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我們這個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古文明國度突然被槍炮聲敲醒，中英兩國間的鴉片戰爭爆發，災難迅速降臨在華夏人民的頭上，世界的格局也隨之發生了改變。
論及這場戰爭的發生，就不能不先說說鴉片。
鴉片（英語 opium 阿拉伯語 Afyūm），又叫阿片，中國明朝時也稱爲“烏香”、“阿芙蓉”，在清朝俗稱爲大煙，是罌粟的初級產品。罌粟是一種原產於南歐及小亞細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割破由罌粟結出的未成熟蒴果果皮，裏面會滲出白色乳汁，等該乳汁乾燥凝固，則可以得出主要成分爲嗎啡的物質，這就是鴉片。因產地不同，生鴉片或呈黑色或褐色，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氨味或陳舊尿味，放進口中咀嚼，不僅該氣味益加強烈難聞，而且奇苦無比，難以下嚥。
氣味和味道雖然不好，卻可以入藥。
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古希臘人就發現鴉片有安神、安眠、鎮痛、止瀉、止咳的功效。從公元前五世紀到此後極其漫長的時間裏，鴉片也一直都是藥用材料。對於鴉片的藥用功效，17世紀的英國醫生、臨牀醫學的奠基人托馬斯.悉登漢姆（Thomas.Sydenham）曾無比深情地謳歌鴉片說：“我忍不住要大聲歌頌偉大的上帝，這個萬物的製造者，它給人類的苦惱帶來了舒適的鴉片，無論是從它能控制的疾病數量，還是從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來看，沒有一種藥物有鴉片那樣的價值。”他還說，“沒有鴉片，醫學將不過是個跛子”。所以，儘管鴉片在世界各地傳播，卻一直表現得波瀾不驚，總是安安靜靜地躺在藥櫃上。
（吸食鴉片的清朝人）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到了清朝中葉，中國人發明了一種奇妙的吸食方法，使得鴉片的毒性猙獰現世，變身爲荼毒生靈的大毒品。按照徐珂所著《清稗類鈔》上的說法，發明這種吸食方法的過程彷彿是神差鬼使：乾隆年間，一個廣州行商家裏的小寡婦，由於癱瘓在牀，飯後無聊，用簪子挑鴉片膏在燈上燒，未想這一燒，鴉片那臭哄哄的尿臊味竟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陣陣異香，讓人眩迷沉醉、不能自拔。由此，小寡婦發明了以煙槍吸食的方法——將鴉片和菸葉相摻雜，置之於煙槍眼中點燃，以吸食其所產生的煙霧。
據說，由於多日吸食，小寡婦的癱瘓竟然不治而愈！
民間詫其事，口耳相傳，吸食鴉片之法遂流傳於世，並大行其是。從事海上商貿英國的立國之本，工業大革命之後，英國急切打開中國市場，給中國運來了諸如毛織品、鋁，錫、銅、鐘錶、玻璃等等商品。
不過，封建閉塞的中國屬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對英國人的這些東西並不敏感，導致英國人的商品只能在貨艙裏積壓發黴……和中國人做生意，實在沒“錢”途！英國人心灰意冷、沮喪無限。哪承想，隨着吸食鴉片之法傳開，鴉片在中國的需求量一下子猛增，英國人獲利的機會來了。英國人開始大量向中國傾銷鴉片。
1773年，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的專賣權，在印度承包了大片的鴉片種植園，獎勵栽種，統制運銷。中國每年的鴉片進口量激增，1795年至1797年每年平均進口1814箱，1798年至1799年增到年平均4113箱，1800年，鴉片進口達到4570箱。而且，鴉片價格也翻了二三翻，由原先的每箱200元增加到五六百元。對比一下，原先英國對中國的商品輸出量很少，卻從中國收購了大量的茶葉、絲綢、土布、瓷器回國銷售，18世紀前期，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值，常不及進口白銀的十分之一。可是，因爲鴉片在中國的盛行，到了19世紀，情況出現了逆轉。
根據行商的貿易出入貨簿，以1818年爲例，這一年的進口總額約一千八百八十萬兩，出口約一千四百萬兩，相差約四百餘萬兩，加上三百萬兩的鴉片售價，合計入超已達七百餘萬兩。
天朝外貿逆差巨大，大量白銀外流，“各省市肆銀價愈昂，錢價愈賤”，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遭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
（東印度公司總部）
