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瞭解古代封賞的制度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食邑制度起源由來已久，從西周時期的采邑制度中可以看出其雛形。采邑制度在向食邑的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失去其政治、軍事職能，僅存在經濟利益。而到了唐太宗時期，食邑制也失去了經濟利益，只能作爲西周時期貴族政治的遺存保留下來，食實封制度正式接替了食邑制度的經濟職能，從采邑制到食邑制，爲什麼最終發展爲食實封制度，這些制度又有哪些不同之處呢?
西周到春秋時期的采邑制度
“採”的大意是指在某個地理範圍中一定區域的土地，土地範圍要小於所在區域的地理範圍，並且範圍內的田地、河流、城邑和區域內的民衆也在“採”的管轄範圍內。采邑主不單單從邑內民衆手中獲得勞動成果和各種服務，並且利用這些成果來繼續鞏固在采邑內的統治，延續采邑主家族的生存與繁衍，從而不斷加強對采邑的控制力。
西周時期，按照采邑授予人的類型來區分，分爲周王賞賜的采邑與采邑主或者諸侯賜予的采邑。周王的分封是接連不斷的，西周的名門望族受封采邑多在於西周前期，後期比較少。
《春秋左傳正義》中記載周文王分封周公、召公的故事：“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公奭，以爲采邑”。
《通志》記載單氏的受封狀況：“單氏，周室卿大夫，成王封蔑單邑”，可見單氏家族的受封采邑時間在成王時期。溫(蘇)氏和檀氏同時被周王授予采邑，“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
除上述記載外，還有諸多名門望族的采邑受封也大多在這一時期，西周中晚期的采邑賞賜數量，相比於西周前期的記載而言，數量較少，同時也存在諸侯國內將土地分封於貴族的情況，但采邑規模並不大。
西周時期的采邑主，不但能從采邑內獲得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並且可以在采地內建立自己的軍事武裝，用來保衛家族的安危和聽從周王指令進行戰爭。並且，軍事武裝的組織成分也不侷限於家族人員內部，還包括附庸的民衆。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從上述記載來看，賞賜采邑的原因單純是周天子鐘意陰不佞獻上的寶玉，而非因爲軍功授予采邑，因此春秋時期封授采邑，不再拘泥於西周時期的封授原則，更加具有不確定性。這樣肆意的封授最終導致東周王室把控的領地加速減少，實力不斷下滑，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地位發生反轉，周天子的威信愈發低下。
《春秋左傳正義》記載“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擁有種種職權的采邑主勢力不斷壯大，從而推動了采邑制不斷髮展。此時周王室的實力已經不足以控制諸侯王們，周王已經被諸侯召見，君臣地位之間發生了反轉，足見周王朝地位的急速下降。各個諸侯國在失去中央統一的管束之後，不僅管轄地理範圍逐漸擴大，經濟和軍事實力也不斷增長，采邑也隨之發展。
並且，采邑內的采邑主武裝勢力，並非一族成員構成。
《春秋左傳正義》成公十六年寫到：“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範文子將下軍……欒、範以其族夾公行”。
欒、範兩氏合二者武裝勢力共同出擊，采邑內私人武裝的構成不是單族能夠勝任的，成分更加多樣化。同時，采邑主的私家軍隊作戰能力極強，《春秋左傳正義》襄公二十五年記載：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強、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強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采邑制從西周開始，至春秋時期的采邑制基本形態發生改變，達到了鼎盛期。采邑主們能夠從采地內獲得政治、經濟利益，並且擁有自己的軍隊，周王因爲接連不斷地分封，並且擴大分封采地的種類，多樣化分封采地的原則，以至於自身力量得到衰弱，逐漸失去中央集權的能力，春秋時期的諸侯們在自身采邑中，發展多族私軍，戰鬥力甚至能夠匹敵一國之軍，可謂一時風頭無兩。時至戰國時期，采邑制度發生了較大的改變，隨着春秋戰國之際各國國內的改革活動和國君權利不斷加強，采邑被削封奪封的現象開始發生，封君制度作爲采邑制度的延續開始運作。
封君制度盛行於戰國時期，是春秋時期采邑制度的延續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慾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
魯國權貴季孫氏的家臣南蒯妄圖發動叛變，和費地人締盟了。南蒯的家臣司徒老祁、慮癸裝作有疾病突發，派人跟南蒯表達自己願意接受盟約，但要在病情好轉之後再議，但私下裏他們依靠民衆想背叛南蒯，於是劫持南蒯說到：“做臣子的不會忘記君主曾給予的恩惠，但是畏懼你到此時，已經聽從了你整整三年的指使。如果你不仔細考慮現在的狀況，費人不忍心對君主狠下心，就不會再害怕你了，還是請你走吧。”
南蒯請求緩期五日後，逃向了齊國。南蒯家臣起初稱呼南蒯爲君，“若以君靈不死”;其後又提到“羣臣不忘其君”，改稱南蒯爲子，“畏子以及今”，可見卿大夫家臣只對效忠的對象稱君，這種現象開始逐漸出現在中原諸國中。
從戰國中期開始，各國君主稱王后，封君就在戰國各國中普遍出現了。諸如趙國的代成君、番吾君，楚國的魯陽文君、工君、彭城君、陽城君，魏國的中山君、山陽君，秦國的商君、蘭田君等衆多封君對象，封君可以按大功受封，
“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利國定民的大臣可以封君，作戰大捷的大臣也可以封君;皇親貴戚也可以封君，“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戰國時期的封君雖然大多數是實封，但也有了虛封的現象，即封君之人並不一定擁有食邑，楚王“封蘇秦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秦請封於楚也”，雖然楚王封蘇秦爲武貞君，但蘇秦只是去遊說楚王，並未打算在楚地任職受封。
不過，在大多數的封君中，封君擁有在封地內的統治力，可以掌控自己的軍隊，比如“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商鞅在自己的封地內擁有邑兵。同時封君也可以從封地中獲取經濟利益，“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封君可以收取封地的賦稅，甚至可以通過自己封地內的官吏進行收取。
