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是先秦時期一個重要諸侯國,從“地不過同”到“縱橫五千裏”,從子爵到楚王,楚國完美的詮釋了屌絲逆襲的概念,但是相比於齊、晉、秦諸國,楚人是最爲撲朔迷離的,族源姓氏到來源,到地點都城,到滅亡到興起,他的一切都給後世的史學家帶來了難題。
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是先秦史料的稀缺,第二個就是後世史料的魚目混雜,而最重要的就是後世所謂正統對楚國的抹黑,從上個三十年代開始,楚文化開始走入學者眼中,到七八十年代,楚文化開始綻放。關於楚人歷史最爲神祕就是楚人早期歷史,所以這次就以楚人早期歷史和大家一起議論一下。因爲篇幅的原因,很多地方都是略過,所以又不明白或者有疑問有反駁的地方,都可以提出來,或者事後詢問。
楚人早期歷史是和楚蠻交雜的,楚、荊、楚蠻、荊蠻之間的關係由於先秦史料的稀少,所以古代的學者幾乎千篇一律的歸爲楚國,雖然也有少數學者對這個提出了質疑,但並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直到上個世紀後,由於西周早期青銅器、楚國竹簡的出土,讓學者意識到商末至西周初期活躍在青銅器銘文、史料中的楚(荊)並非是後來興盛的楚(荊)國,而是另一支也叫楚(荊)的楚(荊)蠻。
關於楚和荊之間的關係,有學者認爲楚就是荊,比如楊寬、段渝等人,有學者認爲楚人其實是荊人的一支,後來楚人壯大,就稱楚爲荊,比如王桐齡、王鍾翰等人,有學者認爲荊、楚並沒有關係,荊即荊,楚即楚,比如王光鎬等人,有學者認爲楚原名荊,後改稱楚,如蘇仲湘等人,可見關於楚國國名都比較混亂。
但是按照西周初期周成王時期的卜辭有“楚子來告”、《清華簡》稱“楚”,可以看出楚人稱楚是沒有問題的,而同樣是周成王時期的《荊子鼎》則楚人又稱“荊”,《新蔡簡》也稱爲“荊”,可以看出楚人的確是荊、楚通用的。
那麼上面理清了楚人國名的問題,下面就要說關於楚(荊)和楚蠻(荊蠻)之間的關係。
楚來歷簡介:
根據出土的商代卜辭和西周早期青銅器來看,在商至西周早期,存在一個強大的楚國,比如商代卜辭“嶽於南單,嶽於三門,嶽於楚(《殷契粹編》七三)“,這裏的“楚”是做從林從木從,而卜辭中婦楚之從木從,兩者存在着較爲明顯的區別,所以這兩支楚應該是並非一支的。
第一則卜辭的“楚”代表的是商王朝在楚田獵,那麼他的位置應該距離殷畿內不會太遠,郭沫若、陳夢家認爲河南滑縣的楚丘。而婦楚之“楚”則代表這個楚與商王朝存在着聯姻關係,有學者應該就是後世的羋姓楚人,從《楚居》中季連娶於商也可以得到證實。
那麼通過卜辭來看,商代應該存在兩支楚人,同樣,通過青銅器來看,西周早期也應該存在着兩支楚人,一支稱楚伯,即滑縣之楚。一支稱荊子、楚子,即羋姓楚人。楚伯根據《矢令簋》記載:“唯王於伐楚伯,在炎。”可以看出這支楚人應該位於這個叫“炎”的地方附近。這個“炎”,楊採華認爲即指南方,楚即指的南方的楚蠻,也就是隨武庚叛亂的熊盈部族。
按照楊採華的說法,指西周初年熊盈部族隨武庚叛亂被平定,因此被周王朝從居住地南鄉遷至江漢地區,受熊繹統治,即《楚世家》所稱的“楚蠻”,與熊繹之“楚人”並非一支,熊繹楚人被周成王賜爲羋姓、子爵,而此支楚人建立有羅國,後來的周昭王喪生之楚、噩、滅鄂之楚、周穆王所伐之楚、滅“漢陽諸姬”之楚,包括商朝所伐之楚,都是楚蠻,並非羋姓之楚。
楊採華認爲楚蠻與羋姓之楚非同一支有待商榷:
