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被後世儒家解釋爲順天應民的中國第一場"革命"--"武王克商"究竟是怎麼打的?假如紂王並非後世傳說中的無道昏君，《史記》中記載的商紂王軍隊七十萬人臨陣反戈是怎麼回事?更重要的是，這場革命究竟發生在何時?
中國是一個有着悠久歷史的偉大國家。人們總是說，中華的文明延傳了五千年，從來不曾間斷。中國人都相信自己是炎黃子孫，華夏後裔。從最古老的傳說時代開始，中國經歷夏商周三朝，進入了有明確文字記載的信史時代。
非常遺憾的是，中國的信史時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近代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明確地證實，商代是真實存在的。可是周代從什麼時候開始?商代從什麼時候開始?傳說中的夏代是否真實存在，這都是問題。
近半個世紀以來，全球相關研究範圍內的學者都對中國上古文明的時限做了大量努力。大家希望可以在西周信史的基礎上，推出武王克商的年代(也就是確定商代的下限)，進而進一步推出商代的上限，以及夏代的大概時代。武王克商之年，是逆推中國文字信史之前朝代分期的第一個重大節點。這個節點不能確定，再往上的商代積年和夏代積年也就徹底無從說起。
武王克商之戰的細節，從漢代起就衆說紛紜。我們講一件事情，釐清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細節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從前代文獻上來看，我們除了知道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是周武王和商紂王，戰爭地點是“牧野”之外，具體克商之戰的時間非常不清晰，攻戰細節則更是紛亂複雜，歷史文獻記錄彼此矛盾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記錄武王克商之戰細節的文獻記錄，首推《逸周書 克殷解》、司馬遷的《史記》、《尚書 牧誓》、《尚書 武成》、《逸周書 世俘》，加上今本《竹書紀年》和《呂氏春秋》等書，光是文獻的去蕪存菁、去僞存真就大費思量。至於克商之戰的具體時間，從漢代起到今天，兩千年來推論出來的克商之年數據居然有44種之多，要是把不同的研究觀點算進去，克商之年研究論著已有百種以上，這實在是非常驚人的。
之所以武王克商之年的問題如此繁難，當然不是因爲研究者低能到不能駕馭古代文獻，而是因爲有效的清晰的信息太少了。
近半個世紀以來，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取得了非常重大的進展，主要在於三個方面。一是大量帶有銘文的西周青銅器出土，可以補充史料的不足。李學勤先生就多次指出，近年新發現的史料，有的是連司馬遷、班固都沒有見到過的。二是現代天文學可以用來篩選古代文獻中的記錄。利用現代天文學技術，利用大型電子計算機對於天象回推的計算，能夠得到相當準確的絕對年代;三是對於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反映的西周諸王積年的認識隨着銅器研究而獲得了很多進步。假如我們可以弄清楚西周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厲諸王在位的絕對年數，加總在一起也可以逆推得到武王克商之年的準確數據。
細數近世武王克商之戰細節研究的進步，我們還得從1976年一件重要青銅器的出土說起。
記載武王克商的重要青銅器：“利簋”
1976年春天，陝西臨潼零口鎮南羅村的村民發現了一坑西周青銅器。在場的人哄搶了出土銅器，藏匿在家中。政府有關部門得知這個消息，下極大的力氣追繳。拿走銅器的村民，有一部分人將銅器交還，還有一部分人因爲懼禍，將手中銅器擊碎銷燬。
交還的銅器中，有一件通高28釐米的青銅簋。簋，按照古代禮書的記載，是裝黍稷之類(也就是小米飯)的青銅禮器。這件繳回的銅簋初看上去並不起眼，但是考古學以及古文字研究學者看見它卻大吃一驚。因爲這件銅簋內裏的銘文，劈頭就講武王克商。這也就是後來知名的國寶級青銅器“利簋”。利簋的發現是1949年以來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重大的價值，遠遠不是同等重量的黃金所能夠衡量的。
