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同盟，是英國和日本爲了維護其各自在中國與朝鮮半島的利益而結成的互助同盟，旨在反對俄國在遠東擴張。
1902年《英日同盟協約》的簽訂是近代東亞乃至全球國際關係史上一次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它標誌着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兩大軍事集團在東亞的形成。第一次英日同盟是如何形成的?它對近代東亞國際關係產生了哪些影響?本文試對此作一探討。
英日同盟是英俄、日俄矛盾衝突並日趨激化的必然結果，正是出於共同抗俄的需要使英日逐漸從對抗走向結盟。
英日兩國在東亞國際舞臺上原本是一對冤家對頭。這主要是因爲，英國作爲近代最大的殖民霸主，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之時，爲維護其既得利益，英國就必須維持現存的國際格局。具體說來，在東亞就是要繼續維持一個軟弱的清政府的統治，而且維護清廷在朝鮮事務中傳統的主導權地位。恰恰相反，日本作爲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當它剛走到瓜分世界的餐桌旁時，世界市場就已基本被瓜分完畢了，要想滿足其擴張野心，它就必須挑起事端，重新瓜分世界。在東亞國際舞臺上英日兩國的分歧和對抗是不言而喻的。
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爲促使英日雙方從對抗轉向結盟提供了契機。甲午戰爭爆發後，戰局的發展大大出乎國際社會的意料，貌似強大的清軍連連失敗。此事引起了英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他們預測倘若清軍敗於日軍，清軍必將退出朝鮮半島。而如果朝鮮半島哪怕出現短暫的力量真空時刻，就將爲早已凱覷朝鮮半島的俄國人提供南下擴張的良機。於是，英國政府便有意放棄一貫的支持清廷的政策，轉而支持正在崛起的日本，以作爲對抗其在東亞的宿敵——俄國的急先鋒。於是，當甲午戰爭的戰局基本明朗之際，英國倫敦的《泰晤士報》載文指出：“英日兩國間的利益並不衝突，兩國的重要利害實在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而其所謂的共同利害主要是在共同對俄方面：“俄國雖然屢次向中國聲明不佔據朝鮮，然而俄國始終還是想在太平洋上佔有一個不凍的海港。……俄國如果達到了這個目的，英日兩國全不能坐視。”這是因爲：日本將來要想成爲一個海上強國，日本決不能讓俄國在太平洋上佔有一個不凍的海港，那是日本的致命傷。就是我們英國對於這件事也很焦急。”因此，他們認爲有必要在東亞扶持日本：“現在外邊已有謠傳，說中日戰爭後，無論結果如何，必有他國干涉。這種謠傳如果成爲事實，則英日兩國的代表至少在幾件重要的事上定會共同合作。”有的甚至公然主張慫恿日本對外擴張：“從今以後，日本人願意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它可以有極大的自由，他們可侵吞別國的土地，他們可以任意蠶食別國的版圖。”因此，英國政府拒絕參與干涉日本的國際外交活動。
“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使日俄成爲不共戴天之敵。同時，這也使日本政府清楚地認識到：日本要想同世界上其他國家平起平坐，僅戰場上和它們交手是不夠的，還必須準備在外交桌上與其對抗。”而英國人拒絕參與干涉還遼無疑是向日本人發出的一個明確信號。對此，日本人立即心領神會，一部分日本朝野人士於是便倡議尋求日英同盟。日本駐朝公使林權助認爲：“俄國的目的是在稱霸中國。俄國若果達到這種目的，英國在中國的地位定會發生危險。依我們日本人觀察，這個問題必須得用武力解決。英國在軍事上的地位並不見佳，因爲要解決這種爭執，須用陸軍，海軍不能有多大用處。”所以，英國有必要與日本合作。這是因爲：“現在中國已經不能再爲遠東的領袖了，日本還不夠那種資格，俄國想作遠東的領袖，因爲俄國可以由陸路直達中國，而英國無法阻止。英國若和日本合作，則英國此後在遠東的領袖地位將愈形鞏固。現在英國在遠東的地位舉足輕重，日英兩國若能合作，則日英兩國可以統轄中國，可以維持遠東的和平。”
