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9軍老兵吳江平記得，7月28日這天，剛拂曉，30架日軍飛機盤旋於南苑上空，彈坑累累，土柱沖天，硝煙瀰漫。這是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動的總攻。再次提起盧溝橋和南苑空襲，吳江平睜大深陷的雙眼，情緒激動：“當年突圍的時候，他們都死了，就倒在我旁邊”。
1937年7月7日下午，永定河盧溝橋邊的一陣神祕槍聲，揭開了一顆侵略的野心。
從這天起，一個民族做出了最後關頭的選擇：抗爭，乃至犧牲。
一寸山河一寸血，駐守北平的29軍，揮舞大刀重奪鐵路橋，在盧溝橋區域與敵決戰，下定“願以此橋爲墳墓”的決心。同時，全國各界聲援不斷，對前線給予了各種支持。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榮維木看來，儘管盧溝橋事變後，29軍棄守盧溝橋，撤離宛平城，但這一城一地的得失並不是衡量戰役成敗的標誌。8年抗戰的特點就是敵強我弱，節節後退，以空間換時間，做持久抗戰的準備。
這場戰爭最可貴之處，是真正觸動了國民黨下定抗日的決心，國共雙方達成共識，全民抗日熱潮形成，局面從此大不一樣。此後國共合作、戰區劃分、八路軍改編等都一氣呵成，民族凝聚力形成。
盧溝橋事變，標誌着中國成爲東方首個站起來抗擊法西斯國家侵略而進行戰鬥的戰場，阻止了日軍的北進，牽制了其南進。
大刀隊
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是獨自抗戰了4年，對整個反法西斯鬥爭來說都有一定的貢獻，也得到了盟國的肯定。
世界從來沒有離深淵如此之近。
70年前，噩夢醒來，勝利來臨。歷史終於可以平靜地書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正義戰勝邪惡的戰爭。
整個世界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不過是爲了維護最簡單的人類底座基石。
人類大廈不傾，人們才能免於恐懼。
觸摸歷史肌膚上的烙印，我們在78年後回望這場反法西斯的勝利。
我們重訪國內外27個戰場，在真實的空間裏去勾勒、還原當年那些著名戰役。我們也會跨過時間的距離，把歷史和現實熔爲一爐。你看到的，將是一個個帶有別樣視角的報道。
我們會尋找決定重大戰役勝負將領的後人，在他們身上，你將看到血脈如何傳承。他們攜帶着父輩甚至祖父輩的基因，過屬於自己的人生，光榮與夢想在一個家族裏延續。
我們會尋找一些特殊角色。波瀾壯闊的戰爭中，他們只是一個個無名英雄，但由於職業的特殊性，往往在某個契機下成爲戰爭的拐點。我們將記錄平凡人生命裏濃墨重彩的時刻。
正義的和平，人性的光輝，將貫穿整個專題，這是我們對二戰的詮釋。
雨是從7月初開始下起的。金振中的記憶裏，這一場連綿陰雨，未曾間斷。
7月6日下午14時，他獨自換上便服，扛着大鍬，踏過泥濘之地，至盧溝橋車站。
這是1937年的北平，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頻繁演習，與我29軍衝突不斷。
彼時29軍共有4個師駐守。負責守衛盧溝橋的是219團3營，營長金振中。
金振中回憶當時情景：遠遠看過去，前邊七八百公尺的地方，日軍的隊伍正不顧雨淋和泥濘演習，目標正是宛平城和盧溝橋。
戰爭一觸即發。
第二天，北平已是不堪忍受的酷熱，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從大清早就直線上升。
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的陸軍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記憶裏，7月7日晚，盧溝橋附近第一陣來源不明的槍響過後，8日4時23分，日軍得到可以向29軍開槍的命令。
8年抗戰，從盧溝橋掀起了序幕。
守衛者的大刀
像剝開一枚洋蔥一樣，原啓長反覆撕下一層裹着一層的舊報紙，他收藏的那把刀露出了容貌。
刀柄纏繞結實的布條，刀身已鏽跡斑斑，引人注目的是中間兩個小環，其中一個和刀身之間有些間隙。
66歲的原啓長“嗖”地站起身，舞起大刀。“這處豁口，搏鬥中可能正好卡住日軍的長刀。”他說。
老照片裏，大刀刀柄下面的圓環是要繫上紅綢的，耍起來紅綢飛舞，煞是醒目。