利簋的銘文古奧異常，文字還帶有典型的商代風格。對於銘文的釋讀，不同的意見很多。在銘文中，最難懂的是其中的“歲鼎”二字。學術界最經常採信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政烺研究員做的釋文。“利”是人名，是製作這件青銅器的人的名字。銘文說，武王攻打商國，在甲子日的早晨，歲星(今稱木星)在適當的位置上。經過了一日一夜，戰爭就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利”這個人在甲子大戰後的第七天，鑄造了這件祭祀祖先的青銅器。
利簋的出現，證實了古代文獻中所謂“甲子日克商”的記載。在利簋銘文的基礎上，武王克商之戰的真相漸漸浮出水面。而利簋銘文中“歲鼎”二字，雖然張政烺解釋得比較通順，但是想要在釐定克商之戰的具體時間，仍然要面對重重的謎團。這也就是有名的“歲鼎之謎”。
天文曆法透露的費解信息：“五緯聚房”和“歲在鶉火”
關於武王克商這個歷史事件，史料中記載的天文曆法信息，除了“甲子”日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兩條，這就是“五緯聚房”和“歲在鶉火”。
“五緯聚房”是個比較費解的詞。其字面意義就是“五星出東方”。提到五星出東方，就不能不講1995年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一件國寶級絲織品。
這一件漢魏時期的彩錦護膊。它是射手拉弓的時候系在小臂上的。彩錦護膊一出土，就在中國大地上引起了巨大轟動，原因是彩錦上織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字樣。在今天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騰飛的時代，中國的國旗又是五星紅旗，這件精美絕倫的彩錦護膊，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感情。
當然，如果要認真說護膊上“五星出東方”文字的本意，它其實是古代星占學上很常見的佔辭。這裏的“五星”，就是今天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而所謂“中國”，是星占學分野概念裏的“中國”，泛指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而“中國”之外，就是“西方”、“夷狄”或者“外國”。
“五星積於東方”和“五星出東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某段時期內，在日出前同時出現在東方。這種天象非常罕見，所以也引起古人格外的好奇與重視，把這些天象附會上某種“天意”。比如《文獻通考》上就說：“周將伐殷，五星聚房”，今本《竹書紀年》中則說“五緯聚房”，等等。這些古代文獻說的都是一個意思，就是武王克商的時候，天空中能夠看見“五星出東方”這種特殊的天象。利用現代天文學技術，回推“五星出東方”的具體時間，就能幫助我們減小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範圍。
武王克商之戰，另外一個重要的天象記錄是《國語》中的“歲在鶉火”。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星占學概念，往簡單裏講，就是說今天的木星位於南方天空中一個被標明爲“鶉火”的區域內。木星作爲天空中非常明亮的一顆星星，代表着作戰的“神諭”。鶉火，按照星占學是周國的區域，木星在周國的區域裏，當然就是神的旨意說，作戰一定是周國獲勝。
早在漢代，劉歆就以《三統曆》爲基礎，推算武王克商之年是公元前1122年;裴駰以《古本竹書紀年》爲基礎，推算結果是公元前1027年。近年根據倪德衛(David Nivison)、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和班大衛(David Pankenier)的研究，論爭範圍被顯著縮小到公元前1046至公元前1045年之間。之所以時間範圍能夠如此有效率的縮小，就是利用了現代天文學技術回推“五緯聚房”和“歲在鶉火”的發生時間;而武王克商之戰的具體時間，就存在於這兩個天象回推得到的數據的重疊部分。
“五緯聚房”和“歲在鶉火”在基本概念上有很多模糊性與複雜性，這種模糊複雜性使得人們對於青銅器“利簋”銘文的解讀產生了新的想法。美國漢學界三位頂尖專家的工作成果是富於啓發性的，但是他們的努力未見得就真正解開了利簋銘文中的“歲鼎”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