從1833起，英國資產階級已經無須向中國輸入白銀，單以鴉片入口，便可以換來大量茶葉，轉售國內和歐洲各國，牟得鉅額暴利。《中國近代史綱》中說：“18世紀末年，紋銀一兩兌換制錢七八百文，19世紀初年，爲一千文上下，1821至1838年，由一千二三百文，以至一千六百餘文，四十年間，銀價上漲一倍。田賦常不克如期繳足，財政大爲支絀。”“銀漏”成爲了一個刻不容緩的大問題。
在林則徐等人的勸說下，道光皇帝同意出狠招，出臺了歷史上最嚴酷的禁菸令——以死刑論處吸食、販賣者，以圖禁絕鴉片。林則徐任欽差大使親自到廣東主持禁菸運動。林則徐認爲，鴉片之所以流行猖獗，主要原因就於外國鴉片販子“賣煙而起”。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拔本塞源的工作上，“以斷絕鴉片爲首務”，立志要把包括英國、美國、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輸運來華的鴉片全部沒收，悉數銷燬。
怎麼才能沒收到這些鴉片呢？
林則徐的方法很簡單：一、封港；二、殺行商。
封港，就是關閉國門，停止和來華外商做生意。這一做法容易理解，外國商人千里迢迢運來了貨物（主要是鴉片，但也有其他商品）來求財，你關閉了國門，他的貨物也沒處銷售（鴉片在其他國家並不走俏），不好辦了。
至於殺行商嘛，行商，即由中國政府官方指定專門從事外貿活動的商人，這些商人和來華外國商人打交道多年，是商業上的合作伙伴，有交情，殺掉了他們，外國商人感情上不能接受，當然，最主要的是，殺掉了他們，外國商人以後在中國就沒得玩了。
這兩招夠陰也夠狠，來華的鴉片販子很快就受不了了。
交不交出鴉片，還真是個問題。看這些洋人還在猶豫，林則徐又祭出絕招：派兵圍困外國商館，斷其水、絕其糧。煎熬了幾天，英國的駐華商務總監義律熬不下去了，他覺得，再這樣下去，非鬧出人命不可。於是，他撒了個彌天大謊：讓各國鴉片販子都交出鴉片給林則徐，所有損失由英國政府賠償。這麼一來，各國鴉片販子和林則徐都皆大歡喜。
1839年從4月11日開始收繳鴉片起，到5月18曰，全部收繳完畢，林則徐一共繳納了19187箱2119袋鴉片，價值大約1100萬元。這一數量巨大的鴉片，全部林則徐倒進設置在虎門的銷煙池裏銷掉了！
此舉，大揚中國人志氣。
可是，義律擅自代表英國政府所許諾下的空頭支票根本不可能兌現，因爲英國政府不可能認這筆賬，即使願意認這筆賬，也根本通不過國會那許許多多紛繁複雜的民主程序。於是，一場原本屬於商業上的走私案上升成爲了國際間的爭端，最後引爆了中英兩國間的戰爭。戰爭之外，再來說說林則徐這場禁菸運動的效果。
根據《澳門月報》1839年2月號報，虎門銷煙後，英商剛從廣州撤退，就有沿海貿易船隻重新經營鴉片販賣了。義律在寫給英國國會的報告中也稱大：“在福建省幾個地區，林欽差大臣的措施已經造成了一個由中國人走私商組織起來的可怕的集團，政府官員竟不加以干涉……真的，當我寫這篇報告的時候，鴉片交易正在廣州以東約200英里的幾個地方極其活躍地進行。（《中國通訊彙編》，1840年，第431頁）
1840年1月號的《澳門月報》也說：“沿海一帶從事於這非法交易的船隻，爲數之多，堪與以前任何時期相比擬，甚至還要更多些。”
參加鴉片走私的美國人亨德William C．Hunter 在其《締約前番鬼在廣州》The Fankwaeat Canton Beforc TreatY DaYs, 1825-1844書中，就其當時目擊沿中國海岸走私的情況記說： “價格好象荒年的物價一樣，繼漲增高；據說在剛剛銷煙之後，在廣州城裏交貨的每箱價格，就從500元漲到3,000元。”
1839年10月號的《澳門月報》則記：“在10月裏，沿海一帶，每箱價格大約在1,000元到1,600元。”也就是說，鴉片走私量不但更大，價格也更高昂，所不同的是，交易情形和代理商家現在已經完全變更了。
（義律）
1840年1月號的《澳門月報》還說：“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國，他們的船隻，無論大小，都帶有武裝人員和武器、足能向中國水師挑釁；並且有不少的中國本地走私商也武裝起來，藉以保衛自己反抗他們政府的官兵。”
小弗雷德裏克·韋克曼先生更是下結論說：“儘管採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熱的行動，林欽差剷除鴉片惡習的計劃並未成功。”（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譯本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頁）
這鴉片，爲什麼會越禁越猖狂呢？
其實，自嘉慶朝始，隨着鴉片輸入的不斷增加，天朝曾多次舉行禁菸運動，但每次禁菸後，都會出現反彈，這一現象，應該是屢見不鮮了。也正因爲這樣，天朝內部在對待鴉片走私問題上，出現了兩種禁運主張：即“馳禁”、“嚴禁”。
