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排除官方邸報與塘報，《申報》也不算中國最早的報紙。從西方“新聞紙”的角度，在1872年《申報》創辦前，上海租界已有兩家英文報紙和一家中文報紙。不過，《申報》的確是中國真正面向公衆且比較成功的報紙。
辦報難免要觸及時事，而觸及時事就可能惹惱當局。儘管《申報》辦在租界裏，但如果朝廷不高興了，在外埠的發行及資訊的獲得就會受限。所以，作爲當年中國最大的報紙，從商業利益考慮還是儘量保守一點的好。但在1897年後，《申報》主筆黃協壎上任後乖得過分，也傷害了報紙的利益。
那時北京和天津之間已架設有線電報，朝廷裏發生的大事當天即可通過電訊傳到上海。《申報》比較有實力，所以最早建構了京滬之間的電訊聯繫。跟一般的小報不一樣，它的北京來電是貨真價實的，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朝廷全本的上諭。
不知黃協壎原本就是恭順的臣子呢，還是考慮到報社的利益，必須對朝廷恭順一點，在甲午之後的動盪變革中，他不僅沒把握時代的脈動，反而刻意守舊，堅定地站在他認爲得勢的官方那邊。
爲對朝廷表示尊敬，黃協壎創造了一種中外獨一無二的“恭讀聖諭體”的專欄。只要朝廷有上諭發佈，他一定親自操刀，在上諭後寫一段註釋，無條件歌頌，說如何聖明、及時、惠及萬民，好像他在接旨磕頭謝恩一樣。
當年朝廷沒有宣傳部門，對於諭旨，臣子儘管恭敬，卻沒一個機構對之闡發弘揚。如果慈禧知道有人免費替朝廷做宣傳，可能會高興壞的。但那時的朝廷對媒體一點感覺都沒，即使是《申報》這樣的所謂大報，也不過萬把的訂閱量。所以朝廷並不領情，也無從領情。
問題是，當時朝廷正在變法，朝野輿論幾乎都站在維新派一邊，只有《申報》四平八穩地磕頭謝恩，看不出它到底是否贊同變法。戊戌政變發生後，上海的報紙一般都對政變表示不滿，只有《申報》依舊堅定地維護官方，痛罵康有爲和梁啓超。
庚子之後，朝廷都開新政了，《申報》還對新政疑神疑鬼、頗有微詞。所以，在20世紀初，《申報》幾乎成了落後保守的代名詞，如果有學生看《申報》，就會被人笑罵。《申報》的訂閱量也一落千丈，從萬餘跌到六七千份，落到競爭對手《新聞報》的後面。到這種時候，老闆不幹了，黃協壎也只好走人。在大清就是這樣，儘管有租界庇護，姿態猛了容易死，但過於柔順也容易死。
無獨有偶，進入民國後，著名報人薛大可接掌《亞細亞日報》，適逢袁世凱稱帝，也跟着勸進稱臣，自稱“臣記者”。只是《亞細亞日報》是由政府出資籌辦的報紙，爲東家張目、對東家恭順，也算對得起東家。但《申報》又不是拿朝廷的錢辦的，這樣巴結有何道理呢?事實上，無論“臣主編”還是“臣記者”，在當時，只要做了臣，就沒法辦報紙了，即使硬辦，讀者也未必買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