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摺》是日本侵華的黑計劃，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如何將此奏摺公之於衆，讓世人瞭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本文披露了這一鮮爲人知的過程。
《奏摺》曝光 一片譁然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制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中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中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中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中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節和1個附件，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面面，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歷史上所稱的《田中奏摺》。
《田中奏摺》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譁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捲全國。
田中義一與“東方會議”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於日本長州藩的一個士族家庭，從小深受長州軍閥山縣有朋的影響，具有瘋狂的侵華野心。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先後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與之後的日俄戰爭，從陸軍參謀逐步升爲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軍銜晉升爲陸軍大將，繼山縣有朋後成爲日本陸軍長州軍閥的統帥與新一任巨魁，他長期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讀《大清一統制》與《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國通”之稱。從1913年開始，他公開赤裸裸鼓吹侵華，首先是割裂與霸佔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方稱之爲“滿洲”，宣稱：“大陸擴張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日本政府“必須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方針”，將“滿蒙”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臺組閣。在這屆政府中，田中義一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外務大臣與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任命主張“滿蒙第一主義”、積極鼓吹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強硬派侵略分子森格爲外務省政務次官，分掌外交實權;他們與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密謀，策劃加緊侵略與分割中國東北的陰謀計劃。
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了一個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議由田中義一親自主持，由森格外務次官策劃與組織召開，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與駐蒙特務機關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歷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侵略決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會議確定以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爲根本方針的日該國策。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文件措辭含蓄隱晦，但其基本內容與精神實質則是“分離滿蒙和中國”。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分離滿蒙和佔領滿蒙還是有區別的。田中義一是主張利用張作霖來實現分離滿蒙的政策的，而少壯派的軍官如鈴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張拋開張作霖自己來管理滿蒙的。這也埋下了後來田中義一在張作霖被炸事件後在陸軍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辭職的伏筆。
炙手可熱的《奏摺》與蔡、王英雄
《田中奏摺》上呈後，田中義一即拋出會議宣言，向世界宣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田中義一的會議宣言拋出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度震盪。“這一宣言對世界各國猶如晴天霹靂，頗爲震驚，都預料日本行將佔領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爲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武力併吞東北。世人對於田中密奏內容非常關注，因此奏摺成爲追求對象。其後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於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祕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購蘇俄買去之件，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願出款二十萬美元，志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成功獲取《田中奏摺》的是這樣兩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楨。