一則據《逸周書•作雒解》記載:“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竹書紀年》則記載:“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可見“熊盈”即“淮夷”,按楊採華之言,一,武丁所伐之荊爲熊盈,那麼熊盈應當是商王朝的敵對國,那麼又如何在西周初期參與武庚之亂,並終西周之世與周王朝爲敵;二,武丁時期的淮夷勢力尚沒有發展到南陽一帶;三,沒有證據表明噩國爲此“楚蠻”,噩曾與周王室聯姻,爲姞姓;四,若周昭王爲此“楚蠻”所害,管仲爲何指責楚人,楚成王又爲何不辯解;五,言漢陽諸姬爲此“楚蠻”所滅,但唐、隨、申、蔣都爲楚人所滅,如何來的“楚蠻”之說,且吳國在柏舉之戰中亦指責楚國在漢水吞併諸姬,若漢陽諸姬爲“楚蠻”所滅,隨即漢陽諸姬中最大的國家,豈非不知道;六,既然“楚蠻”一直被周王室打壓(周成王、周昭王、周穆王、周厲王),如何還有實力去吞併漢陽諸姬,且還能攻到洛邑附近。
而最重要一點,就是楚國與羅國之間的關係,秦嘉謨本《世本》言:“羅氏,本自顓頊,末胤封於羅,國爲楚所滅,子孫以爲氏。”杜預《左傳•桓公十二年》注爲:“羅,熊姓國。”《楚世家•正義》:“羅,熊姓。”可見羅與楚同族,並非淮夷,若按楊採華之言,則是文獻記載之誤,即因爲羅出於熊盈,以“熊盈”之“熊”爲姓,因楚王族稱熊,因此被後世誤認爲與楚同族,但楊採華之言或許是爲了調和郭沫若的楚人來源東夷說與楚人來源中原說,此說並不可取。
此處的“炎”應該是指“郯”,而郯恰好位於東方淮夷之地,而此處的楚與熊繹之楚應該並沒有關係,爲商王朝的盟邦,與武庚一起叛亂,被滅亡,也就是河南滑縣的楚。
那麼也就是說楚人包括有兩支,一支可稱荊,多稱子,即是羋姓楚人,一支是位於今河南滑縣的商王朝盟邦的楚,青銅器稱楚伯。
如果說河南滑縣的楚國和羋姓楚人還比較容易區分的話,楚蠻河羋姓楚人就被大多數學者混爲一談了。
先來說一下楚人。比如《竹書紀年》記載:“(桀)二十一年,商師徵有洛,克之,遂徵荊,荊降。”這裏的“荊”應當是指的羋姓楚人,因爲在此之前商討伐了楚人的盟邦昆吾、豕韋、大彭等,同樣,作爲夏盟邦的楚人也應該受到討伐,再則荊蠻位於江漢區域,商湯翦滅夏羽翼是不會遠至江漢區域的。同時由於楚人雖暫時降於殷商,但畢竟與商並非一心,因此不久即叛亂,武丁再次伐楚,比如《越絕書》作:“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委其誠心。”《商頌》也有武丁時期:“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同樣,這也與《楚居》記載吻合,根據《楚居》記載,季連曾與武丁進行聯姻,大概楚人屈服後爲了生存與商王朝聯姻以表示自己臣服於商。
季連,根據《楚世家》記載:“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即指季連在夏之時,季連生附沮,沮生穴熊,穴熊之後楚人開始衰微,或在中原、或在蠻夷之地,而根據《楚居》所記載,季連爲鬻熊祖父,鬻熊即爲穴熊,則季連應在商朝後期,而稱“弗能紀其世”,大概是因爲司馬遷不能記錄此中的楚人世周人系,因此誤將季連作夏朝之時。
楚人雖短暫臣服於商,但畢竟與商存在矛盾,因此在周興起後,其首領便投奔周文王,成爲了周王朝的開國功臣之一,楚蠻則與楚人相反,一直與周王朝是敵對關係。
荊蠻與周王朝所爆發的最大的戰爭,大概就是導致周昭王身死漢水了,如《史記•周本紀》記載:“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古之學者大多片面的認爲周昭王爲楚所害,如王逸在補註《天問》中“昭後成遊”時說:“南至於楚,楚人沉之。”今之白壽彝、呂思勉、朱紹侯、魏昌、楊寬等人也都力主此說。但經過七八十年後楚國竹簡以及西周青銅器的大規模出土,這種理論就經不住推敲了。
