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滅亡的契機，從表面上看，有極爲相似之處。北宋之亡，起源於北宋政府念念不忘收復燕雲十六州，於是趁着遼國衰落，與新興的金國結爲同盟，共同滅金。怎料想前門驅狼，後門進虎。金國在佔據了遼國故地後大舉南下，俘虜了徽欽二帝，佔據了中原地區。而一百年後，蒙古在金國背後興起，南宋政府竟然再一次與蒙古結盟，共同滅金。此後凡四十年間，兵連禍結，最後在蒙古強大的軍事打擊下，南宋終於滅亡。
有道是：“聰明的人不犯兩次同樣的錯誤。”從這個標準來看，宋朝君臣顯然不很聰明。於是有論者說兩宋實在過於執著於收復失地，而看不清真正的戰略利益所在，如果當時不是聯金聯蒙，而是援遼援金，則宋祚自可保存。
在下以爲這種說法雖有一定道理，卻並不全面。
兩宋的滅亡，雖然看似相同，但也只是表象而已，其實還是大不一樣的。
不錯，北宋的確念念不忘燕雲十六州，南宋的確念念不忘北方故土。但是其敗亡的真正原因並不是不能與夙敵夠捐棄前嫌，共禦外侮，而是對自己的實力估計錯誤，再加上不敢發動羣衆，不敢主動出擊所致。
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個相當奇特的王朝。一方面，她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比唐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另一方面，她又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對外懦弱無能的王朝。北宋自太祖以下就實行強幹弱枝抑制武將的政策。直接後果就是將不知兵，兵不能戰。空養着百萬大軍到了打仗的時候卻一觸即潰。在這種情況下，宋朝不得不採取花錢買和平的方針，對遼夏金輸送歲幣乞求平安。
這種狀況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漢人的朝廷一向以“天下共主”自居。只有萬方來朝，哪有向蠻夷進貢的道理。就算是大分裂的南北朝，大家也是兩面分治，沒有誰向誰交保護費的問題。然而事實又是這樣的無情，對於北方的蠻夷來說，宋的地位只不過比藩屬高一點。這對於宋朝的君主來說，自然是極大的諷刺。所以到了遼、金窮途末路的時候，宋朝的任務不單是收復失地，更重要的是要恢復中華上國的地位。兩次都做出同樣的選擇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要與強者合作，自身也必須要有強者的實力。北宋末年，文恬武嬉。朝廷養着的禁軍竟然連馬都不能騎。本來攻擊被金軍打得無還手之力的遼軍不過是個摘桃子的行動。不料北宋軍隊竟然連摘個桃子都會被打得頭破血流，要靠金軍來給他們擦屁股。這自然會引起金國的鄙視，進一步引起金國的侵略之心。
要說北宋軍隊完全沒有戰鬥力也是不對的。宋人不擅野戰，卻擅長守城。金軍的南下行動一開始並不順利，很快就頓兵於開封的堅城之下。如果不是到最後宋朝君臣腦子發昏，竟然讓神棍郭京搞什麼“六丁六甲”，自動放棄開封的城防，則金人也未必就有那麼容易得手。如果開封久攻不下，那麼最差也就是另一次澶淵之盟的局面。
從這一點來看，遼國的滅亡並不直接導致北宋的滅亡。而以北宋軍隊的野戰能力援遼抗金，恐怕不但幫不了遼國，反而會拖遼國的後腿。這可以比照意大利軍隊在二戰中的表現。意軍的戰鬥力低下，每每都要拖德軍後腿。在北非和巴爾幹的失敗都要靠德軍擦屁股。而意軍在巴爾幹的失敗打亂了德軍進攻蘇聯的整個部署，讓德軍不能按原計劃在冬天來到之間結束戰鬥。
兵法雲“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北宋君臣其實不但不知彼，對自己的實力其實也毫無概念。在這種情況下，最符合北宋利益的戰略不是聯金滅遼，而是閉關自守，積聚實力。在自身沒有實力的情況下貿然攻擊遼國，而事後又不做補救，把國運寄託在象郭京這樣的騙子身上，自然是自取滅亡。
南宋的情況則大爲不同。首先，北宋所念念不忘的燕雲雖然是恥辱，但是和二帝被虜，喪失半壁河山相比，自有天壤之別。可以說，只要金國和南宋存在一天，這個矛盾就沒有調和的可能性。南宋可以暫時性的和金國講和，但一旦有機會消滅金國，南宋當然不會放走任何機會。
南宋軍隊的戰鬥力其實大大超過北宋軍隊。北宋軍隊經過宋太祖以降的一系列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政策不過是一羣烏合之衆。南宋軍隊的班底卻主要來自南渡之初中興諸將自行招募的私人軍隊。宋高宗的整編固然是爲了削平軍中主將的勢力，防止武將奪權，但是面對咄咄逼人的金國，南宋事實上不可能實行北宋式的文官領軍政策。南宋的軍隊更加接近明朝實行的監軍制度。雖然仍然是疊牀架屋的領導，但是比讓完全不知兵的文人如韓琦，或靠拍馬的太監如童貫領兵還是要有戰鬥力的多。
從統治階層來說，南宋的當國者比北宋的要有進取心的多。宋高宗雖然在後期實行削弱武將兵權的行動，並簽訂《紹興和議》，但是在前期還是主動進攻的。而宋高宗以下，主戰派一直都是國家的主流。開禧北伐雖然失敗，卻也反映了南宋並不甘心作金國附庸的心態。
那麼，南宋的問題在哪裏呢?