封君不僅僅能夠從封地得到切實的經濟利益，並且擁有領地內的政治權利，還可以擁有軍隊，封地仍然是地方的行政體系之一，和采邑制類似，但戰國時期的國君和春秋時期的諸侯相比，勢力顯然更爲龐大，對封地的管束更爲嚴格，國君對封君的封地進行削減和追奪，“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
長久地佔有封地是不能爲國君所允許的，隨着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秦始皇大一統之後，封君制就結束了它的運轉，只有“衣食租稅”的食邑制繼續傳承采邑制和封君制的衣鉢，此時受封食邑的貴族們，已經不能再從封地中獲得軍政大權了。
食邑制度是封爵制度的內容之一，依託於封爵制度
大意是指受封爵位者可以獲得食邑戶的租稅，食邑制更加強調從受封土地中得到經濟效益，在中央集權程度逐漸加深的王朝中存續着。食邑制度虛銜化的進程開始於曹魏黃初三年，其後定製，凡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自關內侯皆不食租，虛封爵，自魏始。
在有關關內侯的規定中，封爵制和食邑制已經分離開來，不再具有經濟上的關係。
魏晉南北朝時期，虛封爵的現象更加普遍，北魏時期的官員張湛“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但張湛在京城經常需要司徒崔浩來提供經濟，“浩常給其衣食”。
北魏孝文帝於太和十六年(492年)創立五等爵制，封爵制中正式出現實封與虛封的區別，被授予冠有“開國”爵位的官員能夠真正享有經濟利益，如尉元“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李衝“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而冠有“賜爵”的爵位則僅爲虛封，如刁雍“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陸俟“賜爵建業公，拜冀州刺史，仍本將軍”，以上的賜爵形式均不具有經濟利益。
到了唐朝，舊有的食邑制度虛銜化，食實封制度取而代之，《唐六典》提到：“然戶邑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真戶。”，由此可見食邑制度的虛化現象。食實封制度從唐朝前期開始運作，至唐末五代“特加邑戶”的出現，宣告了食實封虛銜化的開始。
從漢初郡國並行，到武帝“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衣食租稅”，食邑制度便開始穩定下來，幾乎不再與軍政實權產生糾葛，此時食邑制度還存在經濟效益，但時至唐朝，食邑就已經成爲虛封的榮譽職銜了，食實封代表了真正的衣食租稅;但相較兩者，食實封制度與食邑制度在內容形式上並無區別，只是名稱有所不同而已。
正是由於食邑和食實封本質上的相同點，擁有經濟實質的食實封就更受史官們青睞，在唐朝的史書記載中，出現了對食邑戶數疏於記載的現象，這與宋朝記載食邑、食實封戶數的情況尤爲不同。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蝕之。癸亥，立中山王承乾爲皇太子。癸酉，裴寂食實封一千五百戶，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一千三百戶，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戶，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一千戶，李世勣、劉弘基九百戶，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七百戶，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六百戶，錢九隴、樊世興、公孫武達、李孟常、段志玄、龐卿惲、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四百戶，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三百戶。
李世民於玄武門之變後登上皇位，繼而開始分封爲建國立下汗馬功勞的大臣們，上面提到的戶數記載均爲實封，虛封的戶數並未提及。而且，在史書記載中也大多隻提及食實封戶數。
唐朝時期設有依爵級而定的食邑戶數，《舊唐書》記載：司封郎中、員外郎之職，掌國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萬戶;二曰郡王，從一品，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從一品，食邑三千戶;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戶;五曰縣公，從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戶;六曰縣侯，從三品，食邑一千戶;七曰縣伯，正四品，食邑七進戶;八曰縣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戶;九曰縣男，從五品，食邑三百戶。規定了不同爵位所對應的食邑戶數，不過並不具有實際意義，僅作爲虛銜而已。
唐朝前期的食實封與租庸調製度掛鉤，封戶具體受封的戶數，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整，並未有嚴格的受封戶數規定，較爲靈活隨性。隨着時間推移，唐代中期土地兼併愈發嚴重，“王公百家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併”，“開元之際，天寶以來”，“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均田制遭到土地兼併的破壞，租庸調製也隨之消亡，被兩稅法取代，這是唐朝食實封沒落的經濟根源，唐朝後期開始，食邑、食實封的虛銜化現象。
唐末五代時期，由於藩鎮割據，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對土地和財政的掌控力，經常處於財政危機之中，根本無財力按照以前的模式來繼續實行食實封制度。於是唐末五代時期，在傳統的食邑、食實封制度之外，又誕生了“特加邑戶”。
“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戶，而罷實封之給”
“特加邑戶”的形式，相較於唐朝的食實封賞賜模式，更加自由靈活，能夠適應唐末五代紛繁混亂局勢下，朝廷財力有限的現實。既能靈活地獎勵有功之臣，又方便國家根據財力，控制財物支出。特加邑的情況直到宋朝仍舊延續應用，“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石守信表解軍職，許之，特加爵邑”。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