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時期，對蘇聯的經濟歷史遺留問題的改革從沒有間斷過。改革涉及的面比較廣泛，使蘇聯的經濟管理體制發生了許多變化。這個時期的改革主要是減少中央的指令性計劃指標，改革管理體制、改進管理方法和擴大企業自主權，強調利潤對企業領導和工人的物質刺激作用。其實質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有限地利用市場機制;以行政手段爲主輔之以經濟手段管理經濟。這個改革在當時曾一度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促進了蘇聯經濟的發展，使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達到了鼎盛期。
但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經濟改革對蘇聯長期以來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式的經濟管理體制等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變革，沒有能夠解決蘇聯經濟如何持續增長這一實質性問題，到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慢了下來，蘇聯的經濟體制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弊端日益暴露。究其原因：其一，對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調節經濟的作用缺乏認識;其二，“新經濟體制”改革的中斷，官僚主義、平均主義嚴重。
經濟數據
勃列日涅夫任職前期，蘇聯的經濟實力有所增強，而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則持續下降。1965年至1981年期間，蘇聯國民經濟固定生產基金增長2.42倍，高於同期美國的發展速度，社會生產總值增長1.46倍。1965年蘇聯的國民收入僅相當於美國的62%，到1975年提高到相當於美國的67%，增長1.44倍。而同期的工業產值比則從65%提高到80%，增長1.77倍。農業平均產值“十五”計劃期間比“七五”計劃期間增長50%。但自從1979年開始農業連年減產，農業產值1979、1980和1981年分別下降3.1%、2.5%和1.9%，農業不振嚴重地影響國民經濟，特別是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發展，造成市場供應緊張。此外，蘇聯已有20餘種重要產品雄居世界之首。
正是在這段時期裏，蘇聯的經濟實力翻了一番，蘇美之間在經濟實力上的差距進一步縮小。這段時期，蘇聯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提高。1965年蘇聯國家職工月平均工資爲96.5盧布，1981年則提高到172.7盧布;1965年蘇聯集體農莊莊員月平均勞動報酬爲51.3盧布，1981年提高到120.6盧布。此外，蘇聯人均居住面積由1965年的10平方米，提高到1981年的13平方米。
經濟建設
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把目光投在石油上，一切以油氣爲重點來決策國內外大事。很快就又有了蘇爾古特等大油氣田，1974年蘇聯的第二條西伯利亞大鐵路——貝阿鐵路有3100公里通車，油氣可以沿這條鐵路線西去俄羅斯歐洲部分、東歐國家和西歐，東去太平洋。大量的石油運到國際市場，使得蘇聯賺到大量財富，可以進口大量的糧食、食品和日用工業品了。於是，勃列日涅夫宣佈降低物價。
1967年11月，他首次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各盡所能，按勞付酬的原則佔統治地位的社會”。1977年，他進一步闡述說，“成熟的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 是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道路上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階段”，這個社會的宗旨是“依靠強大的先進工業，依靠大規模的高度機械化農業，把越來越充分地滿足公民的多方面需要作爲社會發展的直接的主要目標。”
此外，勃列日涅夫認爲“發展重工業，過去和現在都是蘇聯經濟政策的不變原則”，是完成一切國民經濟任務的前提。爲此，他把85%以上的工業投資用於發展重工業。
政治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在政治上強調穩定，因此對多個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調整，重新確立黨高於一切的原則，以保持個人統治的穩定性。
1965年6月，勃列日涅夫取消了經濟行政區各級國民經濟委員會和部門性國家委員會，成立了全蘇和加盟共和國各部。1966年蘇共23大，將中央主席團改名爲中央政治局，設中央總書記來代替中央第一書記，恢復了蘇共19大以前中央領導機構及中央最高領導職務的稱謂。
