一百二十錢;而手工業者是四千錢徵一算，比商人少一半。
車和船也是要徵稅的，平民的車每一輛徵收一算，商人徵兩算，船五丈以上徵一算。
如果說有人對官府隱瞞或者少報財產，其家產會被沒收，並被罰戍邊一年。
官府是鼓勵民衆進行告發的，一旦告發屬實，官府會把被舉報人家產的一半作爲獎勵獎給舉報人，這一制度叫做“告緡”。
在告緡制度刺激下，漢朝告發之風盛行，大量富豪被抄家，財產充公，家人淪爲奴婢。
漢武帝的算緡、告緡政策賦予了工商業者以致命的打擊，在加上漢武帝推行的其他打擊商人的經濟政策，使得漢代的商業經濟迅速衰退，完全不復文景之治的盛況。
中國一直以來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下，農業是國家之本，是封建政權賴以維持地位的根本。
商業活動在封建社會的地位僅被視做社會經濟的一種補充，其不能挑戰農業的主體地位，這是封建王朝對商業的定位。
在漢朝，由於漢朝前期的貧弱，國家不得已放開了對商業經濟的限制。但這種開放包容的態度註定是暫時的，由於社會形勢的緩和，漢朝註定是要重新強化重農抑商政策的。
漢武帝對商業經濟的態度十分強硬，其大肆掠奪商人，搶佔商業利益，以此充實國庫並打擊商人。
漢武帝的做法爲後世封建王朝解決財政問題提供了一個範本，使得工商業者在中國古代長期被官府所侵奪，而這極大的限制了中國工商業經濟的發展。
參考資料：
《漢代商業的繁榮》
《秦末漢初的商業經營》
《中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的表現、成因及啓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