78年前，駐守盧溝橋的29軍，也是用這樣的大刀，擔起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之責。原啓長的父親原逢汪，時任29軍軍訓團的武師，教授士兵們形意拳。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佔據東三省，繼而駐軍豐臺。彼時，蔣介石在日記中對日軍一改稱呼，變爲“倭寇”，並在每天首行寫下兩個字——雪恥。
日軍之囂張讓中國羣情激奮，29軍尤甚。1936年冬，爲做好背水一戰的準備，29軍招募各地青年，甚至有東南亞的華僑，一同集訓於南苑，軍訓團就此誕生。
軍訓團的駐地，就部署在南苑兵營裏。訓練之嚴格，很多軍人都記憶猶新，他們在回憶錄中都曾提及，學員飯前必唱《吃飯歌》，歌詞是：這些飲食，人民供給;我們應該，爲民努力。日本軍閥，國民之敵;爲國爲民，吾輩天職。
有研究者認爲，當時的29軍是由馮玉祥西北軍整編而來，儘管有抗日之心，卻“生長於夾縫”，並不受蔣介石器重，其裝備與蔣氏中央軍也不可相比。
這一點得到北京市檔案館原研究室主任劉蘇的印證。在他的描述中，29軍的士兵多來自山東、河北、河南，身材高大、體格健壯、能吃苦。
新兵和軍訓團成員，一入伍就要練習刺刀和劈大刀，來彌補缺乏精良武器的劣勢。
如今，原啓長在他牡丹園附近的小屋內回憶往事，提及29軍與父親，他總帶着敬意。
依稀記得父親說，他有一輛部隊配置的自行車，每天都從軍隊騎回家。
7月7日，殘酷的戰爭開始，自行車就停在老房子的門道里。每次打那經過，原啓長會覺得時間就定格在那天。
盧溝橋上第一槍
7月7日晚上，“完全無風，天空晴朗沒有月亮，星空下面，僅僅可以看到遠處若隱若現的宛平城牆和旁邊移動着的士兵的身影……”
清水節郎曾清晰記錄這個特殊的夜晚，他是當時駐豐臺日軍第一聯隊三大隊第八中隊隊長。
戰前的安靜只維持了幾個小時。駐守宛平城的國軍第29軍219團3營營長金振中曾回憶，晚上十時許，忽然聽到日軍演習營響起了一陣槍聲。
這與清水節郎的描述一致：“晚上十點半左右……突然間，從後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我命令身旁的號兵，趕緊吹集合號。”
七月七日的這一陣槍響，成爲此後中日雙方研究者屢次爭論的地方。
“從某種意義上講，第一槍的問題並沒有那麼重要。”榮維木認爲，這位社科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員說，“你要看，這是在誰的疆域。”
在榮維木看來，這場戰爭是必然的：“從《辛丑條約》到九一八事變，再到七七事變，日本的對華擴張政策從沒改變。戰爭一開始就已註定。”
這陣槍聲過後，日軍行進到宛平城門下，要求入城。理由是尋找剛點名時不見的一位日本士兵，遭到29軍拒絕。
雙方僵持到7月8日凌晨兩三點鐘。這個過程中，時任29軍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不斷地接到219團團長吉星文的電話：“日軍態度變強硬了，說不開門入城，就開打!”
秦德純的迴應是：“保衛國土是軍人的職責，打就打!”
彼時29軍士氣旺盛，吉星文曾回憶，戰士們含垢忍辱已非一天，這口鬱積在胸中的氣無緣發泄。聽說要打日本，個個都縱身跳起來。
後來，遠在廬山的蔣介石，聽到日本軍隊與29軍開戰之時，在日記裏寫下：“7月7日，倭寇在盧溝橋挑釁……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與橋共存亡
“那天晚上炮一響，我父親就感覺要出事。”78年後，29軍110旅旅長何基灃之子何瑗，還記得父親的講述。
他說的那天，是指1937年7月8日凌晨4點30分，日軍開始炮擊宛平城，盧溝鐵路橋失守。
當時何基灃和謝世全的部隊都駐守在西苑，8號早晨，何基灃來到宛平城下，在門口喊：“謝別子(謝世全外號)，集合。”
何基灃讓謝世全帶着他的220團到盧溝橋增援吉星文，二人就在盧溝橋堅守了20來天。
也是這天晚上，何基灃從這兩個團選了200人，何瑗回憶，父親給金振中下了死命令：“你金振中今天要是不把鐵路橋拿下，提頭來見我。”就這樣，鐵路橋重新被奪回。
在劉蘇看來，這場戰役幾乎人人都“抱定一切犧牲之決心”。
穿梭在北京檔案館的書架間，劉蘇隨手從架上拿起《北京檔案史料》。書殼顫顫巍巍，幾乎要脫落下來。
爲了研究盧溝橋的史實，這本書一直被人們翻閱，成了檔案館裏最破的一本。
史料2005年的第二輯裏，清晰記載着一首盧溝橋歌，第一句是：“盧溝橋!盧溝橋!男兒墳墓在此橋!”
