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的啓示
(一)重視“三農”問題
兩千多年過去，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還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農村生產力不發達，異質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農村空心化等國情，解決“三農”問題是黨和政府工作重中之重。十八大提出“新四化”、“四化同步”思想，城鎮化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點，農業現代化是新型城鎮化基礎，城鄉發展一體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要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積極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加大農業支持保護力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依法維護、保障農民權益，有效轉移農村人口。
(二)依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十八大指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要從法律體制上建立能保證每個市場競爭主體人格平等、獨立，公平競爭、同等保護的制度環境。金融危機後國家加強對經濟宏觀調控“國進民退”，資本與政治權力容易滋生權貴經濟，扭曲市場機制，破壞社會公正。
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提供服務。轉型期中國商人“原罪”問題是改革開放“雙軌制”體制下法律制度不健全催生“制度性原罪”，爲洗脫“原罪”，商人設法求得官僚庇護;商人政治多爲攫取更多經濟權力;商人擺脫不了對官場依附，政府手掌資金、項目、土地審批權，資本與政治權力結好，“官商”勾結擾亂市場經濟秩序。
建設健康、有序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減少行政權力社會干預，杜絕“權力尋租”， 必須大力發展和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保障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律體系，需要完備的行政法、經濟法、民商法來規範和調節政商關係。
各時期反應
戰國時期：強調耕戰，漢代貨幣官鑄、鹽鐵酒專賣、官營販運、物價管理、以及向工商業者及加重徵稅等措施，中唐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種鬆動。朝廷對海外貿易的鼓勵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實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明清時期，商品貨幣經濟空前活躍，國家財政收入也從商業稅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補充。但封建統治者對工商業發展並不採取鼓勵政策，還經常以各種方式對商人進行盤剝，破壞了工商業的正當經營，以至於影響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李悝思想
李悝，約生於公元前450年，卒於公元前390年。曾相魏文侯、武侯、使魏國富強。他是法家的始祖，曾著法經6篇，對後世的刑律產生了重大影響。李悝在魏國治國有兩項重農的措施：第一項是"盡地力之教"。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視農業生產，設法增加農業產量。其辦法是"地方百里，……除山澤邑居叄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鬥;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①。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就是要讓農民"勤謹"耕作，爭取好的收成。爲了提高農業產量，李悝主張播種時"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之至"②。這就是說種植要多種經營，有的作物受災害，其他作物還可以收穫;耕要用力深耕，除草要勤，要鋤幾次;收穫時要像防備盜寇那樣迅速有效以免遭受損失。第二項是，創"平糴"法。爲防止"糴甚貴傷民(非農業居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李悝創"平糴"法。"平糴"採取的辦法是把年景分爲：上熟、中熟、下熟、正常、小飢、中飢、大飢7種;計算出7種年景下，一戶耕田百畝的個體農民的收入，制定出在大熟、中熟、下熟3種年景下向每戶農民收購糧食的數量，而後在大飢、中飢、小饑年景時把這些糧食平價糶出。這樣便收到"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的成效。李悝由於把以上兩項政策"行之魏國"所以魏國"國以富強"③。
在李悝看來，農業幾乎是國家財富的唯一源泉，所以他說："農傷則國貧"。接着他又把工商業與農業對立起來，認爲工商業的發展會損害農業，會使民人飢寒，國家貧困。所以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之事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①。
十分明顯，李悝把工商業與農業對立起來，認爲工商業危害農業會導致"國貧民侈(奢侈)"。雖然李悝這裏要求"禁技巧"，似乎只是針對手工業而言的，並未提到商業，然而由於手工業一般都是商品生產，生產的目的爲了賣。所以，李悝的"禁技巧"，勢必包含着"禁技巧"產品的出售，從春秋時期管仲等人的農、工、商並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經濟思想和政策，我們可以看到重農抑商產生的軌跡。
政策形成根源
經濟根源：中國特殊的地理和經濟條件
中國地處東北亞、自然資源極豐富的內陸大國，土地廣闊、肥沃，氣候溫和，較易通過種植採集取得生活資料。公元前21世紀，黃河流域的夏部落用木石器工具發展原始農業。而古希臘、古羅馬處於三面環海地理環境，農業生產自然物質條件較差，卻擁有優良海港，航海業和海上貿易很早興起，爲商業發展創造有利物質條件。
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性爲“重農抑商”政策形成提供客觀經濟條件。屬於小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中國，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性，使其難以擺脫農耕生產方式束縛。以農耕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重農抑商”政策的上層建築，在封建時期具有強大生命力，在中國古代一定歷史時期基本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且是較好的生產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它促進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
政治根源：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
第一，封建中央集權專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一切財富資源亦莫非王有。商業發達，必依賴資源開發利用，會與國家爭奪“山海陂澤之利”(李贄《藏書》卷五零之《富國名臣總論》)，被認爲是盜皇家之庫。對任何工商業，只要發現其稍有利可圖，會收歸官營，禁止私營，保證國家對資源壟斷權，法律設置嚴刑峻法，使商人不敢與國家爭利。
第二，商業的發展會與農業爭奪勞動力資源，使農田荒蕪，威脅國本。“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漢書・食貨志上》)，“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漢書貢禹傳》);商鞅雲：“農少商多貴人貧”(《商君書・去強》);荀子云：“工商衆則國貧”(《荀子・富國》);漢人賈誼謂：“背本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新書・大政》);漢人王符喻當時“舍農桑趨商賈”之社會風氣爲“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織百人衣之”(《潛夫論・浮侈》)，道出商業威脅小農經濟，主張“省商賈，衆農夫”(《荀子・君道》)，“驅民而歸之家，皆着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漢書・食貨志》)，“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歷代名臣秦疏》)。中國古代以農爲立國之本。若民衆棄農經商，導致農田荒蕪，糧食短缺，況常受水旱災荒或戰亂，如不重視農業，有亡國危險。
第三，統治者認爲工商業經濟發展，易形成對朝廷構成威脅的“叛亂”勢力。桑弘羊雲：“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流放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澤之中，成奸僞之業，遂明黨之權”。
文化根源：中國特殊的倫理文化因素
與西方社會不同，古代中國社會是建立在自給自足和血緣關係基礎上的東方農業國家，是以農業文明爲依託和以宗法血緣關係爲根基的宗法社會。血緣關係在社會生活中佔重要地位，其倫理文化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君禮臣忠，夫和妻順，兄友弟恭，姑義婦聽”，“尊尊親親長長貴貴”。
封建社會倫理文化秩序，“衣服有制，官室有度，蓄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訾，無其祿不敢用其財”(《春秋繁露・服制》)。專制中央集權下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要求“均平”的倫理文化。商業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兩極分化，時刻威脅小農社會均平、寧靜、停滯的生活倫理。只有採取“重農抑商”統治政策才能實現和維持靜態倫理文化秩序。“重農抑商”政策較爲符合中國古代倫理文化價值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