太常寺卿許乃濟就力主“馳禁”，他在1836年6月向道光帝上了一道《鴉片例禁愈嚴流敝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提出了關於解決鴉片危機問題的馳禁策。
馳禁策的主要內容的三項：第一項，鴉片貿易合法，課徵關稅。具體辦法是“準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誰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這樣，“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在彼亦必樂從”。
第二項，禁官不禁民。即主張對“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職從公，或儲材備用，不得任令治染惡習”，“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清予斥革”，“該官上司及保結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對“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
第三項，准許內地種煙，以土煙敵洋菸。許乃濟認爲，洋菸性烈，土煙平和，“寬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如此以土煙敵洋菸，洋菸“自不禁而絕”(《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第二一六至二一八頁。)
不難看出，許乃濟的思想還是比較先進的，首先，他考慮到中英當時嚴重的貿易逆差，進而從當中國封閉的實際出發，遵行經濟發展規律，以毒攻毒，以煙制煙。
對許乃濟而言，他要打的是一場貿易戰、一場商品戰。
1858年，被作爲社論載於《紐約每日論壇報》1858年9月20日和25日上的馬克思所撰寫的《鴉片貿易史》曾因此評論說：“1837年，中國政府終於到了非立即採取堅決措施不可的地步。因鴉片的輸入而引起的白銀不斷外流，開始破壞天朝的國庫收支和貨幣流通。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許乃濟，曾提議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並從中取利；但是經過帝國全體高級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討論，中國政府決定：‘這種萬惡貿易毒害人民，不得開禁。’早在1830年，如果徵收25%的關稅，就會使國庫得到385萬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會使收入增加一倍。可是，天朝的野人當時拒絕徵收一項必定會隨着人民墮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稅收。”
（走私鴉片）
馬克思對於“馳禁策”不能實施，流露出了無限的遺憾。
馬克思甚至斷言：“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同時允許在中國栽種罌粟，這意味着英印國庫會遭到嚴重的損失。”
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鴉片戰爭後，鴉片貿易合法化，天朝爲防止白銀外流，提倡弛禁鴉片種植，很多地方都將鴉片種植作爲新的經濟增長點，某些種植區域，如雲貴川等地，產量驚人，1882年，國產鴉片實現了自給自足，並且開始出口創匯，而到了1917年，鴉片進口完全停止，這，充分證明了“嚴禁”不如“馳禁”。
這無怪乎晚年擔任陝西巡撫的林則徐在回答江西撫州署知府就如何防止白銀外流的問題時，不得不說：“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菸而不嗜土煙，若內地果有一種芙蓉（阿芙蓉，指鴉片），勝於洋販，則孰不願買賤而食?”
說實在話，虎門銷煙時期，因爲中國人獨特的吸食方式，鴉片對人體的危害性，主要體現在中國，因此也只有中國將它當作違禁品，其他國家還看不到鴉片隱藏的巨大毒性。從現在看來，林則徐的銷煙行爲，要禁是必須的，但步子實在是邁得過大，動作實在是耍得過猛了。但無可否認的是，在當時的環境和清朝從上到下各階層封閉的思想條件下，林則徐並無太多細節上的選擇，有瑕疵，遠不足以抹殺其功績，他依舊是我們偉大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