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甲骨文是漢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體系之一，不僅證明古老的漢字是獨立起源的，還提供了中國古代獨立的文字造字法則，對3000年以來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殷墟甲骨文的發現，不僅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可信歷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於甲骨文內容豐富，涉及殷商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的各個方面，對全面復原殷商社會史具有重要意義，被稱爲中國古代乃至人類最早的“檔案庫”。對甲骨的研究，也產生了一門新的學科——甲骨學。
青銅器
殷墟出土的青銅器，包括禮器、樂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藝術品等，禮器有鼎、斛、簋、觚、爵等，樂器有鐃、鈴、鉦等，兵器有戈、矛、鉞、刀、鏃等，工具有錛、鑿、斧、鋸、鏟等，生活用具有銅鏡、杖首、漏、勺、箸、器座、角形器等，裝飾藝術品有人面具、人頭面具、銅牛、銅虎、銅鈴等。形制豐富多樣，紋飾繁縟神祕，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審美觀念，達到中國青銅時代發展的巔峯，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青銅器上鑄刻的文字(金文)，特別是篇幅比較長的銘文，是當時人們現實生活的反映，保留了當時的真實的面貌，因而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殷墟出土的青銅器有四五千件。據統計，20世紀30年代出土的青銅器中，有禮器170多件，兵器1340多件，還有工具以及其他雜器。1950年～1986年間，發掘所得禮器650多件，兵器1400多件，還有一些工具、藝術品和雜器。1986年以後，仍有不少青銅器被發現。青銅器主要出土於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最多的就是保存完好的第五號墓——婦好墓，竟有468件之多，而且種類齊全。
青銅器中鑄造技術工藝最爲精美的是禮器。而殷墟出土的禮器，不僅種類多，而且形制多樣，呈現圓、扁、方等形狀，其中以圓形器爲主。最大最重的當屬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後母戊大方鼎，高133釐米、長110釐米、寬78釐米、重875千克，是迄今爲止發現的全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銅器，也是青銅文明的巔峯之作。此外，侯家莊西北崗M1004號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婦好墓出土的兩件司母辛大方鼎等，也是重型禮器。
建築特色
以宮殿宗廟建築和王陵大墓爲代表的商代建築，造型莊重肅穆、質樸典雅，反映出中國古代建築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審美意趣，集中體現了殷商時期的宮殿建設格局、建築藝術、建築方法、建築技術，代表了中國古代早期宮殿建築的先進水平。殷墟的洹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牆、威嚴的宮殿、特別是嚴格的“中軸線”佈局，成爲數千年來中國曆代城市的特徵。
史學價值
殷墟的發掘，幾乎完全改變了傳統史觀中夏商周三代歷史的面貌，真實確立了殷商社會作爲信史的科學地位，爲商周考古確立了可靠的年代學基礎，對於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基點作用;填補了以鄭州二里崗爲代表的中商文化和以殷墟爲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間的空白，從而完善了商代的編年框架。
以青銅器、玉器爲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時期的手工業空前發達，不僅門類齊全，而且工藝水平極高。一些主要的手工業生產部門，如青銅冶鑄、制玉、製陶、制骨、制車、紡織等都已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這一時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馬車，大量使用青銅構件，獨轅雙套雙輪，結構精緻複雜，體現出高超的機械、青銅鑄造等複合技術。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佈格局、隨葬方式、祭祀禮儀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會組織、階級狀況、等級制度、親屬關係，代表了中國古代早期王陵建設的最高水平，併爲以後中國曆代王朝所效仿，逐漸形成中國獨具特色的陵寢制度。同時，以人祭、人殉、車馬殉葬、獸祭等爲代表的殷墟喪葬習俗，突出表現了殷墟時期以等級制度爲核心的禮制，體現了當時的喪葬習俗。
考古學影響
殷墟的發掘，是中國傳統金石學與西方田野考古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近代考古學興起的標誌。
殷墟宮殿區、王陵區的發掘，大批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的發現，引起了中外學術界的矚目，確立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地位;
1931年樑思永在安陽後岡遺址“三疊層”的發現，第一次從地層學上劃分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與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係，爲中國考古學的地層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殷墟發掘工地成爲培養中國考古人才的搖籃，從這裏走出了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樑思永、郭寶鈞、尹達、夏鼐、胡厚宣等中國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發掘，對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學術界在歷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風作了正面迴應。隨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學證實，中國學術界得以展開有關文記載中的“夏王朝”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