勃列日涅夫還延續了官僚們以往的要求，廢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和黨委會每次改選必須更換1/3成員的做法，並保證要使幹部得到尊重(《葉利欽自傳》)，並且享受特權的幹部範圍有所擴大，特權種類日益增多。勃列日涅夫上臺後的第一年，地方黨委書記只更換了9%，14個加盟共和國書記只更換了2個。從蘇共23大到26大，蘇共中央委員會實際連任率達到90%。這種幹部隊伍超常規的“穩定”，造成了高層機關長期無法輸入新鮮血液，造成這些機關陷入“嚴重的停滯”，成爲一潭死水，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老人政治”局面。幹部輪換制被取消，使得領導體制僵化和幹部隊伍老化。這個時期蘇聯各級領導班子變動極小，特別是最高領導層，處於一種超穩定狀態;這段時期，還增加了許多新的管理機構，機構擴充明顯，辦公人員增多;蘇聯社會貪污腐敗的深度、廣度都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這是斯大林時代腐敗的繼續深化和發展。在勃烈日涅夫日益腐敗的統治下，“蘇共許多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和中央委員都捲入骯髒的勾當，贈送貴重禮品，包括贈送給總書記，被認爲是正當的。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信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送從南方各地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們寄來的盒子。”(《戈爾巴喬夫沉浮錄》)此外，勃列日涅夫帶頭以權謀私大搞裙帶之風，使得利益集團迅速發展，包括部門、地區型的利益集團;幫派型的利益集團，如“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幫”;特權階層利益集團。
勃列日涅夫在20世紀60年代執政最初的幾年，依舊強調集體領導，領導核心相對穩定。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勃列日涅夫開始加強個人權力，逐步廢除集體領導原則，他大量提拔自己的親信，這些人經常插手政府事務和過問外交工作;蘇聯部長會議討論制定的第九個五年計劃指標，打破先例由他個人簽署公佈;勃氏還改變了過去與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共同參加重大活動的做法，獨自一人觀看並檢閱蘇軍的演習，加強在軍中的個人威信;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爾內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還兼任國防會議主席)，獨攬了黨、政、軍最高領導權力，集體領導最終解體。此外，勃列日涅夫還開動宣傳機器，大肆宣揚自己的功績，他的名字、照片、語錄充斥蘇聯各種報刊。
另外，在其任內，對斯大林的評價也逐漸肯定了一些，允許在宣傳和文藝作品中正面提到斯大林，並在斯大林的墓前設置了半身胸像。他本人曾稱頌“斯大林爲首的國防委員會領導了反擊敵人的一切行動”，“在動員蘇聯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社會
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的蘇聯，主要的消費品長期短缺;蘇聯擁有當時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糧食卻連年欠收，不得不花大筆外匯進口糧食;蘇聯的宇宙飛船可以到達月球和火星，汽車卻故障頻出且耗油驚人;許多蘇聯百姓家裏的家用電器陳舊不堪，電視機爆炸事件經常發生，很多人經常開玩笑說，蘇聯生產的電視機應當送給敵人。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卻開始深入蘇聯普通公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心靈深處。迪斯科、爵士樂等西方文化成爲年輕人的時尚，一度根絕的吸毒現象開始風靡一時。據統計，在當時的蘇聯，大約形成了2400個黑手黨組織，並且這些黑手黨大都有官僚背景。20世紀80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紐約一樣，成爲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7]
軍事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將85%以上的工業投資用於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並強調發展戰略核武器和遠洋海軍是蘇聯軍事工業發展的重點。在上述方針指導下，蘇聯軍費逐年增加，從1965年的326億盧布增加到1981年的1550億盧布，即3.75倍。每年的軍費開支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2-14%，約佔財政支出的1/3以上。
