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國是春秋時代最後登場的一個國家。《越絕書》說，“越伐疆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概括了越國的主要事蹟。這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越國。在街閭巷陌，戲曲舞臺上，還有另一個越國。這個越國由西施美奐、范蠡詭譎、越王堅忍、吳王誤國等頗富傳奇色彩的故事組成，留下了“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兔死狗烹”等至今耳熟能詳的成語。這個越國非常精彩，有揮舞寶劍的“越女”，有伐木如山的“木客”，天生籠罩着一種江南的氤氳，遮住了越國的過往。
越國彷彿一顆耀眼的流星，劃過春秋最後的夜空，又瞬間殞沒，和另一個轉瞬即逝的吳國交織在一起。越國和吳國的羈絆很有規律，先是越國攻吳，接着吳國伐越。先後“稱霸”，又迅速消亡。唯一的不同是，越王勾踐被困時，向吳王獻出“美女、寶器”，這位早期文獻中沒有出現姓名的美女給後來“西施”的出現創造了文學空間，幫助越國伐吳成功，最終滅吳。從人口到疆域覆蓋了吳國的版圖，就像西施和夫差故事所隱喻的那樣，最後在浙北、蘇南融合成爲一個整體——吳越。當我們走出西施和夫差的溫柔鄉里，告別伍子胥與伯嚭一忠一奸的戲曲臉譜，或者越王勾踐只能共辱而不能同榮的道德訓誡，不得不面對一個疑問：越國從哪裏來，又到了哪裏去?
沒有“西施”的吳越之爭
較晚出現的《越絕書》等著作共同塑造了“吳強越弱”的早期印象，藉此襯托勾踐隱忍復仇的“大逆轉”劇情。戲劇效果是好的，給後人的誤導卻也是巨大的。吳國核心位於太湖平原的東側，越國則據有錢塘江以南的紹興-寧波平原，屬於一衣帶水的近鄰。吳、越之間的第一次聯繫，就是以一次爭端開始的。《吳越春秋如果解圍，越國也能提供“帶甲萬人事君也”，供吳國驅策。在文種開出的條件面前，夫差只好撤兵了——這裏沒有“西施”。
雖然文獻都記“吳伐越”，可相比越國腹地，嘉興“槜裏”距離吳國都城姑蘇還要更近一些;其次，經過兩次戰役，吳王闔閭卻被砍死，而夫差即使降伏勾踐，仍奈何他不得(早期文獻完全不見後來勾踐“求其[夫差]糞而嘗之”的卑下)。這到底是吳強，還是越弱?越王勾踐接着開始了著名的“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說，勾踐採用了文種提出的一些小伎倆：越國出現饑荒就問吳國借粟;越國度過饑荒，卻把蒸熟無法發芽的種子還給吳國，吳國反而陷入飢餓。此外，勾踐從越國南部聘請了一位“越女”，教授“劍戟之術”，就是後世傳聞的“越女劍”，還從楚國聘請了射弩高手，教授弩箭。
任憑南邊的越國搗鬼，吳王夫差卻不管不顧，反而充滿耐心地開挖了溝通江、淮流域的“邗溝”，把伐齊作爲首要任務。幾年後，吳王夫差終於爲自己的放任受到了教訓，《哀公十三年》載，勾踐趁吳國伐齊、北會諸侯，北伐吳國獲得大勝。這時，夫差正在黃河北岸大張旗鼓舉行“會盟”。《左傳》說夫差在與晉侯的盟誓順序之爭上落於下風，隨後，發生了問宋國討要糧食，卻被宋國鄙視未果，悻悻而返。這樣的“盟主”恐怕也是聞所未聞的。夫差返回後，沒有追究乘機攻吳的越人，只是與越講和。這究竟是“盟主”的大度，還是吳國的無奈?後面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越王勾踐世家》說：“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夫差在被圍之下自盡於姑蘇，越國最終覆蓋了吳國的疆域，吳越再也無法分開。
是誰教會“越女劍”
吳、越的命運交織在春秋最後的歲月裏，既是吳、越的幸運，也是無奈。實話說，一開始吳國稍強一些，畢竟吳國在楚國東進的頭幾十年裏，還能獨力抵抗西來之敵。可吳地資源、人口不足的困境，讓越國走上吳國的舞臺——闔閭買刺客專諸殺吳王僚後，靠着與南部越國的聯盟，最終數敗楚國;同樣的道理，當吳國要求越國頻頻出戰時，“越不從伐楚”，並最終砍死闔閭的問題就出現了。
