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是唐朝時期藩鎮割據將領，提到安祿山，必然避不開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可謂是大唐王朝由興到衰的轉折點。安祿山究竟有何實力敢於造反?又爲何會最終失敗?
唐玄宗在位時，爲了加強邊境的防禦，在重要的邊境地區設立了十個軍鎮，軍鎮的長官叫節度使。節度使帶領軍隊，還兼管行政和財政，權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當時的慣例，節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調到朝廷當宰相。李林甫掌權以後，不但排擠朝廷的文官，還猜忌邊境的節度使。
擔任朔方等四個鎮節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戰功。他手下的將領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驍勇善戰的名將，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勞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調回京城當宰相，派人向唐玄宗誣告王忠嗣想擁戴太子謀反，害得王忠嗣險些丟掉了性命。後來還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爲王忠嗣申冤，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爲降職處分。王忠嗣受不了這個冤枉，一氣之下就病死了。
當時，邊境將領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認爲胡人文化低，不會被調到朝廷當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張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戰，而且跟朝官沒聯繫，靠得住。唐玄宗本來最怕邊境的將領謀反，就聽李林甫的話，提拔了一些胡人當節度使。在這些胡族的節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別看中一個平盧節度使安祿山。
安祿山年輕時在平盧軍裏當過將官，因爲不遵守軍令，打了敗仗。邊境守將把他解送到長安，請朝廷處分。當時的宰相張九齡爲了嚴肅軍紀，把安祿山判了死刑。唐玄宗聽說安祿山挺能幹，下令把安祿山釋放。張九齡跟唐玄宗說：“安祿山違反軍令，損兵折將，按軍法不能不殺;而且據我觀察，安祿山不是個善良人，不殺恐怕後患無窮。”
唐玄宗不聽張九齡勸諫，還是赦免了安祿山。後來，張九齡被撤了職。安祿山卻靠他奉承拍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當上了平盧節度使。不出三年，又兼任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當了節度使以後，就儘量蒐羅奇禽異獸，珍珠寶貝，經常送到宮廷討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歡邊境將領報戰功，就採取陰謀手段，誘騙平盧附近的少數民族首領和將士，參加宴會。在酒席上，用藥酒灌醉他們，把兵士殺了，又把他們的首領割了頭，獻給朝廷報功。
唐玄宗常常召安祿山到長安朝見。安祿山抓住這個機會，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儘量討唐玄宗的喜歡。安祿山長得特別肥胖，凸肚子，矮個子，裝出一副傻乎乎的樣子。唐玄宗一見到他就樂了。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開玩笑說：“這麼大的肚子，裏面裝的什麼東西?”安祿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沒有別的，只有一顆赤誠的心。”
唐玄宗認爲安祿山真對他一片忠心，心裏更高興了。以後又封安祿山爲郡王，還替他在長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貴族住的一樣華麗的府第。安祿山搬進王府後，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樂;還讓楊貴妃把安祿山收作乾兒子，讓安祿山在內宮隨便進出，親熱得像一家人一樣。
安祿山騙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陽、平盧兩鎮外，又兼了河東節度使，控制了北方邊境的大部地區。他祕密擴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將，任用漢族士人高尚、嚴莊幫他出謀劃策;又從邊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選了八千名壯士，組成一支精兵，囤積糧草，磨礪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準備叛亂。
安祿山究竟有多少本錢供他進行冒險?又有多少實力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呢?