儘管英日雙方均認識到了結盟的必要性，但英日同盟尚難以成立。影響英日達成同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英國政府仍固守其“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無意於在東亞與日本結盟。2、英國政府擔心若與日本結盟，必將激化英俄矛盾。並且，日本目前只能在東亞助英國一臂之力，而英俄矛盾是多方面的，不僅在東亞，而且在中亞、歐洲同樣存在嚴重的英俄矛盾。因謀取在東亞的英日同盟而激化英俄全面矛盾衝突，對英國來說顯然是得不償失之舉。3、日本尚不具備足以讓英國人放心的軍事力量。正如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所說“英國固然急於要保衛它在遠東的利益，但是若果它和日本聯盟，他在遠東的利益就可以得着保護麼?我們應當想：我們自己的海軍實力，我們的海軍實力只能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要到亞洲大陸或離我國的海岸遙遠的海中去和他國交戰，以保衛英國人的利益，我們的實力是絕對不夠的。”因此，“日英同盟至少在現時，可以說只是一個甜蜜的夢”。
1897年11月14日，德國藉口曹州教案，派兵強佔中國領土膠州灣，拉開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序幕。緊隨德國之後，俄國打着“援華抗德”的旗號強租旅大爲軍港。此事大大刺激了英國政府，他們認爲：“旅順落人俄國手中是對中國首都的一種威脅，是對英國對華貿易的一種挑釁。”在這種形勢下，英國政府可供選擇的外交策略有三種：1、與德國結盟，利用德國在東亞對抗俄國的同時，還可以在歐洲牽制俄國的行動，使之不至於全力向遠東擴張。2、與俄國妥協，達成在東亞瓜分勢力範圍的協議。3、與日本結盟，利用日本凱覷朝鮮的慾望，鼓勵日本實施其“大陸政策”，以扼制俄國的南下擴張之勢。
英國政府首先選擇了與俄妥協的政策，這主要是因爲英國外交矛盾重重，無意再樹敵手。當時，英國在南非布爾殖民地問題上同德國的關係極度惡化，在尼羅河上游地區又與法國發生了激烈衝突，在歐洲國際舞臺上陷人了十分孤立的境地。爲避免英俄衝突，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裏授意其駐華公使，不要因俄強租旅大一事而刺激俄國人，而應利用這一時機與俄國政府談判，以求達成英俄妥協。與此同時，爲了讓英國政府默認俄國強租旅大這一既成事實，俄國政府也欣然表示：“準備立即考慮任何會帶來兩國之間更親密諒解的建議。”於是，自1898年1月至3月底，英俄雙方分別在聖彼得堡和倫敦兩地進行了多次祕密談判。然而，由於雙方的願望大相徑庭，談判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英日同盟關係的宣傳畫
英俄妥協既然無望，英國政府又將其外交活動的目標轉向德國，尋求英德同盟。經過雙方的努力，兩國政府於1900年10月16日簽訂了《英德揚子江協定》。然而，當俄國藉口義和團事件於1900年佔領中國東北時，德國政府卻公然宣佈：“由於德國在滿洲不能發揮任何力量，”所以《英德協定》“不適用於滿洲”。顯然，要想指望德國在東亞與英國一同遏制俄國也只是南柯一夢。
無奈，英國政府只得轉而尋求英日同盟。早在1898年初，當日本政府接到英國政府關於如日軍撤出威海衛，英國打算租借威海衛的照會後，日本政府立48即復照英國政府：“日本政府不反對一個支持中國獨立的國家的佔領(威海衛)。”同時還表示：“將來在日本發現必需爲加強防衛或增進利益而採取同樣的措施時，帝國政府期待能指望英國的同意和支持。”日駐英公使加藤公明對英日同盟很感興趣，他認爲支持英國租借威海衛是把“英國吸引到日本方面來的理想的辦法。
鑑於日本政府的這種立場，1898年3月16日，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張伯倫(J·Chalnber—Laim)對加藤高明表示：在遠東國際事務中，“貴國與我國的利害關係一致，處於可以共同合作共事之地位。”加藤高明立即將此事電告日本政府，並建議日本外務省響應英國政府的呼籲，在兩國海軍聯合的基礎上，達成協議。但是，因英國政府當時正忙於英俄祕密談判，故此事無實際進展。1900年，俄國人侵中國東北後，英俄矛盾進一步激化。1901年，英國政府被迫放棄“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在國際事務中積極尋求結盟對象國。於是，1901年3月，日本政府又指使其駐英公使刺探英國政府的意向：“苟日本必須和俄國談判時，英國能援助日本至何程度?”對此，英國政府有人認爲：日本人感覺着俄國對於日本的危險是一天比一天大，俄國不久以後是會將朝鮮劃人它的勢力範圍。日本若果不能放棄朝鮮，必須爲朝鮮戰爭。日本最好乘西伯利亞鐵路沒有完成前，借東三省密約的問題和俄國見一勝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若不設法鼓勵日本，使日本拿我們作可以幫它抵抗俄法兩國或有它聯盟的可能的國家看待，則我們也許會將日本逼到失望的路上去，去和俄國修好。……則我們的利益將蒙受極大的損害。”英國下院議員阿·巴特尼梯(Ashmead Bartleet)在下院發表演講指出：日本在遠東的崛興於我們英國大有裨益。”因爲“在日本國中現在有一般強大的勢力正在興起。必須讓日本幫助我們，我們方能保衛我們在太平洋北部原有的地位;必須得益日本的援助，我們方能將俄國逐出中國。……只有利用日本的力量我們的政府才能—假若他們願意支配有關中國的一切問題，以及太平洋的北部。”總之，英日聯盟是“保衛英國在遠東的利益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