蔡智堪，原籍臺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爲日本商界的鉅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繫中華，不忘祖國，時刻關心着中國的存亡興衰，爲祖國的獨立進步、繁榮富強而盡心盡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會，以財力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動。1915年袁世凱復闢帝制，他不惜錢財疏通日本警察當局，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應好友、革命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委託，密切關注日本的侵華政策動向，提供日本的各種情報。他與東北地方當局張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祕密聯繫，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在這同時，蔡智堪還以“山口”爲筆名，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價值在於同王家楨“自述”相互印證，揭示出一個基本事實：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臺灣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統治集團上層的政治爭鬥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將抄本遞交給東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祕書主任王家楨，作爲東北當局瞭解日本政府侵華政策意圖參考之用。王家楨爲內部刊行的中譯本取名爲《田中奏摺》。
當然，與一般回憶錄一樣，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訛誤和有待考證的地方。其訛誤，有些是記憶上的差錯，如時間、稱謂和數字上的謬誤;有些是個人習慣提法的差異所致，如蔡把“宮廷集團”稱爲“皇道派”，有些則明顯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寫時造成的，如抄錄《田中奏摺》的時間，應當是1928年“天氣熱的時候”，而整理人趙尺子卻武斷地改成“民國十七年六月”。
王家楨，黑龍江雙城人。北京大學肄業。192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祕書主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1930年爲接收威海衛專使，次年任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中國代表。後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6月4日，日本駐東北之關東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權助對張學良威脅利誘，企圖阻止東北“易幟”與全中國統一。日本田中政府上臺一年多對中國野蠻的侵略行徑，引起了東北地方政府新上臺的領導人張學良的深深憂慮與不安。
張學良是有愛國心的軍人。他在其父張作霖被炸死後，於1928年6月上旬化裝從北京回到瀋陽。當時東北政局危急，日本關東軍虎視眈眈，張學良處境艱難。他審時度勢，很快決定了基本方針。他一方面爲其父發喪，並宣佈在瀋陽戒嚴以穩定東北局勢，挫敗了日軍乘亂奪佔東北的企圖;另一方面，他派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言和，準備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實現全國統一，以對抗日本的壓力與粉碎日本分裂、吞併東北的陰謀。與此同時他撥出專款，派出各種人員，通過不同渠道，加緊蒐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田中奏摺》的內容。
王家楨是張學良處理對日外交事務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據林久治郎說，他精通日本政界情況，“似乎能經常地向張學良提供大體無誤的情報”。王家楨的“自述”可以印證《田中奏摺》是他從“駐東京辦事人”蔡智堪處取得的，同時說明了他主持翻譯和內部刊行這一“機密文件”的動機。王說：我“想叫東北負責人知道日本人的陰謀，好作採取對策時的參考，根本沒有想它作爲宣傳材料來激動人心，更沒有想到拿它作爲在國際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王家楨“自述”澄清了中譯本發生一些謬誤和缺陷的原因。王說：“因爲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錯字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閱讀”，所以譯出以後，“將意義不明瞭或脫字脫句的地方逐一經過研究，加以添補”，“經過翻譯整理訂成一個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見，中譯本的謬誤，有的是翻譯和整理的技術性差錯造成的，有的則爲“添補”所致。
不容忽視的是，蔡智堪、王家楨兩篇回憶文章有若干陳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處：蔡說是他從東京宮內省書庫親自抄出來的;王稱蔡智堪“寫信來說，……是他的朋友在某政黨幹事長的家裏當書記抄寫得來的”。二是傳遞的方式：蔡稱是他“將抄件封於新皮箱內，親自攜往奉天，在瀋陽小西關西邊王家楨家中親自交與王家楨的”。王說：“這個文件大概是分十餘次寄來的，每次相距時間是兩個星期左右”。目前，對這兩位已故者矛盾的陳述，還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證據。
獲取經過
據傳蔡智堪是臺灣出生的日本富商，聲稱買通皇宮書庫官，裝扮成補冊工人以兩晚時間祕密抄錄了“東方會議”的紀要文件(亦即是獻上天皇約四萬字的祕密奏摺)，交到張學良外交祕書的王家楨之手，王家楨本人也曾聲稱文件的獲得是通過一個在日本政友會重要人物家裏當抄寫員的臺灣人蔡智堪祕密抄寫下來的。最終在1929年經時事月報十二月刊及其他媒體公佈於世。依蔡智堪所發現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向天皇獻呈祕密奏摺，提出了侵略計劃“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後來僞稱之爲《田中奏摺》。奏摺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爲首要關鍵。”
東方會議
1927年4月田中義一組成政友會內閣。他其任外務大臣，田中把對華外交的方針轉爲積極。6月在東京召集外務省、軍人、駐華公使、總領事舉行一個討論對華政策的會議，大約爲6月27日至7月7日在外相官邸中舉行，名爲東方會議。
當時的參與者包括外務政務次官森恪、駐華大使、南滿鐵道社長等人，其中更有在戰後出任首相的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及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
外務政務次官森恪爲該會議實際的主導者，他是所謂“滿蒙政策強硬論者”，主張中國的東三省(即遼寧、吉林、黑龍江省)從中國分離。
7月7日發表“對支(華)政策綱領”。8月16日，他再召集駐華東北的外交及軍事人員，舉行大連會議，商討東方會議未決定的問題，大連會議結束後數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摺，呈奏日本對於滿蒙積極根本政策。被誣指爲田中奏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