蘇聯軍事實力的迅速膨脹，逐步改變了美蘇軍事力量的對比。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蘇聯海軍在由近海防禦艦隊擴建爲一支具有遠洋作戰能力的武裝力量;戰略核武器方面，擁有洲際彈道導彈1300枚，首次超過了美國1054枚洲際彈道導彈的數量。70年代初，美蘇軍事力量基本達到均衡，此後日益朝着有利於蘇聯的方向發展。這樣，蘇聯只花了不足10年的時間就取得了對美國的戰略均勢地位，步入超級大國行列。蘇美在軍事力量上的勢均力敵，進一步加劇了雙方在全球範圍內的爭霸。
儘管勃列日涅夫後來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簽署了《限制反彈道導彈防衛系統條約》、《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等緩和軍備競賽的協議。然而兩國關係卻沒有就此走上緩和軌道，反而由於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悍然發動入侵阿富汗的戰爭而陷入了全面對抗。而正是勃氏發動的這場曠日持久的侵略戰爭最終耗盡了蘇聯的發展動力。
外交
有限主權
在勃日列涅夫的領導下，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逐漸演變成霸權主義。蘇聯不但把自己推行社會主義的模式推薦給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干涉別國內政，還不惜動用軍事手段來推行這種干涉。
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不久勃列日涅夫就推出了有限主權論，爲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爲作辯護。他認爲，當國內外社會主義敵人直接行動威脅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的時候，就要以“軍事方式援助兄弟國家來消除這種威脅的行動”。1970年6月，勃列日涅夫對蘇聯選民講話時說：“蘇聯是個位於歐洲和亞洲廣闊區域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使我國的對外活動負有特殊的責任。而我們也不能迴避這一責任”。
勃列日涅夫任職期間，在有限主權論的指導下，蘇聯對外進行了一系列的勢力範圍擴張活動，包括：1969年3月和8月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和鐵列克提地區，1979年12月出兵入侵阿富汗等等步驟。勃列日涅夫所推行的霸權主義招致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羅馬尼亞、中國等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批判。
緩和戰略
1969年，勃列日涅夫爲了擺脫“布拉格之春”事件給蘇聯外交帶來的困境，初步提出了關於“歐洲緩和”的設想和主張。到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召開時，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了6點“和平綱領”，並宣佈要“把緩和擺在鞏固和加強蘇聯‘和平共處’外交的首位”。
在“緩和”政策正式確立之後，蘇聯利用當時美國深陷越戰泥淖、國內“新孤立主義”思潮興起及西方發生經濟危機等一系列有利於蘇聯機會，大搞“緩和”外交，不但順利解決了多年懸而未決的歐洲邊界問題和柏林問題，還成功組織召開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形成的“赫爾辛基精神”更是勃列日涅夫“緩和”外交取得的巔峯之作。
“緩和”政策實施的原因有：第一，蘇聯經濟通過20世紀60年代的高速增長之後，由於粗放式的經濟的影響，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減速，蘇聯領導層認識到“效益和質量”重要性，希望改善同西方的關係，達到引進西方技術與資金的目的。第二，蘇聯在東歐的權利並不被西方國家所承認，而東歐問題一日不解決，蘇聯西方的威脅就一日不會消失，而通過“緩和”的外交政策達成法律上的歐洲戰後現狀不可改變無疑將是蘇聯所樂見的。第三，美國已經準備從越南脫身了，不過驕傲的牛仔希望能體面的從越南撤出，而這需要蘇聯這個對越南有着巨大影響的國家幫助。第四，蘇聯自古巴導彈危機中失敗之後，就認識到美國在軍事力量上對蘇聯的絕對優勢，信仰“拳頭大的當頭”原則的蘇聯領導層，在常規與核武兩方面的擴軍備戰，使得美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優勢開始縮小，而美國希望通過與蘇改善關係來遏制蘇聯擴充軍備的勢頭，從而達到鞏固美國在軍事力量上的優勢。
1972年5月22-30日，尼克松、基辛格訪問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進行最高首腦會唔之後，東西方關係得到很大改善，友好對話開始代替了劇烈對抗。蘇聯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往明顯增多：蘇聯同西方的貿易額由1970年的46億盧布增至1980年316億盧布，前後增長6倍;1964-1970年，蘇從西方得到的長期貸款僅38億美元左右，而1971-1980年間，貸款額增至300多億美元。可見蘇聯憑藉推行“緩和”政策獲得了在與西方直接對抗中前所未有的好處。
全球出擊