這與當時前線總指揮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的命令吻合：“不怕犧牲，盧溝橋就是爾等之墳墓，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
戰鬥情緒迅速蔓延到北平各界。7月8日，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派遣4名代表前往盧溝橋聲援29軍。那是清晨6點40分，學生們記得，宛平城下，機槍大炮聲不絕於耳。
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國紅軍將領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徐向前也聯名致電蔣介石：“悲憤莫名……敬懇嚴令29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規復失地。紅軍將士願爲國效命，與敵周旋。”
29軍將士死守陣地，駐守盧溝橋北面的一個連，僅餘4人生還，餘者全部以身殉國。
盧溝橋真成了墳墓。
多年之後，當年的29軍將官願與士兵們生死同地，110旅旅長何基灃、219團3營營長金振中，都把骨灰撒在這裏。
何瑗記得，父親何基灃的老部下來參加追悼會。他們回憶，當時站在宛平城牆上，那麼遠，都聽得到鐵路橋上大刀砍殺發出的“咔咔”聲。
南苑空襲
那場戰役，在中日雙方的打打停停中推進，直至發生七七事變中最慘烈的一戰：南苑空襲。
29軍老兵吳江平記得，7月28日這天，剛拂曉，30架日軍飛機盤旋於南苑上空，彈坑累累，土柱沖天，硝煙瀰漫。這是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動的總攻。
再次提起盧溝橋和南苑空襲，吳江平睜大深陷的雙眼，情緒激動：“當年突圍的時候，他們都死了，就倒在我旁邊”。
吳江平口中的他們，是指南苑的8000守軍，其中包括1500名學生兵。
軍訓團的學生兵們原本並不計算在參加戰役之列，七七事變後，各隊開始發槍，北平城附近的磨刀師傅們給學生兵的大刀全都開了刃，整個營房磨刀霍霍。
南苑的38師教導隊學生兵傅錫慶記得，學員們停止了一切課程，白天修築堡壘、挖掩體、交通壕，夜間懷抱大槍和衣而眠。
大刀無法抵擋空中的炸彈，南苑的中國軍隊和學生兵成爲攻襲的目標，死傷人數至今不詳。
年長些的南苑村民，2005年時曾向劉蘇講述就地掩埋南苑學生軍的經過：上百具遺體，連花名冊也沒有，就地摞起來，戰爭情勢緊張，沒辦法深埋，就這樣推進了路旁的溝裏，再覆上一層黃土，就算安息了。
29軍陣亡官兵掩埋地之一，就是時村和石榴莊一帶。
2015年春天的時村和石榴莊地鐵站，和任何一個城鄉接合部一樣，沙塵灰濛，小販環繞，行人神色匆匆。
在摩的司機扯着嗓子的招呼聲裏，劉蘇的聲音很低：“這些人想不到，其實歷史離我們這麼近。”
除了他，周圍恐怕沒人知道，腳底的一塊狹長三角地，就是29軍副軍長佟麟閣犧牲地。
老兵的軍禮
2005年，劉蘇走訪時村，尋找佟麟閣犧牲遺蹟。
1924年出生的村民喬德林回憶，1937年7月28日，日本兵佔據了時村，在村民房頂上佈設火力點，向南邊青紗帳裏的29軍掃射。
喬德林家的房頂上，就駕着兩挺日軍機關槍，戰鬥開始，機槍子彈殼“嘩嘩”落到他家院裏，帶着溫度和一絲火藥味，一直掉進村民躲藏的地洞裏。
日本兵走了後，喬德林去查看自家的莊稼地和菜地，棒子地都齊刷刷被機槍掃射打倒了。一處種植山藥的三角地裏，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身體。
村裏遊手好閒的“麻頭”想從這具遺體上摘走帶有金鍊子的懷錶，被一旁看護的衛兵喝退。
後來這隻懷錶被帶到了佟家，作爲佟麟閣的遺物，由其子佟兵一直保存，直到文革時遺落。
曾任軍訓團教育長的張壽齡曾回憶，說得到撤退命令後，佟和他立即決定，命令三個大隊利用青紗帳的掩護，分路撤出南苑，都不準走大路。
佟麟閣率部在抵達大紅門附近時，與一股流竄的日軍突然遭遇，不幸遇難;同樣犧牲的，還有第132師師長趙登禹。
吳江平成了倖存者。
撤退途中，他發現一個日軍機槍手在一山包上用三挺機槍，控制三個方向的掃射任務。他在機槍聲中從後面悄悄爬上去，一刀砍下了對方的腦袋。
78年之後，燕郊一所養老院2樓的房間裏，吳江平正在午睡。
他已經102歲了，眼窩深陷，張着嘴，喉嚨裏發出空氣進出的聲音。
因爲患有嚴重的帕斯金症，全身萎縮，吳江平的手指蜷成一個畸形的拳頭。這幾乎是能尋訪到的歷經盧溝橋事變的最後一位老兵。
見有人來，他會緩慢地擡起右手，擡到和肩膀齊平的地方，再不能動時，他就低下頭，往手的方向湊。
他的護理解釋說，吳江平在用自己失去控制的身體，向來人行軍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