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中國帝制時期最高統治者，感興趣的讀者和本站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經筵就是給皇帝講授經史的講座，或者說是皇帝學習經史的課堂，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經筵類似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讀書班。
讀書班的講師是各路專家學者(包括政府參事、文史館館員)，而古代皇帝經筵的講官則是博士、侍讀、侍講學士等。
漢武帝時，用丞相公孫弘之議，特設五經博士，專掌經學傳授，除面向皇帝、皇室及大臣子弟外，也向太學生授課。
《後漢書·張酺列傳》中就記載有尚書博士張酺給皇帝經筵講經事。
據《後漢書》本傳及唐李賢等注，張酺的祖父張充可能就是尚書博士(因張酺從充受《尚書》)，少時與劉秀曾同在京城長安學《尚書》。
劉秀當上皇帝后，欲“求問充”，惜“充已死”。
張酺給明帝、章帝、和帝三代的經筵長期當講官，張酺的兒子張蕃亦侍講於和帝，曾孫張濟則侍講於靈帝。
《後漢書》本傳稱“酺爲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該本傳關於他爲漢明帝、章帝父子兩代明確講經的史實主要有兩條：
永平九年(公元66年)，顯宗(明帝)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 授皇太子。
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公元85年)，東狩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並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章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待，莫不沾洽。
從《後漢書·張酺列傳》的這兩條記載並及本傳的其他文字，可以看出古代經筵及皇帝學習的一般情況，挑重點羅列如下：
1、古代皇帝大多重視學習，重視繼續教育，以豐富自己的知識，擴大自己的眼界。
2、古代經筵(皇帝的讀書班)制度，應該自漢明帝始。經筵的地點不拘泥於京城皇宮，隨皇帝巡行，也可移至地方。在地方開設的經筵，可以吸收當地經生與官吏旁聽。
3、皇帝帶頭尊師重教，以此推動皇室子弟及臣子乃至百姓的讀書熱潮。
4、漢武帝之後的皇帝確實是以儒學作爲自己的統治思想，或核心統治思想。所謂“獨尊儒術”，當不是虛言。
5、經筵講官多有正氣，往往借講經之際古爲今用或借題發揮，向皇帝諫失指弊，建言獻策，而皇帝也欣然接受，未有牴觸。這情形，有些類似於今天政府參事與政府首長的關係。
據《文獻通考·職官考八》的記載，唐玄宗時專設集賢殿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入內侍讀，待以師傅之禮”，入宋後延續此制。
宋仁宗時又設崇政殿說書，三者皆掌講讀史書，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
宋神宗初，《資治通鑑》編成，神宗此後常開經筵，令編者、翰林學士司馬光講讀。
司馬光在神宗爲其序後寫有一段話：“治平四年十月初開經筵，奉聖旨讀《資治通鑑》。”
這說明神宗迫切希望儘快瞭解歷史上興亡衰替的歷史經驗，故令司馬光充任講官，及時講讀。
《文獻通考·職官考八》引葉夢得《石林燕語》介紹了宋代經筵講讀對講官的禮遇：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吳衝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蘇子容、龔鼎臣、周 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日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 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這段記載表明，自宋仁宗乾興(1022年)以來，經筵講官除專職者外，還有他官兼者，故對講官不再以師道論之。
但畢竟是爲皇帝提供知識“考釋義理”的顧問，仍待以較高禮遇，未有怠慢。
宋神宗元豐(1078-1085年)改制後，更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而以侍從以上兼侍讀、侍講，至南宋則多以臺諫官兼任，使經筵講官純以他官充任，不設專職。
元朝承宋制，亦開經筵，至元泰定帝(1323年-1328年在位)大盛，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皆令聽講。
至元末順帝(1333年-1368年在位)時期卻廢除了經筵，入明後又以恢復。
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詔定經筵爲制度，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定期於京城文華殿專爲皇帝講經，朝中衆大臣陪聽。
講讀官先講“四書”，後講“五經”，或讀史，這叫“日講”， 又稱爲“小經筵”。
楊慎(升庵)在嘉靖初曾任經筵講官給皇帝授課。到了明中葉以後，經筵時斷時續， 逐漸式微。
入清後，朝廷重開經筵，設經筵講官滿漢各八人，講官滿漢各二人，由高級官員及翰林充任。
順治十二年(1655年)規定，每年春、秋兩季經筵之後，按日進經，春講至夏至日止，秋講至冬至日止。
順治帝、康熙帝甚至還請湯若望等外國傳教士講授西洋知識，特賜其“通玄教師”(後改稱通微教師) 稱號。
到了乾隆以後，皇帝日惰，經筵也很少開了。
而乾隆以後，中國封建王朝便進入衰落期，其成因固然很多，但皇帝自身不注重學習，或許也算是一條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