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
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全黨範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而且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確定爲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顧延安整風，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天加深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深遠影響
延安整風歷時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第一，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識上毛澤東個人意識與全黨意識相統一
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識。1930年他發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初步顯露思想萌芽。在經歷和總結“左”傾教條主義指導革命實踐遭遇失敗的經驗教訓之後，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具體化的觀點。1939年10月，毛澤東爲延安出版的《共產黨人》雜誌寫發刊詞，“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對黨創建以來的歷史進程、黨的建設基本問題以及經驗進行闡述和總結。1941年5月，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然而，延安整風運動開展之前的情況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全黨認識上還遠沒有確立。這一狀況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得到改變。1942年任弼時在筆記中談自己參加整風運動體會時說：“過去的二十一年，雖然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過程，但是真正自覺地認識普遍真理與革命實踐要密切結合的重要性，還是最近幾年纔開始。”當時任弼時已是有近20年黨齡的老黨員，又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他的認識很能說明問題。
在延安整風前，教條主義在黨內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礎，許多人把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奉爲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民族利益。通過整風學習，全黨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現了建黨以來最大規模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高潮，並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這樣，就使廣大黨員和幹部逐漸從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從根本上端正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進一步明確了必須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歷史已經證明，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克服了長期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和絕對化的錯誤傾向，掃清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障礙，極大地推動了它的歷史進程。
第二，實現了毛澤東全黨領袖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相統一
在延安整風前，儘管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但是由於教條主義的干擾，其理論家地位並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毛澤東思想也沒有成爲全黨的指導思想。而正是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纔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確立。
中共黨史著作一般都以遵義會議作爲毛澤東全黨領導地位確立的標誌，符合歷史事實，但事情又遠不是這樣簡單。首先，領導地位和領袖地位不完全一樣，歷史資料顯示，用“領袖”一詞來稱呼毛澤東是到1940年以後纔出現在延安的報刊雜誌上。該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演，其中說到毛澤東是“公認的領袖”，但在前面加了“在黨的工作中”的限制詞。1941年4月，《解放》週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說到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問題上的發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應指出的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撰寫的紀念文章中說：“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1943年11月，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指出：“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領袖毛澤東同志，這對於我們黨是太重要了”。在此基礎上，1945年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爲黨的指導思想。
第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開展過多次反對“左”、右傾錯誤思想的鬥爭，但由於方法不妥當，“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瞭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鑑於此，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開展整風來解決黨內思想問題的辦法，這是對黨的建設學說的創新與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實踐證明，延安整風的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和行之有效的，不僅在當時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第四，對我黨當代政策的現實意義
延安整風運動已經過去60多年了，至今仍有偉大的現實意義。
延安整風昭示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講，堅守思想陣地，加強意識形態工作至爲重要。當前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一個需要高度重視與警惕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能夠經受住長期執政、對外開放和麪臨市場經濟的考驗。我們的黨員和幹部，面對着長期執政和對外開放的新的複雜環境，能不能夠正確使用手中的權力和始終不渝地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能不能夠堅定不移地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及其反動腐朽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的侵蝕;能不能夠徹底地粉碎以美國爲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用“西化”、“分化”與“和平演變”的伎倆實現其破壞和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這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經歷“文革”動亂，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於低潮之後，我國知識界一些所謂“資深學者”和“著名經濟學家”，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帶頭在神州大地颳起了一股強勁的“抹黑風”、“栽贓風”和“翻案風”，充當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吹鼓手”和“急先鋒”。他們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隨心所欲地往毛澤東頭上潑污水，百般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和醜化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和實踐;竭力鼓吹在我國實行私有化，千方百計地美化資本主義制度;顛倒黑白地爲陳獨秀、王明、張國燾、高崗、林彪等人翻案，在黨內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後果是極其嚴重的。我們回頭想一想：蘇聯是怎麼垮臺的?不就是因爲蘇共“二十大”之後，在蘇聯的知識界帶頭颳起了全盤否定斯大林和醜化蘇聯光榮歷史的狂風惡浪，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缺口，從而在短短30多年時間內，就導致了亡黨、亡國的慘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從中汲取沉痛的教訓。
延安整風運動對全體黨員幹部的要求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總結歷史經驗，樹立堅定、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全國解放後，毛澤東曾多次說過：長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過好“戰爭關”、“土改關”和“社會主義關”這三大“關口”。“戰爭關”和“土改關”是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關”是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廢除私有制，是搞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頭腦中樹立了堅定、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同志，才能過好這三個“關口”。所以，徹底改造世界觀，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上一項意義深遠的重大任務。當我們黨和革命在前進征途中遇到巨大困難和遭到嚴重挫折，尤其當發生如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之時，有些人便會暈頭轉向，不知所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發生彷徨、動搖和分化。在此形勢下，其中大多數人能夠通過學習和實踐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成爲共產主義者，但也會有少數人依然頑固堅持其舊有的立場，而與黨分道揚鑣。
時代是不斷髮展的，人們的思想也是不斷髮展變化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改造世界觀是一輩子都要堅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必須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風運動的好傳統，好作風，我們必須代代相傳，並不斷地發揚光大，使之永遠成爲我們黨的傳家寶。
其他信息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個學習競賽。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幹部教育部，領導和組織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毛澤東主編了《六大以來》一書，提供給黨的幹部學習和研究。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行的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此，開始了對全黨高級幹部的整風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並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由此，整風運動進入全黨普遍整風階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並發表長篇講話，指導和推動了延安文藝界整風運動的開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主持的總學習委員會，領導延安和全黨的整風運動。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進行整風。
1943年下半年，毛澤東又領導糾正了延安審查幹部運動中反 特鬥爭擴大化的錯誤。
1943年10開始，延安整風運動轉入總結提高階段，即黨的高級幹部重新學習黨的歷史和路線的階段。
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傳達 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方針和黨的歷史上幾個重要問題的結論。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偉大貢獻，公認毛澤東是全黨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誌着黨的第一次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