按《竹書紀年》記載:“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說文》記載:“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即一萬五千人,按楚人當時弱小,是無法抗衡周昭王如此強大的軍隊的,且此軍隊是周昭王的精銳禁衛軍,而且包括有南方諸多諸侯國。那麼楚國有沒有這麼強大呢?根據《楚居》記載,此時的楚國甚至沒有祭祀的小牛,國力不僅弱於權、庸,甚至連鄀國都遠遠強於楚,如果是伐楚,周昭王是不必要這麼多兵力的,可能有人說,周昭王可能是炫耀武力,但按《史牆盤》也有銘文:“廣能楚荊,惟患南行。”“能”爲柔遠能邇之“能”,是安撫懷柔之意,這個就足以說明周昭王所伐的楚勢力當是非常強大的,甚至周王朝對他的討伐都有些力不從心,而試圖採取安撫的策略。顯然弱小的楚國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二則按楚屈完答管仲言:“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可見楚人對於周昭王之死是矢口否認的,而管仲對此也無可奈何,杜預注也說:“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似乎周昭王並未討伐楚人,甚至管仲自己也並未責罰楚人與周昭王作戰導致周昭王的死,而是說楚人應當爲周昭王的死負責,也並未說周昭王伐楚之事。
三,周昭王當時是爲奪取鄂東南地區的銅礦資源,從青銅器時大量出現的“孚金”可以看出,其主要方向在鄂東,即經由南陽盆地繞到隨棗走廊,而後渡過漢水,而楚人位於鄂西北,又並沒有較多的青銅資源,甚至西周初期出土的楚國青銅器也屈指可數,僅僅荊子鼎,還是周成王所賞賜的銅礦所鑄,與周王室並沒有公開的矛盾,周昭王也沒有討伐楚國的理由。
而周昭王所討伐的應當是江漢平原至鄂東一帶的荊蠻部落,在鄂東的蘄春、麻城、黃陂等地,出土有殷商後裔方國遺址,但其下限至西周初期,大概他們就是周昭王所討伐的對象之一,在出土的卜辭和青銅器中,也有關於西周的屬國,我、舉、方、曾、長子、望諸國與虎方作戰的原因,虎方即徐,大概就是徐的分支羣舒,關於虎方、徐、羣舒的關係,限於篇幅的原因,如果做過多的贅述,可能時間不夠,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國小史》。
也就是說荊蠻是指的江漢地區的土著民族,楚人是其中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的荊蠻或者楚蠻,荊、楚都是指的羋姓楚人。
那麼爲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除了史料一個原因外,還得益於楚黑和楚吹。
楚國的強大是中原所謂的正統主義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需要把周昭王的死夾在楚人身上,來宣傳楚人的蠻夷之心和以下犯上。
而楚吹同樣需要周昭王的死來宣傳楚人的強大,所以雙方一拍即合。
另外,很多人受史書中周昭王身死江漢的影響,認爲周昭王對荊蠻的討伐可能是失利的,但從青銅器來看,大量出現有“孚金”、“賜金”、“有得”等字眼,所以可以看出周昭王對於楚蠻的戰爭是勝利的,而且俘獲了大量的青銅資源,尤其是在周穆王時,一舉平定南方的楚蠻,也可以看出周昭王戰爭的影響,若不是周昭王對南方楚蠻的打擊,周穆王恐怕平定楚蠻沒有這麼容易,而且在周昭王時期對楚蠻的討伐大多隻稱荊、楚,而周穆王時期則出現了紂、紆、舒、越等,可以看出由於周昭王持續性的打擊,荊蠻內部也出現了分化,這對於周穆王時期對南方的征伐是及其有利的。
那麼,周昭王對楚蠻持續性的打擊,造成了兩個重要結果,一個是周王朝軍事力量的衰弱,雖然在周穆王時期,對南方大量征戰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曇花一現,甚至連周王朝的銅礦運輸線都無法有力保障,第二個就是荊蠻的實力大幅度的衰弱,因此才能被周穆王一舉平定。那麼這兩個結果的影響是什麼呢?
