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北宋即便以今天的眼光觀之，亦可謂赫赫經濟大國。以下數據屢見現在網絡報端：宋朝經濟最頂盛的時候佔世界經濟總量百分之八十。中國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創造了80%世界財富的經濟奇蹟。北宋的都城東京(開封)，是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總人口不下200萬。
這些數據，不知是否得到世界學界公認。如果上述經濟總量記錄屬實，哪怕是一半屬實，那麼這個中原國家亦配得上“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稱號。而關於中國的東京(開封)曾是世界最大城市這一說，鄰國日本倒是提供了考證。日本首都原爲京都，江戶時代遷都江戶，並將江戶更名爲“東京”，這或可歸納爲豔羨宋都的“東京情結”，此情結亦可佐證中國開封相當於中世紀“世界都城”。
《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東京繁華景象千年後仍讓世人驚歎不已。查驗歷史資料，這幅畫卷還真不是畫家張擇端憑想象力而粉墨的，它基本上是“寫實之作”。雖然當時北宋之中國已近末世(徽宗統治期)，但夕陽亦顯無限好。《清明上河圖》是宋中國經濟成就驕人的絕唱，北宋幾乎造就了中國世俗社會的“終極盛世”。世界對華夏豔羨不已的時代，隋唐開政治頭，兩宋置經濟頂。大唐有錢，而不怎麼大的宋卻明顯更有錢，可謂中國最闊綽的朝代。宋神宗時期，中國國庫鑄幣一年即達500萬貫，是唐朝開元盛世的近20倍。宋朝憑什麼富國?首先，人口因素。在手工生產時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經濟總量大。唐朝極盛時的人口約八千萬，而宋朝約有一億。比唐朝多出兩千萬人口的宋代中國，疆域雖僅爲大唐中國一半，但經濟總量比唐朝有顯著增長，政府財政總收入大大多於唐朝。
其次，國策因素。這個中原大國之所以取得驕人的經濟成就，是與採取的國策與歷代不同有重大關係。北宋一改中國曆代統治者“重農輕末”的傳統國策，易以“工商立國”。宋朝是中國商企最活躍時代，可謂“工商王國”。宋朝的商企，帶有國家壟斷性質，尤其是利潤穩定而獲利巨大的一些行業被政府所壟斷，比如冶金、鹽業、茶葉、造船、遠洋貿易、造紙、瓷器。北宋統治者，以國家爲“托拉斯”，從而創造了“朝廷大公司”暴利時代。
另外，廉價出口。廉價而強大的生產力、“質優價廉”的產品，是宋的兩個獨門於世界的“經濟武器”。中國製造的絲綢、瓷器、茶葉及手工藝品，浩浩蕩蕩輸往國外，通過這種途徑，每年宋得到的都是“出超”貿易成果。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的繁榮使得宋擁有了鉅額資本，北宋創造過1.6億兩貫的財政新高，即便偏安的南宋，國家財政總歲入也曾達到1億兩白銀，經濟總量延續世界前列。可見，宋朝之中國是真富，不僅“不差錢”，而且還“很有文化”。
當代歐美和日本史學界一直流行着這種觀點，認爲中國在北宋“已經實現現代化”。美籍史學家愛德華伯恩斯在其所著的《世界文明史》裏，對此時中國大加讚譽。日本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美國當代比較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均對宋代中國情有獨鍾。內藤湖南認爲，平民主義的興起，科舉選官制的出現和發展，是北宋“實現現代化”的標誌。麥克尼爾則認爲，華夏文明在近千年之始領先於世界，標誌朝代是宋代，這些標誌即使按西方標準，也是說得過去的。例如：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全部齊備。
這些外國曆史學家所言的千年前的“現代化”，當然是指封建社會的“現代化”，意即封建社會“文明程度”的最高峯。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對宋的評價亦達到頂級:“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僅就文化而言，陳寅恪所言不虛。那是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宋詞登上中華傳統文化之巔。宋人幾乎個個都是詞人，世俗的文化素養空前高，即便是妓女，也可能“才高八斗”。如京城名妓李師師，著名詞人柳永的那些柳巷知音。另外，在世界其他各地仍盛行宗教藝術之時，宋代的文藝作品已開始表現市井百態，這種世俗化也可視爲個人思想的解放，平民精神大行其道。在許多外國學者看來，宋朝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彼時“漢才”依然被世界崇拜。近鄰日本女子以與宋中國男子通婚爲榮。
燦爛的文明不僅有國畫紀錄，還有外國作品佐證。與清明上河圖交相輝映的，是意大利人的《馬可波羅行紀》的描繪，亦可以感受到西方人的“羨宋之情”。一個GDP上億兩白銀的經濟大國，一個詩詞歌賦登峯造極的文化大國，對世界而言，簡直是“天上人間”。按理說，這樣的經濟文化雙料大國，應該超越大唐，引得“八方來賀”。然而，宋中國的“國際地位”卻是一塌糊塗——不是“八方來賀”，而是“八方來攻”。“經濟大國”被三個“敵國”包圍——西夏，北遼，東金。這三國，比起宋來，很窮甚至很小，但卻敢主動攻宋。
宋朝皇帝是怎麼應對侵略者的?破財免災，用金錢換和平。無論勝負結果如何，不管從屬關係有別，宋對塞外國“一視同仁”、都送銀子，“用金錢換和平”的道路一直走到黑。他們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錢辦大事。對“弟弟”契丹遼國，在取得勝勢的情況下，宋真宗還痛快地答應每年給10萬兩歲幣銀，就是因爲10萬兩歲幣銀甚至佔不到北宋年財政收入的1%，的確是個“小意思”。
然而，一味算經濟賬的宋皇們留下一個致命遺患——精神虛弱。經濟損失不大，精神損失不小。他們的金錢外交等於向周邊鄰國發出“精神示弱”信號——不管誰來打我，無論你輸我贏，最後都是我掏錢“交朋友”。如此，對周邊國家而言，攻宋是個光賺不賠的買賣，何樂不爲?因爲只算經濟賬不算精神賬，所以兩宋中國出現了民族精神的斷層，乃至雖然到處送錢，但還是在周邊小國面前都擡不起頭。自宋起，“國富民弱不禁打”成爲外敵普遍的“中國印象記”，也成爲他們一再喜歡對中國下手的主要原因。這些好戰近鄰，就是希望通過戰勝中國，一舉成爲“世界暴發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