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年元和十四年正月，唐憲宗派使者去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認爲供奉佛骨實在荒唐，要求將佛骨燒燬，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憲宗覽奏後非常生氣，要用極刑處死韓愈，裴度、崔羣等人極力勸諫，憲宗卻仍憤，將他貶爲潮州刺史。韓愈被貶後，寫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詩句，表達了自己忠心進諫、一心爲國爲民的情懷。
韓愈與佛教、佛徒有着很深的淵源。韓愈幼年時生活於新禪宗的發祥地韶州，正值新禪宗學說宣傳極盛之時，幼年穎悟的韓愈無疑受到了新禪宗學說濃厚的環境氣氛的影響，故後來他借鑑禪宗教外別傳之說建立儒家道統說。正是在佛老特別是佛教之道之法的刺激與啓發下，韓愈以佛教之道之法爲參照，比照其道其法提出了與之抗衡的儒家之道之法。他平生和僧人來往甚多，有詩或文相贈的僧人先後有15人。韓愈生活閱歷中與佛教佛徒有着如此廣泛的接觸，而在思想深處爲什麼又那麼堅定地拒絕佛教佛徒?韓愈否定、排斥佛教佛徒的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是夷夏觀念。這種觀念根深蒂固，早期就有道教徒編造出“老子化胡”之說，說佛教乃道教之祖——西行的老子到野蠻之地教化胡人而產生的，以期擡高道教地位。韓愈從夷夏的狹隘民族觀點出發，只證明佛不過是夷狄之一法。……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臣不君其君，子亦不父其父，安得不淪胥而爲夷狄?中國卻胡化了。韓愈這種夷夏觀念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中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其二是用世觀念。韓愈對佛教最爲耿耿於懷的是“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骨表》)，“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原道》)。“韓愈用‘清淨寂滅’四字來概括釋氏宗旨，……他承認佛氏之教之‘高’，但不切於實際。先王之教注重修己治人，化民成俗，是非常切近的日用倫常之事。佛家追求涅槃，在務實的中國人看來是不可能和不近人情之事。”韓愈極尊崇孟子，謂其能拒楊墨，功不在禹下，說“釋老之害過於楊墨”，“他的排佛，完全從人的實際生活的角度，來糾正六代隋唐以降祀佛以求福田利益的虛妄和龐大的浪費。”佛教在唐代的盛行，數量衆多的僧人佔據大量良田、不事生產、不爲婚嫁也是事實。但以韓愈爲代表的儒家知識分子用純粹“唯物”的觀點抨擊佛教在現實物質生活中的弊端，而沒能發覺佛教在解除人類精神苦難、提升人類精神境界中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