那就是楚人的崛起,周王朝與荊蠻持續性的戰爭,不僅使荊蠻實力的大幅度下降,而且使自身喪失了對南方的控制力,在江漢流域出現了權利真空現象,而對受周王冷落的楚人則迅速崛起,根據《後漢書》、《水經注》、今本《竹書》記載,楚人幫助周穆王平定徐偃王之亂,甚至直接起兵伐徐,按楚在鄂西北,楚所伐之徐,當爲羣舒,即虎方,地在今鄂東至巢湖之間地區,如《合集》6667其一:“貞,令望乘暨舉途虎方,十一月。
”“望”,島邦男考證在今淮水上游北岸,第二則卜辭中的“舉”,亦即舉水流域的舉國。這兩個方國也出現在西周青銅器中,所以虎方應該在舉、望兩國之間,那麼其東境當在鄂東北和豫東南,而楚人西周初期尚在鄂西北,卻至鄂東北並且伐徐,可見此時的楚國其實已經較強大了,從不久熊渠就伐當時南方的大國庸、鄂、伐揚粵、稱王就可以看出。楚人能在短短几十年就發展至此,其所依靠即是敏銳的眼光,趁周與荊蠻相爭時迅速崛起,又趁江漢流域真空時進行擴張與發展。
楚人另外一個爭議比較大的就是楚人的來源,主流說法有東來說、西來說、中原說、土著說等。
東來說,如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指出:“淮夷即楚人,即蠻荊…淮徐荊舒每連言,必系同族,且爲殷之同盟。”淮夷,即在今淮水流域一帶的夷人,其《殷周青銅器銘文考釋》又認爲“楚人”即“熊盈”,並指出:“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與奄人徐人等同屬東國…熊盈當即鬻熊,盈鬻一聲之轉。熊盈族爲周人所壓迫,始南下至江,爲江所阻,復西上至鄂。”胡厚宣將郭說更進一步發展,在《楚民族源於東方考》指出:“祝融即陸終……即遂人即黎;而陸終、遂人及黎皆爲東方之民族也。……惟其後以周民族之東方壓迫,及黃河流域之漸漸改變,東方民族遂多相率南遷,而楚民族勢力甚強,乃漸擴土於南方之江漢流域。”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亦同此觀點,稱:“查甲骨卜辭裏有一片‘辛卯,婦楚…’的記載,可見殷代已有楚的國名。又‘鬻熊’或許就是‘祝融’的演變,他的時代當在殷代。楚王室實在也是東方的種族。周初的銅器銘文記載周王伐楚,駐紮在炎的地方,這該是後來的郯國,地在山東…《逸周書》記載周公東征熊盈十七國,俘回來的九國,‘熊’是楚氏,‘盈’就是‘嬴’,所以我們很疑心楚人同秦人一樣,都本是東方的種族而被周人硬遷到西方的。”
西來說,如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說高陽》指出楚之先祖高陽氏顓頊發源於今西部的崑崙山一帶。岑仲勉則將楚人與西方拜火教相聯繫,楚人尚火、拜火教也尚火,而“莫敖”讀音與古波斯語中的“火教士”讀音相同,“熊”與中亞拜火教中經文的“首領”讀音相同,“羋”與“米底亞”兩者“對音相同”,因此岑認爲遠古楚人即米地亞人,是隨居住在裏海西南的周人東遷的米底亞人一支,並反駁郭、胡、王東方說,認爲顓頊、重黎、祝融都爲西方族類和西方人物。
中原說,如屈原《離騷》開篇即言:“帝高陽之苗裔兮。”而高陽氏爲中原上古帝王,可見楚人爲中原後裔,而《史記•楚世家》也記載:“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舊許,即許國舊地,在今河南許昌一帶,這也是幾乎古代史料千篇一律的記載:
