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在“二戰”中的戰敗，我們習慣性地稱其是“無條件投降”。事實上，相對於德國而言，日本的投降其實是“有條件”的。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日本當局對於是否接受，意見不一。首相鈴木貫太郎主張對其“置之不理”，“爲戰爭到底向前邁進”。隨後美國對日本使用了原子彈。
日本軍政首腦見戰敗已成定局，遂主張“護持國體”，即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向盟國投降。軍方不滿足於此，還要提出自行處理戰犯、自主解除武裝、同盟國軍隊不進佔日本本土或僅限於象徵性駐兵等條件。在8月9日的御前會議上，最終由裕仁天皇“聖斷”：“僅以確認皇室和天皇統治大權爲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0日，日本通過中立國瑞士和瑞典，照會美、英、中、蘇四國，表示準備接受《波茨坦公告》，但“附以一項諒解：上述公告並不包含有損天皇陛下爲最高統治者的權利的任何要求”，“日本政府竭誠希望這一諒解能獲保證，並切望迅速對這種保證予以明確表示”。
收到日本照會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命國務卿起草了一個答覆草稿，並電告中、英、蘇三國領袖。草稿中規定，“從投降時刻起，日皇和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即須聽從盟國最高統帥之命令，以便採取他認爲適宜於執行投降條款的步驟”，變相承認天皇政府的合法地位(盟軍佔領德國後，德國原中央政府即被解散);又規定“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將按照波茨坦公告，依日本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確定之”，爲保存天皇制預留了空間。蔣介石回覆杜魯門，同意草稿中的“一切條件”。
8月14日，收到盟國回覆的裕仁天皇在御前會議上說，“關於國體，敵方也是承認的，我毫無不安之處……如果繼續戰爭，無論國體還是國家的將來都會消失，就是母子都會丟掉。如果現在停戰，可以留下將來發展的基礎。”在後來的“玉音放送”中，他再次強調，結束戰爭，“朕於茲得以護持國體”。
以上種種事實說明，日本是在獲得了盟國不立即廢除，甚至保留天皇制這樣一個許諾後，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
提前向日本告知“寬厚”的投降條件，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在名義上，德國與日本都是對盟國“無條件投降”，但實際情況並不相同。1944年2月，丘吉爾在一次演講中解釋:“‘無條件投降’一詞，並不意味着德國人民將受到奴役或滅亡。但是它卻意味着盟國在受降時不受任何條約或義務的約束……如果說我們是受着什麼義務約束的話，我們只憑着自己的良心對文明負有義務。我們並不因訂立契約的結果而對德國人負有義務。這就是‘無條件投降’的意義。”
在對德問題上，丘吉爾一直堅持上述觀點，主張“沒有必要把我們將來的政策告訴德國人——他們必須無條件投降，然後等待我們的決定”。在英、美、蘇三國簽署的《雅爾塔會議公報》上即規定:“我們已就共同的政策與計劃商得同意，以便實施在德國武裝抵抗最後被擊潰後，要共同使納粹德國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條款。這些條款,在最後擊潰德國之前,將不使人知道。”
對日的《波茨坦公告》顯然與此不同。盟國不僅向日本公佈了具體政策，還給予了一些看上去相當“寬厚”的許諾。如公告第九條規定，“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第十一條規定，“日本將被允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須及可以償付貨物賠款之工業，但可以使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盟國最後承諾，“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後，同盟國佔領軍隊當撤退。”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日本有條件投降”，有一種論據認爲：“盟國在受降書上把原定要求‘日本國’無條件投降改爲‘日軍’無條件投降”，以表明“日本政府”沒有“無條件投降”。這種說法其實並不成立。首先，德國的投降書中說，“我們的陸、海、空軍的所有武裝力量以及現在由德軍統帥部指揮的一切兵力向紅軍最高統帥部，同時向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無條件投降”，也僅說德軍投降，而未言及德國政府。
其次，在日本給盟國的投降書上，雖只有“日本帝國大本營與所有之日本國軍隊以及日本國支配下任何地帶之一切軍隊，對同盟國無條件投降”的話，但在給中國的投降書上，則明確說，“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因此絕不僅是日軍“無條件投降”。
總而言之，日本政府在“名義”上，確屬“無條件投降”;但就其“實質”而言，這種“無條件”，是有其前提的。盟國對保留天皇制的暗示，以及在《波茨坦公告》中的“寬厚”，對日本投降起到了加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