英日同盟關係的宣傳畫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01年4月17日，日本駐英大使林董向英國外交大臣蘭斯敦提出了“個人”有關日英同盟方案的設想。7月15日，索爾茲伯裏因此會晤林董，表示英國政府願意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7月31日，蘭斯敦又對林董表示：目前正是“就締結長期同盟進行談判的最適宜的時機。”10月7日，日本政府正式授權林董，命其就日英同盟問題與英國政府“開始公開交換意見。”12月7日，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提出(日英同盟意見書)，他認爲日英同盟將在如下幾方面對日本產生積極影響：“1、制止俄國的擴張，保持東洋的長期和平。2、保持日本外交政策的連續性，免受列強的指責。3、增進日本在中國的權利。4、有助於從根本上解決朝鮮問題。5、保持與俄國海軍相抗衡的海軍力量。6、在財政、通商諸方面得到相當的經濟利益。”
由於英日雙方均認識到相互結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醞釀日久的英日同盟終於進人實際性談判階段。經反覆磋商，1902年1月30日，日駐英公使林董與英國外交大臣蘭斯敦在倫敦簽署了《英日同盟協約》。協約主要內容如下：1、相互承認並尊重、維護兩國各自在中朝兩國的“特殊的”、以及“特別擁有”的利益。2、締約雙方如有一方與第三國交戰，另一方必須嚴守中立。如有第四國或更多國家幫助交戰對方時，締約國一方應協助同盟國作戰，靖和時亦須事先與同盟國一道協商。3、條約的有期爲五年。
顯然，這是一個針對俄國的軍事同盟條約。
英日同盟的成立標誌着瓜分東亞的帝國主義軍事集團的形成，它改變了遠東國際格局和列強在東亞的力量對比，對東亞國際格局的演變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加強了英日兩國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助長了日本向大陸擴張的囂張氣焰。甲午戰爭後，清廷勢力被迫退出朝鮮半島，在圍繞着朝鮮半島的爭奪中形成了日俄兩強對峙的局面，(英日同盟協約》的簽訂，使對峙的天平發生了明顯的傾斜，英日兩國形成了明顯的對俄軍事優勢。從而使日本對大陸的侵略擴張行徑更加肆無忌憚。對此，英國人公然不諱地聲稱：“英日同盟雖然不是旨在策動日本政府走向極端;但它引起的，而且必然會引起的後果是，使日本感覺到這可以和它在遠東的大敵進行較量，而不用擔心歐洲會象上次那樣，進行干涉並奪去它的勝利果實。”事實果然如此，1902年10月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對清、對韓最高國策》。其中公然宣稱：《日英同盟協約》的締結，使“帝國之聲望更加卓著。乘此時機，擴大經營我在清、韓兩國之事業，以收取與我帝國現有地位相稱之權力，以此爲當務之急，決不可延緩一日。”
第二，促成了俄法兩國的進一步勾結。俄法兩國出於在歐洲大陸上扼制德國的需要，在國際舞臺上一向慣於相互勾結、相互利用。《英日同盟協約》的簽訂無疑對俄國構成了嚴重威協。爲對抗英日同盟，擺脫外交困境，俄國立即採取措施，進一步與英國的老對手法國接近，而爲了扼制英國，法國也樂於此道。於是，經過一番磋商，1904年3月16日，俄法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如其他列強的侵略行爲，或中國國內再度發生動亂”，並且對俄法“兩盟國政府的利益”構成“威脅”時，“他們將就保衛此等利益的手段進行磋商。”事實上，這意味着俄法同盟已從歐洲擴大到東亞，其目的顯然是爲了對抗英日同盟。
第三，促成了俄國遠東外交政策“新方針”的出籠。英日同盟給俄國外交造成的被動局勢，激起了俄國國人一部分人對其政府遠東外交政策的抨擊。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人祕書別佐布拉佐夫在爲沙皇起草的遠東政策備忘錄中寫道：“俄國應顯示它的活力和決心，……怯儒的維特的政策只能使俄國陷人困境。”爲擺脫困境，他提出了所謂俄國遠東政策的“新方針”，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1、廢除《俄中交收東三省條約)，迅速向滿洲增兵。2、將滿洲變成由俄國人保護下的特區，不許別國幹予滿州事務。3、在鴨綠江左岸的朝鮮領土內建立俄國的勢力範圍，並爭取進一步“將我們的勢力擴展到朝鮮中部”。在朝鮮中部設立一道阻擋呆在南朝鮮的日本人必不可少的“屏障”。4、設立由沙皇任主席的處理遠東事務的大臣特別會議，在遠東地區設立遠東總督，以加強和協調對遠東政策的實際指導。經過朝野上下反覆討論醞釀，這條“新方針”在1903年5月20日召開的俄國政府特別會議上獲得通過，這標誌着俄國政府遠東政策的重大轉折。
