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丹東一號”沉船發掘人員經過近兩個月的水下考古調查，最終確定“丹東一號”沉船就是甲午海戰中戰沉的致遠艦。
對於整個近代中國，“致遠”艦都有着許許多多的不尋常：作爲舊中國最強海軍——北洋水師最後一批外購的主力戰艦之一，她在北洋水師中最爲先進;而因爲“致遠”艦的沉沒及其艦長在黃海海戰中光榮殉國，更是讓其成爲北洋水師的代表;再加上1958年一部《甲午風雲》在億萬中國觀衆心目中不可磨滅的形象。儘管在北洋水師中“致遠”並非旗艦，卻已然成爲當代中國對那段歷史的關鍵記憶。
正因如此，“致遠”艦的發現和確認纔會引起如此多中國人的歷史共鳴。
“北洋水師博物館”與“吉野”的由來
提到北洋水師與甲午海戰，就不得不提“致遠”艦與那句鼓舞了無數國人的“撞沉吉野”的主角日艦吉野。關於這幾艘艦艇的性能參數和技術特點，早有許多的文獻介紹，而由於這些艦隻的特點各異，也最終導致了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在海戰中使用的陣型大相徑庭。
當時，清政府在向外訂購戰艦時，深受傳統海權國家英國的影響，通過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訂購了一大批海防艦艇，然而由於赫德在購艦過程中陸續發生的一些不愉快以及英國控制中國海軍的企圖日益顯著，當時主持中國新式海軍建設的直隸總督李鴻章逐漸失去了對英國的信任，轉而向新生的海軍國家，也是剛剛崛起的工業強國德國訂造戰艦。
雖然德國船廠以相當公道的價格爲中國建造了“定遠”、“鎮遠”、“濟遠”等數艘戰艦，但因爲英國阿姆斯特朗船廠的積極公關，加上中法戰爭後中國掀起的新一輪購艦熱潮，使得英造戰艦再一次進入清政府的視野。1885年，中國依照已經建成的“濟遠”號穹甲巡洋艦爲方案，向英、德船廠分別再訂造兩艘同型艦，不過由於德國當時缺乏艦船設計經驗，“濟遠”艦的設計遭到了多方批評，因此向英德訂造的巡洋艦也從“濟遠”同型變爲“西國通行有效船式”。
打撈致遠艦殘骸
設計“致遠”艦的是當時英國造船界的奇才，阿姆斯特朗公司艦船設計師威廉·懷特。他從1886年到1903年的17年間，以其出衆的才華包辦了皇家海軍幾乎全部的大型軍艦的設計，以至於皇家海軍這一時期被稱爲“懷特時代”。他針對“濟遠”的設計不足提出了8處致命缺陷，並提交了一種全新的巡洋艦方案。這就是後來的“致遠”級穹甲巡洋艦。
當時的海軍正處在從木殼船向鋼殼船、鐵甲船，從前膛炮向後膛炮轉換的時期，不僅武器裝備的性能日新月異，連海戰的形態也處於遊移不定的狀態。1862年的漢普頓海戰中，火炮打不穿鐵甲的事實一下讓舊式的海戰模式徹底顛覆;1868年的利薩海戰中，橫隊陣型加亂戰撞擊戰術的奧地利海軍大敗縱隊戰術的意大利海軍，使得撞擊與橫隊戰術又成了這一時期海軍理論界的主流，而1890年前後，隨着大口徑管退式速射炮的實用化，火炮重新在海戰中佔據上風，海戰陣型又一次從橫隊向縱隊發生迴轉。
偏偏清政府面臨的幾次海防危機和海軍建設就在這一段混亂時期，使得北洋水師的幾艘艦船有着旗幟鮮明的時代特徵：1881年的“超勇”、“揚威”兩艦側重撞擊戰術;1884年至1887年的“定遠”、“鎮遠”、“濟遠”、“經遠”、“來遠”則偏重橫隊迎敵而多用火炮前置;到了1887年的“致遠”、“靖遠”時，在威廉·懷特的先知先覺下，該級艦的設計已經開始針對縱隊炮戰和舷側對敵的新時代了。