土著說,如范文瀾《中國通史》、周谷城《中國通史》、俞偉超《關於楚文化發展的新探索》都主張的此說,即認爲楚文化源於江漢平原的原始文化,即楚人爲江漢平原的土著居民。
那麼,下面對關於楚人起源進行一些討論:
東來說,他的依據源於《逸周書•作雒解》中的“熊盈”,“熊盈”在《竹書》中稱“淮夷”,淮夷大多以鳥爲圖騰,有鳥夷,而楚人又崇拜鳳凰,二者皆爲鳥;東夷重巫,喜用龜甲進行占卜,而楚人亦重巫;楚有令尹,爲百官之首,而宋有令尹,又稱大尹,徐國亦有令尹;“夷”“從大爲弓”,雖甲骨文與金文中的“夷”與“弓”並無多大關聯,多作“人”、“屍”,但東夷傳說多神箭手的傳說,如后羿等,楚人也多善射者,如熊渠、養由基、潘尫、蒲苴子、牛臣、陳音等。可見楚人與東夷有許多的相似之處。
按《逸周書》稱“熊盈”爲殷東,可見熊盈部落的確生活在東方一帶,那麼此處的熊盈是不是後來南方的楚人呢?朱右曾認爲熊盈與楚人並沒有關係,將熊盈解釋爲徐、奄的同姓國,徐爲嬴姓,奄爲熊姓。但他的說法也是存在問題的,奄國爲嬴姓,並非爲熊姓,他的這種解釋就不能作爲依據了。
按此處的熊盈與徐、邶反叛,可見熊盈與周王室關係是不好的,且與武庚一起反叛,可見熊盈部族與商王朝是關係較爲緊密的,但楚人卻並非如此,楚人與周王朝十分緊密,二者不同,而《魯周公世家》中所記載的周公在受周成王猜忌時而奔楚,也證明當時的楚國並沒有參加反叛,不然周公不會逃奔楚國,也可以看出楚人並非淮夷,也並沒有在周初時反叛,因此“東來說”可見是存在問題的。而從《清華簡》來看,楚人亦當在鄂西北的睢山一帶,鄰近鄀國卜辭中亦有“楚子來告”,一則證明楚人與周人關係是非常好的,二則證明楚人地當近周,因此才能來告,顯然作爲淮夷從地理位置,政治傾向,國力都不符合的。
另外,童書業所依據的楚伯,上面已經說過,並非是羋姓楚人,而是另一支商朝的楚伯國,所以郭、胡、童憑藉熊盈和楚伯來判定楚人來自於東方的淮夷族系,就顯然是有問題的。
西方說,按楚人爲羋姓,音“米”,從羊,據《說文》解釋:“羊鳴。”《集韻》作“哶”,可見楚人與畜牧有關,而據徐中舒《先秦史論稿》考證,在殷商以前我國的東部地區是沒有馬、牛、羊之類的動物,可見楚人是由西方遊牧和遊農地區所遷的,而楚人有穴熊,“穴”,或許與穴居有關,而我國西北黃土高原地區至今尚有窯洞,窯洞即穴居的一種,因此似乎楚人是起源於我國西北方的一個民族,而起源地大概即在今陝甘一帶,此也與《大荒西經》中西方有吳回、《世本》中陸終娶於鬼方、西方有吳回之吳國相吻合。但楚人之“羋”在金文中並不作“羋”,而是作“嬭”,以楚人羋姓,而“羋”爲羊鳴來推斷楚人源於西北、甚至是楚人爲羌人,顯然是站不住腳的,而西方所遺留的吳回後裔當時吳回支裔西遷所遺留的,而並非是吳回起源於西方。
