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人們對漢文帝、景帝父子治下的“盛世”很是推崇，稱頌那個時代社會安定、國富民強，可是文景之治爲什麼會被稱作是“飢餓的盛世”?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如果只看史籍的正面描述，那麼“文景之治”的確是個令人憧憬的時代，其成就確實值得歌頌。但若是拋棄先入爲主的觀點，通過對史料進行深入地分析，尤其是對當時人的議論來做詳細的解讀，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所謂的“文景之治”其實是一個貧富懸殊現象極爲嚴重、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飽肚子的時代，如果非要稱它爲“盛世”，那也不過是一個“飢餓的盛世”。
首先，文、景時代的貧富懸殊現象極其嚴重。西漢初年崇尚黃老學說，實行“無爲之治”，這固然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但與此同時，卻也助長了貴族、豪強和商賈等勢力的“野蠻成長”。憑藉着與官府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極爲雄厚的財力，這些人瘋狂地兼併土地，從而迫使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或淪落爲流民，或被迫成爲他們的佃農。
兼併者集團在侵佔大量的土地後，一方面向佃農徵收多達50%的地租，一方面則按照國家頒佈的稅率，向朝廷繳納稅率極低的地租(三十稅一，即3.33%)，從中賺取數量極爲驚人的差價，迅速積累起龐大的財富。而接下來，他們又會繼續進行新一輪的土地兼併，如此循環往復，漸漸地便使得社會上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狀(見《漢紀·武帝紀四》)。
再者，文景之世的百姓生活極苦。雖然跟秦末漢初相比，“文景之治”下的百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充其量也就是能吃飽肚子，不至於餓死而已。原因無他，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和徭役極多，令百姓窮於應對的同時，難以實質性提高生活質量。根據史料記載，漢代的賦稅約有二十種名目，主要的是“田稅”和“口賦”，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徭役。雖然田稅稅率極低，但口賦和徭役卻很沉重，而這也是造成漢朝百姓困苦的根源之一。
“文景之治”的百姓生活有多苦?可以在當時名臣晁錯、董仲舒的奏議中窺見一斑。作爲景帝時期的御史大夫(副宰相)，晁錯在《論貴粟疏》中不無沉痛地提到，當下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辛苦耕種一百畝土地，要應對官府的各種稅目和徭役，如果趕上風調雨順的好年景，尚能填飽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災荒之年，則難免會忍飢挨餓，有甚者還要售賣兒女、田宅來完稅或應付徭役。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覆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見《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與此同時，董仲舒在向漢武帝上書時，也曾議論到“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現狀，稱他們穿的是破衣爛衫，吃的是豬狗食，如果不肯做豪強的佃農，往往會在生計無着的情況下淪爲盜匪，這樣的人往往成千上萬，難以禁止(“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引文同上)。
雖然“文景之治”並非想象中那般好，但若把它跟秦末漢初或漢武帝時期作對比，卻也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成就。畢竟，“文景之治”下的百姓還能填飽肚子，生命權還能得以保障，但如果不幸生活在秦末或漢武帝時期，那麼百姓們極可能去做“炮灰”，若平安地過完一生，簡直跟中了“六合彩”一般幸運。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