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天聖八年，24歲的歐陽修參加了禮部舉行的考試，晏殊是主考官。面對過於僻澀的命題，衆考生不是答偏題就是答不上來，唯歐陽修不光扣題精準，而且文采飛揚。於是，晏殊慧眼識才俊，把歐陽修定爲第一名。從此，歐陽修對晏殊以門生自稱，執弟子禮。
歐陽修中進士後，出任西京留守推官。做官之餘，他與錢惟演、梅堯臣等文壇聖手們詩酒唱酬，佳作迭出，一時聲名大振。當時，晏殊的詞、梅堯臣的詩和歐陽修的文章，堪稱文壇三傑。
晏殊、歐陽修之間的緣分不可謂不深，作爲有知遇之情的師生，作爲一朝爲官的同僚，作爲共領時代風騷的文壇巨擘，應該是惺惺相惜而又相互提攜的，甚至可能留下許多文壇佳話，讓人津津樂道。然而，這段師生情開始得早，結束得也早，雖然歐陽修對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卻不喜歡歐陽修，甚至一度到了嫌惡的地步。
宋仁宗慶曆年間，西夏犯邊，戰事吃緊。當時，晏殊是國防部長，歐陽修擔心老師日理萬機，過於辛苦，便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裏，和同伴前去看望。誰知晏殊輕鬆得很，家裏歡聲笑語，熱鬧非凡，毫無軍情緊迫之象，見他們來了，還在花園裏擺酒置茶，開懷暢飲起來。歐陽修深感意外，即席賦詩：“主人與國共休慼，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詩中飽含着對老師的善意規勸，意思是國難當頭，晏殊肩負重任，不應該花天酒地。
晏殊讀後，氣得差點兒沒背過氣去，憤然對人說：當年韓愈赴裴度的聚會，也最多隻說“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而歐陽修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朋友之間尚不開這種過火的玩笑，何況面對的是老師?果然，歐陽修善意的詩句，使晏殊背上了只顧享樂、不顧天下安危和社稷蒼生的惡名，成了他人生的污點。晏殊明確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他爲人”，後世筆記也十分肯定地說：“晏公不喜歐陽公。”
對於晏殊的憤怒，歐陽修十分不解，頗感委屈和糾結。皇祐元年，在潁州任知州的歐陽修給晏殊寫了一封信，說：“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之不謂不深，然而……”信中雖有感激，但更多的則是抱怨，抱怨老師對自己的冷遇，有一種追根究底的索問之意。然而，晏殊閱後，卻當着賓客的面，敷衍幾句後，要文書代爲作答。賓客說歐陽修也是當今才子，文章名貫天下，如此回答，恐太草率。晏殊冷冷地說，對於一個科考門生，這幾句話已經夠看得起他了。可見，晏殊的確不喜歡歐陽修。
然而，晏殊不喜歡歐陽修，難道僅僅是因爲那首規勸詩嗎?這對於一個具有領頭雁風範的文壇宿將和當了多年宰相的人來說，未免太過小氣。但從晏殊扶持後輩不遺餘力的習慣來看，他也不至於如此淺薄。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晏殊對歐陽修由喜到厭呢?
從性格上看，晏殊閒靜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變。他任相十餘年，始終延續着呂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執政風格，尚寬簡，不苛細，清淨無爲，垂衣而治，有“太平宰相”之名。歐陽修卻耿介而切直，執拗而剛烈，好論時弊，好爭長短，且以風節自持。正如《宋史》說“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無論對象是誰，有批評就說，有意見就提，毫不忌諱。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貶，高若訥作爲司諫不僅不諫阻，反而推波助瀾，歐陽修便寫信痛罵高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晏殊任相期間，提拔歐陽修出任諫官，面對又一次有恩於自己的老師時，他依然言辭激烈，常常讓晏殊下不了臺。這樣兩個性格迥異的人，要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政見上看，尤其是對於“慶曆新政”的態度上，兩人分歧嚴重。在改革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歐陽修連連向宋仁宗上書，彈劾十餘名反對改革的官員，愛憎分明，措辭激烈，使得朝野震驚。而對於改革，作爲宰相的晏殊雖然沒有高調反對，但他卻是態度最爲曖昧的高官之一。改革如火如荼，他卻仍然品酒填詞，舒舒服服地當他的“太平宰相”。“慶曆新政”從開始到失敗，幾乎看不到晏殊明確表態的歷史記載，但作爲宰相，對這場涉及政治和經濟的變革不明確表態、不明確支持，這本身就是無聲的反對。而歐陽修追隨改革的態度和異常激進的言論，更加重了晏殊對他的反感，於是，晏殊乾脆外放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使，眼不見爲淨。但卻遭到了諫官們的反對，他們集體上書：“任修於河北而去朝廷，於修之纔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強烈要求讓歐陽修留任，晏殊卻不爲所動。諫官們也不善罷甘休，馬上聯名彈奏晏殊，致使晏殊罷相，至此，他們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
儘管老師對自己成見日深，意見漸大，但歐陽修對自己的言行卻從來沒有表露出一絲悔改，當初怎麼說，一生都怎麼說。晏殊去世後，歐陽修爲老師獻上了一首《挽辭》，一句“富貴優遊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表明了他對晏殊處世之道的態度。老師都入土爲安了，他還直話直說，不肯掩飾自己過於苛刻的看法。由此可見，晏殊不喜歡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