對火的崇拜是世界許多民族的共同點,並不能以此來推斷楚人爲米底亞人,如摩爾根在調查了印第安人後在《古代社會》指出,人類的童年時代,把魚類當作食物並獲得用火的本領,由生食變成熟食,使人類的發展起了飛躍的作用。可見火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因此纔會受世人推崇,恩格斯也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分開。”而火在世界上也受許多民族推崇,如中國古代有祝融氏、燧人氏,現在如彝族,彝族在星迴節(即火把節)會祭火,在有人逝世時,甚至讓“畢摩”朗誦《指路經》後對死者火祭,以通過火進入另一個世界,而白族則把“避火貓”作爲聖物,蒙古族則信仰《祭火經》、“烏特娘娘”,祭祀“火汗”、“火主”,而世界上信仰“火”的民族也不在少數,如圖蘭人、日本北海道的阿圖努人、古墨西哥人、美洲西北部的奇努克人等,可見世界上信仰“火”的並只是拜火教與楚人。
那麼西方說也沒有多少實質性說服力,看看就行。
楚人爲土著說提出者爲林惠祥,他在1936年出版的《中國民族史》主張此說,范文瀾、周谷城、俞偉超、嚴文明、李玉潔、楊權喜都主張的此說,而在江漢地區的湖北鄖西縣、鄖縣、長陽縣、建始縣、大冶市相繼發掘出的不同時期的人類生活遺址,以及屈家嶺文化、大溪文化等也給土著說帶來了旁證,但土著說的發展卻被衆多苗人學者所利用,給土著說帶來一些陰暗,這裏暫且拋棄部分苗族學者過於缺失嚴謹的言論。
翁家烈指出,荊蠻發源於今湖北省西北部的荊山一帶,即荊州之南蠻,爲南蠻槃瓢的一支,而南蠻即爲三苗被堯舜驅逐後前居於江漢一帶所稱。而楚即荊蠻,又《楚世家》記載封熊繹於楚蠻,丹陽即荊蠻的中心區域,又楚自稱爲“南蠻”,因此楚即荊蠻、即三苗、及苗族先民。但翁家烈此說則將各說糅雜在一起,沒有實質性的文獻或考古證明,又將撲朔迷離的丹陽之地定在秭歸,將荊蠻與楚對等,將三苗與苗族對比,將後世的“荊、雍之蠻”與荊蠻相對等,以得出荊蠻爲槃瓢部落之後,未免太牽強附會了。這裏不做過多的贅述。
關於楚人起源於中原,大多數史書都是採取的這種說法:
楚人同族的昆吾、豕韋、莒、彭、邾、鄶也處於中原一線。
所以楚人也應當起源於中原地區,那麼這裏就不來敘述這些,而來說一些竹簡是怎麼證明楚人起源於中原的,關於楚人起源的楚簡,主要有新蔡簡和清華簡。
據《楚居》記載:“季連初降於畏阝山,抵於穴窮。前出於喬山,宅處爰陂。逆上汌水,見盤庚之子,處於方山,女日妣隹,秉茲率相,詈由四方。”
“畏阝山”,李學勤、鄭傑祥認爲就是《山海經•中次三經》的騩山、《中次七經》的大騩之山,又稱“具茨山”,即今河南新鄭、新密一帶的具茨山;“抵於穴窮”,即“有熊氏之墟”,在今河南新鄭市市區;“喬山”,即“鄗山”,“喬”、“高”古音近意同,可通假,鄗山在今河南鄭州市黃河南岸;”爰陂”,或即“爰波”,有學者認爲即“滎澤”,如《尚書•禹貢》:“滎波既豬…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鄭玄雲:“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澤。”在今河南鄭州市古滎鎮;“汌水”,即“汜水”,“汌”、“汜”從水,川”與“巳”二字古音相近,可通假;“盤庚之子”,即“武丁”。
從清華簡可以看出楚人生活在鄭州、新鄭、新密一帶,這一帶也是楚人同族,妘姓鄶國、鄔國、鄢國以及昆吾等國所在地和附近,在《新蔡簡》甲三11、甲三24也有文:“昔我先出自顓瑣,宅茲沮、章(漳),以徙遷處。”
顓頊即高陽氏,也可以看出楚人是來源於中原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