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稅畝，指的是春秋時期魯國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首次實行的按畝徵稅的田賦制度，它是承認私有土地合法化的開始。
其具體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一。”在初稅畝之後，公田之外再收十分之一的稅，即一個小生產單位，一共耕種了112.5畝的土地，其中22.5畝土地的產品爲應繳納的稅額，稅率也就變成了0.2，(計算方法爲22.5/112.5)。
背景
《左傳》中記載：
從春秋中葉開始，各主要諸侯國先後進行過一系列的土地、賦稅制度改革，著名的有：
公元前685年，齊國的管仲採用“相地而衰徵”的新稅法;
公元前645年，晉國“作爰田”、“作州兵”。
公元前594年，魯國爲了增加收入，便規定：不論公田、私田，一律按田畝收稅。
此後，楚國、鄭國、晉國等國家也陸續實行了稅畝制。
起因是：春秋時期，由於牛耕和鐵製農具的應用和普及，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大量的荒地被開墾後，隱瞞在私人手中，成爲私有財產;同時貴族之間通過轉讓、互相劫奪、賞賜等途徑轉化的私有土地急劇增加。
在實行初稅畝之前，魯國施行按井田徵收田賦的制度，私田不向國家納稅。因此，國家財政收入佔全部農業產量的比重不斷下降。
於是，魯國便實行初稅畝，即：履畝而稅，按田畝徵稅，不分公田、私田，凡佔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積納稅，稅率爲產量的10%。
初稅畝的實行，增加了財政收入，適應和促進了新生的封建土地佔有關係。
內容
初稅畝從字面上解釋：初，爲開始的意思;稅畝是按土地畝數對土地徵稅。
具體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一。”對公田徵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爲稅賦，對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樣根據其實際畝數，收取收成的十分之一，作爲賦稅。
這種按耕地的實際畝數收取實物賦稅的做法，與“桓管改革”中的“均田分力”、“相地而衰徵”，雖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但也有一定的區別。“桓管改革”中的“均田分力”、“相地而衰徵”，仍是建立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之上的，而魯國初稅畝的實施，等於承認了土地的私有。
“桓管改革”後的農業稅收徵收的前提是：農戶租用了屬於國家的土地，稅收還帶有“地租”的性質;而初稅畝則是在認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憑藉國家政治權力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的稅賦。也就是說，初稅畝更接近於現代的稅收。所以，大多數研究者傾向於把魯國的初稅畝作爲我國農業稅徵收的起點。
影響
初稅畝從律法的角度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使我國曆史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發展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初稅畝的實施，使生產關係發生了變革，使其更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是歷史進步的具體表現。
不僅如此，初稅畝削弱了各采邑的實力，使諸侯國的地位更加穩固，爲今後建立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初稅畝是土地私有制前提下平等賦稅制度的最初形式，是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它在激發勞動者生產積極性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是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比較科學的選擇。初稅畝的實施，也使社會分配方式發生了顯著改變，按實際田畝產量十分之一納稅的具體方式，使勞動者切實體會到了努力帶來的收益，從而促使勞動者不斷提高勞動效率。
初稅畝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爲這一制度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和方向，是在先進生產力要求下，對生產關係的一次合理調整，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勞動者的利益要求，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
初稅畝的實施給了奴隸制致命的一擊，爲奴隸制的徹底崩潰敲響了喪鐘。而秦國的商鞅變法標誌着井田制的徹底崩潰，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私有土地制度由此而生。
評價
《穀梁傳》對初稅畝評價說：
“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裏，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這是對初稅畝的一種否定態度，認爲初稅畝的實施，是違背古法的“非正”行爲。這段文字也說明了初稅畝的實際作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