中國有如此多在當時屬於新潮的軍艦自然是緊跟時代的表現，但這麼多不同時代的軍艦像博物館一樣同時在一個艦隊服役就不是什麼好事了。更加糟糕的是，儘管1890年以後海戰向着與北洋水師大部分艦船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日本海軍也在1890年後大規模採購新銳戰艦，並使用速射炮改造老船，但1888年以後翁同龢戶部實行“減省開支”政策，導致中國海軍不再採購外國軍艦和火炮，國產艦船的建造也因爲減少開始減緩。這一時期的北洋水師不得不依賴早年購買的“古董”來應對新的威脅。
有趣的是，“吉野”艦的設計溯源就是“致遠”。由於致遠艦在設計時受制於經費，不僅船的尺寸無法放大，艦上的火炮也無法進一步增加。但當經費充裕的日本赴英採購戰艦時，基於致遠艦設計進一步大型化後的4200噸型阿姆斯特朗外貿巡洋艦自然成了他們最好的選擇，而這，便是日後“吉野”艦的由來。
“撞沉吉野”的悲壯神話
作爲黃海海戰，也是致遠艦生涯的最高峯，“撞沉吉野”無疑是致遠艦最爲傳奇的和壯烈的部分。兩艘系出同門的戰艦在海戰中的對決，更是這兩個國家命運決戰的象徵。關於致遠艦駛出戰列是爲了撞沉吉野還是發射魚雷進行近戰尚有疑問，致遠艦是中雷沉沒還是鍋爐艙爆炸沉沒也沒有定論。不過隨着近年來關於甲午戰爭的研究在國內不斷深入，以陳悅先生爲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學者在致遠艦戰沉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筆者接下來要說的，便是其中爆炸性的一個發現。
那就是致遠艦撞吉野這件事，極可能根本不存在。
這一研究結果來自於陳悅和海研會會員在2014年9月17日，甲午戰爭中黃海大東溝海戰爆發120週年的紀念日當天舉行的一次海戰兵棋推演。根據陳悅的介紹，“我們在威海推演的時候，被沙盤上的情況驚呆了。因爲在致遠艦首正對的方向居然是日本聯合艦隊的本隊。當時日本參加海戰的部隊主要有兩支，一支是第一遊擊隊，第二個叫本隊。第一遊擊隊就是吉野、浪速這些比較快的軍艦，本隊就是旗艦鬆島等這些航速比較慢的軍艦。突然間我們發現根據史料我們推導的結果，致遠艦對面的軍艦是鬆島、千代、橋立，如果此時致遠想要衝出隊列撞擊吉野，則意味着要將船頭調轉180度。突然之間有點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那不是吉野啊。當然這個結果並不影響致遠艦衝出去的事實，也不影響致遠艦衝去本身這件事的壯烈程度。事實上他衝出去撞鬆島，撞本隊要比撞吉野危險得多。致遠艦的面前居然是鬆島，是本隊，這是以前我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同樣，根據中國海軍史研究會會員張黎源的考證，凡是日方參戰人員的一手資料(聯合艦隊司令官、第一遊擊隊司令官報告，各艦艦長報告，部分參戰人員日記等)對於“致遠”沉沒一事的描寫都非常簡單，如“某時某刻，敵艦‘致遠’沉沒”一類，而均未提及“致遠”撞擊吉野一事。而北洋水師方面在海軍提督丁汝昌向北洋大臣李鴻章發出的第一封較爲詳細的戰況報告(9月22日發)中，也只提到“致遠”是“衝鋒擊沉”，至於向誰衝鋒，被誰擊沉均未明言。
10月7日，李鴻章在得到了關於海戰的進一步詳細報告後，彙總撰寫《大東溝戰況折》向清廷彙報，這是中國官方對於大東溝海戰戰況的最詳細、最權威的記載。折中稱：“敵忽以魚雷快船直攻‘定遠’，尚未駛到，‘致遠’開足機輪駛出‘定遠’之前，即將來船攻沉。倭船以魚雷轟擊‘致遠’，旋亦沉沒，管帶鄧世昌、大副陳金揆同時落水。”同樣沒有提到吉野。
