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器是滇人青銅器中鑄造最爲精緻並具有特點的器物之一，也是出土較多的器物。
據兵器的功能分有長兵器、短兵器、射擊兵器、防護用具等。長兵器有戈、矛、斧、鋅、錢、戚、啄、棒、叉等。短兵器有劍和環首刀。射擊兵器有弩機、鏈和箭旅。防護兵器有盔、甲和盾。在滇青銅兵器中，最具特點的是橫鑑兵器，這類兵器除鑑面裝飾紋飾外，還飾以圓周動物或人物。
公元前122年，張騫出使歸來面見漢武帝，帶來南方絲綢之路(古稱蜀身毒道)的消息，他在大夏(今阿富汗)發現了從身毒國(今印度)販運來的蜀地生產的蜀布和邛竹杖，而唐蒙在出使南越國期間，當地人用蜀地特產蒟醬來款待他。
這些消息蘊藏的巨大商機和財富，引發了漢武帝的征服欲和佔有慾，他連續派十幾批人從雲南方向西尋印度，均遇到當地人的截殺。漢武帝很生氣，就在今天西安附近挖掘昆明池，練習水軍，修建戰船，以攻伐滇池的土著。
其間滇王“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對抗漢朝。在武帝出兵消滅了勞浸、靡莫後，滇王歸降並“請置吏入朝”。自此漢朝以滇池地區爲中心設立益州郡，“賜滇王印，復長其民”，是古代雲南直接接受中央王朝統治的發端。
1956年，考古學家對石寨山遺址進行的第二次發掘,發現一枚金質蟠蛇紐篆文“滇王之印”，從而印證了史籍中的記載。
漢朝實施屯田實邊政策，將大量漢族移民來到昆明地區，他們與土著居民共同開發生產，推動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過程中，不少漢族移民因掌握了更先進的生產技術，逐漸富裕起來，又有儒學等文化加成，政治地位也水漲船高，一些人成爲當地有權有勢的“南中大姓”，將內地的相對先進的社會文化“移植”到了滇池地區。
《後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載，當時滇池周圍，“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蜀郡太守王追興建學校，向各民族傳授儒學，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
西南夷人也主動到內地學習漢族的文化知識。漢桓帝時，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1901年，雲南昭通發現了東漢時的《孟孝琚碑》，碑中記載了孟孝琚十二歲入內地“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碑文中稱孔子爲“大聖”。
東漢末年，羣雄並起，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紛紛自立。公元225年，諸葛亮率軍南征，至秋天平定了南中的地方豪強勢力。因爲留下軍隊直接佔領的話，難免會引發當地豪族的不滿，叛亂起來不好收拾。所以，蜀漢治理也以“和撫”政策爲主，調整南中四郡爲七郡，將益州郡的名字改爲建寧郡，治所從滇池縣遷到駐味縣。
楊慎在《滇載記》中說：“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土著人民在務農之餘，也馴養牛馬等畜生，並供給蜀漢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等戰略物資。諸葛亮北伐時，也從南中各族招募健兒，組成“無當飛軍”，並在征戰過程中表現出極強的戰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