隨着俄國政府遠東政策“新方針”的出籠，1903年4月18日，俄駐華臨時代辦柏蘭孫照會清廷，宣佈撕毀雙方於1902年簽署的《俄中交收東三省條約》，同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極爲苛刻的撤兵條件。其意圖十分明顯，實質上這無非是爲俄國軍隊繼續賴在中國東北不走製造藉口。清廷表示對俄方提出的一系列撤兵條件難以接受。於是，俄國政府便以此爲借白，公然宣佈停止執行雙方原已商定的俄軍從中國東北撤軍的計劃。
沙俄此舉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視。4月21日，日本內閣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壽太郎、元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4人，在山縣有朋的別墅—京都無鄰庵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會上所確立的日俄協商的基本方針是“滿韓交換”，即若俄軍繼續留在滿州，俄國政府就必須公開承認朝鮮半島爲日本的勢力範圍。他們認爲，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朝鮮問題”，爲此哪怕付諸戰爭也再所不辭。6月23日，日本政府召開御前會議，確認了這一原則。7月28日，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電令日駐俄公使慄野慎一郎照會俄國政府，建議日俄兩國就“兩國在遠東的各自特殊利益”進行會談。8月12日，慄野打着“尊重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維護各國在該兩國的工商業機會均等”的旗號，向俄國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了日方草擬的日俄磋商草案。其主要方針是：“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先利益，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鐵路經營方面的特殊利益。”其目的是以朝鮮爲基地向中國東北地區浸透。對此，10月3日，俄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反建議案，其主要方針是：“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勢地位，日本承認滿洲及其海岸全然在日本利益範圍之外”。北緯39度以北的朝鮮作爲中立區，日本不得進人。其實質是壟斷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並與日本瓜分朝鮮，將北緯39度以北的朝鮮變成保護其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的防波堤，藉此將日本擋在朝鮮南部，以遏制日本向大陸的侵略擴張。日本當然不會作繭自縛。於是，他們斷然拒絕接受俄國的提案。10月30日，日方又提出了談判修正案，要求俄國承認“朝鮮在俄國的利益範圍之外。”而俄國則針鋒相對毫不讓步，立即表示“滿洲問題是俄中兩國的問題”，日本無權干涉。顯然，如此尖銳對立的雙方是難以達成妥協的。
於是，1903年12月30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對俄交涉破裂時日本應採取的對清對韓方針》。翌日，日本政府又照會英國政府：“在日俄衝突不可避免時，希望在開戰前得到英國的財政援助。”1904年1月12日，日本政府又制定了(關於日俄談判滿韓問題的帝國最後提案》，並於1月16日由慄野慎一郎遞交拉姆斯多夫。1月30日，慄野慎一郎受命要求俄國政府明確表示其對日本最後提案的答覆日期。2月1日，拉姆斯多夫答覆說，俄國政府不能確定其具體的答覆日期。2月8日，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通告俄駐日公使羅森，聲稱鑑於俄方的上述立場，日本政府決定斷絕雙方的外交關係。是日，日本海軍便向停泊在中國旅順的俄國軍艦發起進攻，日俄戰爭正式爆發。
綜上所述，英日同盟的達成標誌着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軍事集團在東亞的形成，這大大地改變了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國際舞臺上力量對比，加速了日俄戰爭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