南宋的第一個問題出在消極防禦上。南宋對北方的防線主要沿淮海，湖廣，至川陝一線分兵防守。這是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則是以長江爲依託，沿江佈防。第三道則是沿五嶺。這三道防線中的第一道一直是主戰場。一旦這道防線被人突破，就退守第二道防線。如果第二道防線也被突破，這時候，皇帝一般就要逃到海上去避一避風頭了。第三道防線的作用不大，如果不學鄭成功收復臺灣，就只好在崖山等着別人來收拾了。
頭兩道防線都被金人突破過。1129年10月，金軍在完顏宗弼(即俗稱的金兀朮)率領下長驅直入，攻入江浙。宋高宗對付的唯一的辦法就是逃跑。先從杭州逃到明州(今浙江寧波)，再從明州逃到海上。幸虧金軍海軍不行，才讓高宗勉強保住了老命。
不過金軍的這次行動屬於孤軍深入，江南各地到處爆發了漢人的反抗。宗弼見再待下去就要“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里。”於是在大肆擄掠5個多月之後北返。在北返途中遭到韓世忠的阻擊，損失不小。此後，金軍最多也就突擊到第二條防線爲止。
這個防禦體系，在後來對蒙古的戰爭中也相當行之有效。不但抵抗了蒙古近四十年，而且還讓蒙哥汗喪命在釣魚城下。
從表面上來看，南宋的這個防禦體系似乎是完美的。可是，這樣的一個體系恰恰是導致南宋最終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任何一個防禦體系的最終目標都不應該是爲了防禦而防禦，而應當是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壯大實力，爲將來的反攻作準備。
但是通觀南宋的整個戰史，只好說是消極防禦在絕大多數時間內佔了上風。而消極防禦，對於防守一方來說是最消耗實力的。舉例來說，“端平入洛”事件之後，窩闊臺派去對付南宋的主將是皇子闊出和闊端。1235年，兩人分統東、西兩路軍侵入宋境。從1235年至1241年，雙方在江淮和四川反覆拉鋸，各有勝負。南宋軍隊的戰鬥力雖然不強，但是面對的也不是蒙古的主力。經常上演的情況是蒙古進攻，宋軍退避以空間換時間。雖然初期連失州縣，但是蒙古兵力不足，往往不能固守，只好抄掠之後退兵，於是宋軍尾隨收復已成一片廢墟的失地。蒙古的主要目的是削弱宋朝的長期作戰能力，因此所過之處殺的雞犬不留。例如1239年秋，蒙古大將達海入蜀，進攻東川地區，擊潰扼守萬州的宋軍，順流而下攻破夔州(奉節)，徑趨三峽。南宋急調長江中、下游軍隊至上游抵抗，達海撤軍。1241年秋，達海又率軍攻蜀，進至成都，宋守將開城降，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被俘。蒙古軍取成都後，四出抄掠，連破西川地區二十餘城，“搜殺不遺，殭屍遍野”。這種屠殺政策使得南宋軍民對其恨之入骨，各地抵抗非常堅決。蒙古在正面戰場上雖然始終不能有大的突破，卻把南宋的幾個防區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絞肉機”，大量消耗了南宋的人力物力，迫使南宋顧此失彼，疲於奔命。
在這種情況下，南宋完全沒有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自然到最後會輸掉戰爭。這在近代也是有翻版的。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也是一天到晚演出這類以空間換時間的鬧劇。如果不是共產黨開闢敵後根據地，南京政府變爲第二個南宋的可能性也是不小的。
平心而論，南宋雖然撕毀盟約，但是撕毀盟約的時間卻是恰到好處。戰爭雖然打響，蒙古在前期並沒有把攻宋作爲主要戰略。蒙古當時的戰略重點仍然在西方。對於宋朝，在挫敗了南宋的三路大軍後，蒙古只是留下牽制性的兵力在宋蒙邊境騷擾，主力則繼續專注於在中亞和歐洲的經營。當時花剌子模雖然已經被攻破，甚至札蘭丁已經於1231年被殺之後，波斯地區仍然動盪不安。蒙古花了近20年時間纔將其初步平定。在這種情況下，窩闊臺決定組織再一次西征，征討欽察、斡羅思等國，命各支宗室出長子統率軍隊，萬戶以下各級那顏也派長子從徵。出征軍由朮赤的兒子拔都擔任統帥，以速不臺爲主將。出征的軍隊總數十多萬人。這次遠征直打到匈牙利京城佩斯城下，僅僅由於窩闊臺於1241年冬天死去，遠征諸將忙着回蒙古爭奪汗位，遠征行動才停止。
其實在整個宋蒙交戰的四十多年裏，宋朝一直都有機會反擊。而蒙古也一直都專注於北方事務，除了西征，後來又有爭奪汗位的內戰，以及第一次討伐日本的失敗。而每一次，南宋都錯失良機。