戰後獨立的亞、非、拉等前殖民地國家也已經成長起來了，而這些已經成長起來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反對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的。這一時期，由於蘇聯打着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旗號，援助第三世界進行的反帝、反殖鬥爭，客觀上造成了有利於蘇聯的局面，使得蘇聯認爲其在決定世界命運發展方面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隨着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軍事實力的膨脹以及國際形勢有利於蘇聯的發展，到70年代中期，蘇聯的國家戰略開始轉向進攻性戰略，其戰略類型包括：
第一，建立盟約關係網。1971年5月，與埃及簽訂《蘇埃友好合作條約》，向其提供50億美元的經濟、軍事援助，派遣軍事專家顧問達18000多人;同年8月，與印度締結《蘇印友好合作條約》之後不到兩個月，印度即入侵巴基斯坦，並佔領了東巴基斯坦，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1978年11月，與越南簽訂《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締約後不到一個月，越南便入侵柬埔寨，而越南的10萬大軍的指揮者就是蘇聯的軍事顧問。在整個70年代，像這樣帶結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共有10多個第三世界國家與蘇聯簽訂。
第二，利用代理人進行戰爭。1975年，蘇聯通過古巴軍隊對安哥拉內戰進行了大規模的武裝干涉，把近2萬人的古巴軍隊和大批武器裝備運入安哥拉。蘇聯自己的軍事人員包括飛機和坦克駕駛員、軍事顧問等也直接參與了軍事行動。1977至1978年，蘇聯又利用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在歐加登地區的武裝衝突，在非洲之角實行大規模的軍事捲入，向埃塞俄比亞運送了1.7萬多名古巴軍人和大批軍火，蘇聯軍官還指揮了古巴和埃塞俄比亞軍隊的聯合軍事行動。與此同時，蘇聯還利用古巴軍隊插手扎伊爾和民主也門的內政。
第三，加強經濟滲透。在70年代後半期，蘇聯還普遍加強了對第三世界兄弟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1970至1974年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軍事援助爲140億美元，1975至1979年猛增到300億美元。
通過上述手段，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與蘇聯在經濟及軍事方面都保持着較爲緊密的關係，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無一不是親蘇派。在扶植起一批親蘇政權之餘，蘇聯還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地中海、紅海、南亞和東南亞等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獲得了一批機場和港口的使用權，在越南、古巴、阿富汗更是建立了海外軍事基地。蘇聯進攻戰略的目標之一就是打擊、削弱、排擠併力圖壓倒它的主要對手美國，而它在70年代的海外擴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的勢力和影響，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
中蘇關係
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也是中蘇關係起起落落的時期之一。1964年，剛剛通過推翻赫魯曉夫上臺的勃列日涅夫表示，在對華關係上他和赫魯曉夫態度完全一致，中蘇關係再次緊張並在赫魯曉夫時期的基礎上進一步惡化。
1969年3月，中、蘇兩國軍隊先後在珍寶島發生了三次武裝衝突。8月13日清晨，又爆發中蘇鐵列克提衝突，蘇聯入侵新疆。中蘇衝突爆發後，蘇聯領導層準備用中程導彈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爲取得美國人的支持，蘇聯將消息告知美國方面。然而尼克松政府認爲：一個強大的中國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這使得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取消了這個計劃。整個勃列日涅夫在任期間，蘇聯攻擊中國並挑起兩國邊界事件1700餘起。
此後，蘇聯陳兵百萬於中蘇邊境，並在蒙古駐軍和設立導彈基地。毛澤東逝世後，勃列日涅夫在執政晚期意識到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年中接連發出積極的信號，爲中蘇關係“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拉開了序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蘇關係在勃列日涅夫手上達到了對立的頂峯，也開啓了正常化的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