楚國的威脅從未消失，哪怕是伍子胥鞭屍楚平王之後。這是夫差無奈于越，哪怕“殺父之仇”也一樣赦免勾踐的第一個原因——和“西施”沒有一毛錢關係。第二個原因，在闔閭伐越前，越王允常曾經抗辯過“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可見越國曾與吳國結盟抗楚，彼此間還有“貢賜”關係：越人爲吳出兵，吳國爲越提供糧食。文種去吳國要求“粟與財”不是勾踐“臥薪嚐膽”後的計策，而是吳、越結盟的基本前提。從這裏看，古人眼中的“貢賜”遮蔽了吳、越關係的本質，吳國表面賜予越國的“粟與財”，實際上是購買越國武力援助的花費。然而，隨着越國愈發牴觸出兵，購買的“價格”也水漲船高，最終使吳國無力承受——故事裏的吳國把粟給了越國，自己只能忍飢挨餓。
第三個原因，吳、越停戰之後，勾踐開始了“十年生聚”，據說因此超過了吳國的實力。但是越國的“十年”並不長於吳國的“十年”。理論上，在人口基數不變的情況下，被吳圍困的勾踐是無法超過勝楚攻齊的夫差的。其實是越國所處的地理位置，爲其提供了伐吳的最終動力。“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御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這是《越語》中對越國實際控制範圍的描述。不用說北面與吳接壤，三面被大海羣山環抱，單表越國的西部“姑蔑”(秦代時設太末縣，亦作大末)，這是浙西腹地金華-衢州盆地，是浙西溝通江西的必經路口(衢州因溝通浙、皖、贛、閩而得名)。換句話說，這裏連着“幹越人”生活過的鄱陽湖以東平原，不久之前幹越在楚國的東進過程中，消失於贛東、皖南的羣山。《左傳哀公十三年》提到，當越人伐吳的部隊裏，出現了來自衢州姑蔑人的旗幟後，吳國就再也沒有抵擋住越國的攻勢了。而越國以南那位“越女劍”的傳人和楚國的弩箭教師，更暗示了楚、越之間的深層聯繫——擁有劍戟、弓弩之術和人力資源的浙西(或更西部)人口，源源不斷地加入到浙東越國的戰陣。
得到吳國的“粟與財”(爲越國人口自然增長打下基礎)，獲得從江西深入浙西“幹越”的人員遞補，這纔是越國“十年生聚”的關鍵。當越國愈強之際，吳國卻因爲失去外援而淪爲強弩之末。南有越，西有楚，東有海，吳國只剩一條向北突圍的不歸路。吳國伐齊也好，開挖邗溝也罷，只是其對自身命運的認識。夫差賜死伍子胥，只因伍員率先把兒子安頓到了齊國。然而吳王也難逃宿命，所謂“黃池會盟”，這表面上的“爭霸”，只是吳國北亡的前兆，因爲吳國的確是傾巢而出，作最後一搏。這也是爲什麼夫差始終對勾踐的蠢蠢欲動聽之任之，只靠“貸粟”換取短暫的喘息時間。十年不到，他們就真的亡於南方的越國了。
最後的吳越
吳與越，最終融合到了一起。伍子胥曾說：“我(吳)得其(越)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或許是因爲吳、越本來就沒有分別。吳國都城蘇州，古稱“姑蘇”，亦是“江蘇”之“蘇”所本。“姑蘇”讀作“姑胥”(音“溝洫”)，千百年來，無人通解其意。然參考吳越方言構詞，前有“姑蔑”寫作“大末”，“勾吳”寫作“大吳”，那麼“姑蘇”在意譯的時候，也應能寫作“大蘇”、“大胥”。這個漢語中僅作記音的字符(xü)，在今天的百越語中仍有使用，作地名的專有名詞時，對應漢字一般寫作“墟”或“圩”，意爲“集市”(今天兩廣地區說“趕集”仍謂“趕墟”)。那麼“姑蘇”一詞很可能就是古越語中的“大墟”，即大集鎮、大市，引申爲大城，也能和姑蘇的實際地位相符。可見吳越居民自古言語相通。
“吳越爭霸”沒有贏家。爲了抵抗西來的楚國，吳國先後通過盟越、伐越的方式，將南部的越人納入自己的陣營。當吳國尚未解決楚國的威脅時，狹小的空間和有限的生產，已經無法維持僱用、羈縻崛起中的越國的費用了。另一方面，越國地區持續增長的人口，也使得勾踐急需北遷到相對開闊的長江下游平原，這讓吳國倍感壓力。防不勝防的吳國不得不倉促北遁，不惜一切代價開挖邗溝、北伐齊國，南邊向越國採取綏靖政策。這明明是不得已之舉，卻被中原國家視爲“稱霸”，對國祚不久的吳國倒是一種保留了幾分尊嚴的反諷。
許多年後，越國也將走上和吳國別無二致的道路，越國最後的終點遷到了齊國南鄙，連雲港附近的琅琊。追迫越國並盡佔昔日吳越故地的，就是吳、越背後的楚國，只是那時的楚國也狼狽地將都城搬到了江淮下游的壽郢。值得一提的是，吳、越的北進給齊魯大地送去了春秋時最後一波人口遷移浪潮，既改變了姜氏齊國的命運，也爲孔子的道德哲學提供了展現的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