蒙古後來搞了個大迂迴戰略。這個策略套一句某個臭名昭著的公式就是“欲征服南宋必先征服大理，欲征服大理必先征服吐蕃”。當然，蒙古並沒有一個成文的計劃。這個策略的實施分爲前後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240年至1252年。攻宋的統帥闊端被分封到涼州(今甘肅，青海的一部分)。由他主持的對西藏的征服。第二階段則是1252年到1257年由忽必烈主持的對大理和交趾的征服。完成了對南宋的戰略包圍。
這個策略，其實南宋也是可以搞的。南宋其時盡有荊川兩淮，完全具備實行諸葛亮的《隆中對》的地理條件。由於南宋在四川秦嶺一帶的防守嚴密，元軍不得不經營西藏繞路。但是反過來，如果南宋從四川出兵攻取西北相對要容易的多。而從南宋的角度來講，無論是攻金還是攻元，最佳的出兵路線並不是陸上，而是海上。南宋的海軍強大。曾經有把金軍艦隊堵在港裏包餃子的紀錄。然而南宋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過派遣陸軍乘船在渤海灣或遼東登陸，抄金國或蒙元老巢的策略。
在這種情況下，南宋只知道守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端平入洛”之後就成了縮頭烏龜，再也不敢主動進攻，只好說南宋無人了。
南宋的另一個問題則是不敢發動羣衆。不論是對金還是對蒙，南宋在敵後都不缺乏自發反抗的義軍。但是南宋是怎樣對待這些義軍的呢?在表面上，南宋自然做出一副高姿態，招徠各地的義軍。但實際上一旦義軍來歸，則必然不是束之高閣，就是投閒置散，甚至還有必置於死地而後快的。
例如辛棄疾二十一歲參加耿京領導的抗金起義軍，任掌書記，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奉表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轉江陰籤判，他不顧官職低微，進《九議》、《美芹十論》等奏疏，具體分析南北政治軍事形勢，提出加強實力、適時進兵、恢復中原、統一中國的大計，卻均未被採納。此後，擔任司農寺主簿，知滁州、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湖北轉運副使、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等等，最後被誣落職，一直投閒置散，先後在信州上饒、鉛山兩地閒居近二十年。直到晚年才被起用任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使、知鎮江府。在鎮江任上，他特別重視伐金的準備工作，但爲權相韓侂冑所忌落職。一生抱負未得伸展，終因憂憤而卒。
再如山東的紅襖軍本是抗金的義軍。被南宋收編之後卻處處受到猜忌。首領李全在前線作戰生死未明，後方卻在計議如何殺害其一家老小，最後把李全的妻子楊妙真逼反。跟着李全一起投降了蒙古。本來還屬於拉鋸地區的山東就此逐步倒向蒙古一邊。
象辛棄疾、李全、楊妙真本該是南宋收復故土的先鋒，最後卻都爲南宋所忌所害，這種情況下，天下熱血志士豈不齒冷?誰還要給南宋賣命?
這種情況，在後來的歷次抗擊外族入侵中也是表露無遺。例如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並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方法不對頭。例如太原失陷後閻錫山曾經表示堅決不退出山西，誓言與山西共存亡。但是這種氣節寫在紙面上固然很漂亮，但是一旦羣衆組織起來也要與山西共存亡時，閻錫山就不得不考慮這些羣衆組織是否會動搖他的統治了。最保險的方法當然是解散羣衆組織。但是這樣也就勢必打擊了羣衆的抗日熱情，甚至把自己和羣衆敵對起來。這也是爲什麼中國歷史上歷次外族入侵中，外族的人數極少卻能夠取得極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而每次能夠在危急關頭成功抗擊外族的英雄如岳飛等等都是得到了廣大民衆的衷心支持的結果。但是如岳飛這種深得民心的人物也恰恰是皇帝的忌諱。在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扮演的正是皇帝和岳飛的角色。
即沒有正確的戰略，又只知道消極防守，還不敢發動羣衆，對羣衆抗擊敵寇的熱情恨之入骨，怕的要死，這樣的一個南宋政府不管是聯金還是聯蒙最後都是要滅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