較早提及“致遠”艦當時試圖採用撞擊戰術進攻日艦的文獻中同樣得不出“致遠”撞“吉野”的印象。如1894年9月21日《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的文章，該報道稱親歷了海戰的北洋軍官(極有可能是北洋海軍總教習、德國人漢納根)回到天津，講述了海戰的過程。這位親歷者證實了“致遠”曾發動衝鋒一事，但其衝鋒的對象與將之擊沉的軍艦顯然不是同一艘。該報也沒有指出“致遠”攻擊者或將“致遠”擊沉者就是“吉野”。
張黎源在《國家人文歷史》雜誌上撰寫的文章稱，此後媒體的報道，諸如9月29日上海出版的《申報》登載了一篇《煙臺訪事人述鴨綠江戰事》，雖將“致遠”所撞者記載爲日軍之“旗艦”或“最大艦”，但還沒有明確指出此艦就是“吉野”。相反，甲午戰爭時最靠近威海衛的報刊《芝罘快郵》在1894年10月1日的報道稱：“‘致遠’駛出隊列追擊已經快要沉沒的‘赤城’。之後‘致遠’被日艦包圍攻擊了10分鐘，所有的炮彈都打在一側，水密艙進水導致其傾覆。”這篇報道也是參考了海戰親歷者的見聞後所寫。從這篇報道中可以發現，“致遠”所“衝鋒追擊”者很可能是“赤城”，而不是“吉野”。
真正使致遠艦撞擊吉野成爲公論的文獻，是1895年英國倫敦出版的《布拉塞海軍年鑑》，年鑑中刊載有一篇海軍史學者庫勞斯撰寫的關於甲午海戰的分析長文，文稱：“‘致遠’當時把艦首轉向‘吉野’，試圖衝撞，但被數發榴彈命中水線，終於右舷傾斜而沉沒。據說當時有數枚榴彈同時命中，其狀好似魚雷爆炸。”該文據稱也參考了親歷海戰的歐洲軍官的說法。但縱觀1894年的所有海戰報告和報章中的記載，均沒有提到“吉野”，而時隔幾個月之後“吉野”突然成了這一事件的主角，此說法的可信與否令人生疑。
不過由於《布拉塞海軍年鑑》在當時海軍界的巨大影響力，“致遠”撞擊“吉野”的說法逐漸爲各方面所接受。後來的許多重要文獻，如《東方兵事紀略》、《戴理爾回憶錄》、《甲午甲申海戰陣亡死難羣公事略》等均說“致遠”向“吉野”衝鋒，且越傳越奇，細節越來越豐富，這不過是著書者的進一步演繹罷了。正是由於《東方兵事紀略》等著述的廣泛傳播，“致遠”撞擊“吉野”一事才逐漸爲公衆所接受。
根據陳悅等人還原的結果，黃海海戰當天下午3時之後“致遠”衝擊的目標是日本聯合艦隊的本隊，這一舉動事實上要比衝擊第一遊擊隊更爲壯烈和危險。與日本第一遊擊隊僅有“吉野”、“秋津洲”2艦裝備速射炮的情況相比，本隊則有包括了日本聯合艦隊旗艦“鬆島”在內的4艘日艦裝備有大量的速射炮，如此，鄧世昌和“致遠”艦在最後的航程中所面臨的是恐怖至極的炮火打擊。最終在艦體重創不幸隕落在黃海波濤間。
作爲中國歷史上最悲壯的戰艦，“致遠”艦作爲一個縮影，無比真實而深刻地反應了當時中國的現狀與命運：一箇舊式落後的封建農業國手裏完全近代化的先進軍艦，即使由同樣近代化的人操縱，也無法避免最終灰飛煙滅的結局。同樣，作爲中國近代史上最具悲劇英雄色彩的封建將領，“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和他的故事今天已經幾乎成了中國海軍在全世界的象徵。
及至今日，在一款業界聲譽甚高的戰爭模擬遊戲裏，我們依然能在象徵新中國海軍精神的快艇上聽到這句“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這，也許纔是“致遠”艦對於中國的最大意義。(作者：施洋 外交與軍事觀察者，獨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