首先，唐朝對西方軍事技術的依賴，是從北朝時代就開始的老傳統。隋唐兩代統治者與核心貴胄，全部源自鮮卑人南下後建立起來的關隴軍事集團。他們的封建化部落組織，易於產生更多能打的軍隊，也非常便於吸收自己所接觸到的各類技術。加上並不完全以血親關係爲紐帶的繼承製度，也非常適合吸納任何擁有武力或其他技能的個體或團體入夥。
這些趨勢一直保持到了唐朝建立之後。一方面是逐步分化的隴集團，在內部使用北朝留下的府兵制和具裝騎兵技術廝殺。另一方面是他們都力求和新崛起的突厥聯盟建立良好關係，在保持對外技術渠道暢通的情況下，吸納更多可以立刻使用的即戰力。無論是山西的李家，還是河北的竇建德等勢力，都在這個階段內獲得突厥盟主頒發的可汗頭銜。
當然，突厥聯盟內部的渙散，在後來成就了唐朝迅速介入草原地區的偉大成就。至此，長安的朝廷開始了一段可以左右北方貿易路線的黃金時代。但在武則天時期，這個趨勢又被任人唯親的武周女皇帝所打斷。她用大量的武姓貴胄出任軍隊的指揮，釀成了衆多的軍事災難。等到唐玄宗完成撥亂反正，唐朝的軍事傳統才重新回到正軌。但此時的天下格局，已經和李世民時代有了很大不同。
由於吐蕃和回鶻等勢力在西域等地崛起，讓長安通向中亞的河西走廊變得非常危險而不穩定。加上已經進入中亞的阿拉伯帝國勢力，正處於內戰與對外征服交替的混亂時期，也讓這條貿易線路陷入了不定期停滯。於是，作爲唐朝便將對外交通的主幹道又轉回了北方草原地區。從河套到鄂爾多斯高原的十字路口，向西還可以通向布哈拉與撒馬爾罕，向東也可以直接抵達遼東與渤海國。
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僅北方的突厥系勢力對唐朝而言重要性上升，也同時影響了衆多分佈在東方世界的粟特商團。原本走河西走廊或更南方青海道的商團，因爲戰爭和動亂而趨於衰落。而走北方草原路線的集團，則容易獲得機遇興起。他們勢必同草原的突厥部落更爲接近，並進一步影響那些已經在內地定居的衆多同鄉和親族。哪怕有些人已不是屬於純粹的粟特族羣，也會在被動中參與整個過程。
安祿山的前半生，無疑就是那個時代的部分縮影。他的父親來自中亞的粟特城市，在東方娶了突厥妻子。由於過早病逝，安祿山便同改嫁的母親一起加入了新的突厥家庭。這樣動盪而危機四伏的早年經歷，反而讓安祿山獲得了更多鍛鍊機會。不僅會說粟特語和突厥語，同時也能和東北方的契丹、奚部交流。此後，靠着爲唐朝當差服務的機會，混到了大部分外族軍人可以企及的最高位置。這既是時代背景的造化弄人，也是唐朝既定國策的推手作用。
在掀起叛亂前，安祿山的平廬和范陽兩大節度使轄區內有7個都督府、10個奚州和17個契丹州規模，是唐朝除了隴西河西之外另一個強大軍事集團。這足以說明安祿山集團在硬實力方面有向唐朝挑戰的資本。對於穩坐長安的皇帝而言，北方的兩大軍事集團是需要自己去不斷調整平衡的。任何一方的實力明顯超標，就可能造成自己的權威受損。但因爲需要防備吐蕃和回鶻，又要準備增援西南的南詔前線，甚至去河中同阿拉伯-波斯勢力交戰，讓西部駐軍消耗巨大。倒是位於草原貿易線路關口的安祿山集團，反而在更優渥的環境下成長。
此外，唐朝在文化和制度上的二元制結構，也最終促成了安祿山的必然叛亂。因爲唐朝長期對歸化的番人和內地居民，採取不一樣的治理手段。前者因爲可以帶來國際貿易、管理技術和軍事技藝，往往受到長安朝廷的重視和寬厚對待。後者則作爲純粹的“生產資料”，受到統治者的嚴格管控。甚至連主動與外部世界交流做生意的權力都沒有。
到唐玄宗時代，以楊國忠爲代表的文官集團開始躥起。他們並不來自傳統的關隴貴族集團，也非常需要依附皇權撐腰。各類邊境的番將集團，則是他們通向權力上層的絆腳石。由於在爭奪戰功方面，文官集團毫無優勢可言，自然更加防備那些握有武力的番將。彼此之間的矛盾，最終激化爲節度使的揮軍南下。
那麼，安祿山的失敗又是什麼樣格局所造成的呢?
僅從出生而言，安祿山雖然是唐朝番將集團的一員，卻和很多同行有重大區別。他早年就已經脫離了內的的粟特團體，並在此後一直依靠唐朝的體制便利晉升。也就是說，在文官集團眼裏是外族將領的安祿山，哪怕在很多內地的外族團體看來都不是同類。他麾下的很多部隊不是粟特-突厥，而是自己控制區附近的契丹-奚人。雖然有些地方的粟特團體曾被他招攬過去，但相比整體來說還是基數很少。
所以，安祿山即便是攻克了洛陽和長安，也難以在所有羣體面前服衆。爲了在大義名分上進行輿論攻勢，安祿山一邊宣稱要驅逐楊國忠這樣的奸臣，另一頭則有號召粟特人在東方重新建立家園的意味。但時局的迅速發展，讓他很快就輸掉了輿論戰。
唐玄宗一路逃往巴蜀，就是爲了規避洛陽失守給自己朝廷所帶來的糧草供應危機。原本走隋唐大運河的漕運船隊，現在可以從長江逆流而上。加上楊國忠在半路上被處死，使得老皇帝身上減掉了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位於江淮流域的唐朝內地駐軍，本着繼續效忠的原則，一直死死扛住安祿山叛軍的東征。
唐肅宗則向北抵達朔方的靈武，從那裏招募西部的軍隊進行反攻。根本沒有被安祿山口號所打動的番將和同盟集團，爲唐朝提供了大批有質量的反擊兵力。除了從西域等地調回的部隊，還有轉而入夥的吐蕃和回鶻大軍助陣。甚至是龜茲和于闐的王族，帶着本國軍隊加入進來。這就讓原本動盪的河西走廊與西域，暫時獲得了穩定。利用此條線路的粟特商團也再次活躍起來，進一步稀釋了安祿山集團的吸引力。加上安祿山將主要兵力集中發動突襲，無力爭奪鄂爾多斯地區，所以也無力和唐朝在國際外較場上競爭。
安史之亂是一定會爆發的事件，而安祿山集團也的確具備了破壞長安朝廷統治地位的能力。但安祿山集團的壯大，本質上是一些列國內外局勢交錯影響的產物。一旦外部格局發變化，強弱對比也就會出現急速逆轉。安祿山本人則是一個習慣兩頭吃的投機政客。頂着豪邁番將的外衣，卻遮不住更多體制官僚的成分。這就讓他的策略變得極不清晰而模棱兩可，最後的失敗也在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