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曾國荃，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提到晚清時代，中興名臣曾國藩絕對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而他被譽爲“千古第一完人”始於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正是在這場長達十幾年的漫長戰役中，他從一個官場失意者，成長爲湘軍統帥，並以戰功、文治與道德文章、爲人處世之道折服無數人，以至於被稱爲孔子、王陽明後中國唯一一個聖人。
相比之下，曾國藩的親弟弟曾國荃，那個被稱爲湘軍第一將的人，立有大功，背靠強大靠山，手握豐富資源，卻似乎完全被淹沒在哥哥曾國藩的光芒之下，後世人對其知之甚少，這又是怎麼回事?
曾國荃：三次機會成就名臣之名，卻一次都沒把握住
曾國荃其人，悍勇武夫，曾立下赫赫戰功，太平天國最重要的兩座城池——安慶和天京都是他帶兵打下來的，而且，在哥哥曾國藩後來的剿捻、開啓洋務運動、官場政爭當中他也都附翼攀鱗，可奇怪的是，他始終沒能完成從“名將”到“名臣”的轉變，與同樣是曾附翼攀鱗於曾國藩麾下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劉銘傳等人相比，他泯然於衆人，以至於後世對他的印象只是：
一個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武夫”
但其實，他也曾有三次機會成就名臣之名。
第一次：錯失救援上海之機，反向成就了李鴻章
1861年，湘軍在攻下安慶準備進攻天京之際，太平軍突然在忠王李秀成的帶領下進攻上海，當時的上海早已開埠通商、繁榮富庶，然而僅有戰力羸弱的綠營駐紮防守，上海士紳害怕太平軍燒殺搶掠因而奔走聯合，以每月供給湘軍10萬白銀爲軍餉的代價，派人向湘軍主帥曾國藩求援。
當時的曾國藩立馬決定將這個任務交給自己的弟弟曾國荃，一來上海錢糧充足，二來立足上海後可順勢拿下蘇杭等名城，三來曾國荃當時已有布政使之實職，如能守住上海，以此名望可升爲江蘇巡撫，正式躋身封疆大吏。
然而，當曾國藩將這個任務交給弟弟曾國荃時，曾國荃卻一口回絕了。他的理由是太平軍覆滅在即，上海城破無所謂，而且咸豐皇帝曾言“誰能拿下天京就封誰爲王”，就這樣，曾國荃眼瞅着眼前的利益，卻把C位出道、自立門戶的機會白白讓給了李鴻章。而他悶着勁圍攻天京城三年，結果攻城事後論功行賞非但沒等來“封王”之賞，甚至還被滿清掌權者以“破城屠殺”、“放走幼天王”爲由下旨斥責，不得不灰頭土臉開缺回籍，從官身變成平民。
反觀之下，曾國荃灰頭土臉的三年卻是李鴻章“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三年，他作爲曾國藩的幕僚兼高徒，搶下了救援上海的任務，從自立門戶創立淮軍、防守上海、攻佔蘇杭，到東線配合湘軍全面絞殺太平軍恰恰也是三年，且整個過程屬於“悶聲發大財”，不僅積累戰功，也積累了雄厚的政治資本，以至於在之後幾十年中以戰功、政績逐步看齊了恩師曾國藩，甚至在曾國藩死後成爲晚清第一臣，主持洋務運動，名垂千古。
第二次：剿捻無功，因莽撞開撕政敵而落敗
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後，晚清並未就此國泰民安，反而全國各地到處有天災人禍，尤其是西北捻軍作亂愈演愈烈，滿清掌權者慈禧太后不得不派出曾國藩北上剿捻，曾國藩趁機起復了大批湘軍將領，其中就有自己的弟弟曾國荃。
可是，“無良猛將”曾國荃復出，卻是攜帶着新仇舊恨而就任湖北巡撫，所謂舊恨是滿清權貴、湖廣總督官文曾在湘軍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到處使絆子，害死了李續賓、曾國華所部，甚至還“躺在湘軍和太平軍的屍體上大獲戰功”，而新仇還是官文，暗地裏給他使壞，導致曾國荃最爲倚重的部下、表弟彭毓橘所部被捻軍所破，彭毓橘本人慘遭捻軍肢解、懸首示衆。
於是，在湖北巡撫任上，曾國荃與官文爆發激烈衝突，兩人明爭暗鬥，曾國荃寫下洋洋灑灑3000字的一封彈劾官文的摺子，不顧哥哥曾國藩的急怒勸阻，不顧滿漢之爭的可怕後果，堪稱是罵遍官文祖上八代，又把官文說成個千年不世出的大奸臣，七款大罪，無數小罪，一副不把官文搞死不罷休的樣子。
結果呢，惹來樹大根深的官文利益團體全面反撲，首當其衝的曾國荃剿捻之事處處被掣肘，處處被穿小鞋、使絆子，導致剿捻無功，不到一年就被罷官。而且，害人害己，導致哥哥曾國藩以及整個湘軍利益集團也受到了牽連，滿清掌權者不僅開始冷落曾國藩，還把大批湘系高官以各種理由“開缺回籍”，湘系勢力由此衰落。
第三次：沉潛八年，哥哥過世，再度復出卻成了“老官僚”
曾國荃就這樣在與官文的爭鬥，實則是“以卵擊石”插手滿漢之爭的漩渦中一敗塗地，被趕回湘鄉老家，一待就是八年，終日只能遊山玩水、買田置地。而在這八年裏，和他一起鎮壓太平軍時發跡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劉銘傳等人，有的在新戰場上再立新功，更多的則通過洋務運動、治理地方而取得非凡政績，躋身“中興名臣”之列。
當然，曾國荃也並非毫無收穫，落寞居鄉時他開始反覆思考自己一生的成敗得失，越想越發現在所有大事上，哥哥曾國藩的判斷都是對的，而自己的判斷都是錯的。哥哥曾國藩說的話聽起來老生常談，卻幾乎每次都會應驗;而自己自作聰明，不聽兄長之言，結果一再被打臉。
於是，他就把哥哥曾國藩寄回家的家書、文稿翻出來一遍遍拜讀，決定洗心革面，就像哥哥曾國藩當年一樣，也來一次“中年變法”，於是，在哥哥曾國藩去世後的第三年(1874年)，他被起復爲山西巡撫，真的從一個蠻橫霸道、爭強好勝、鋒芒畢露的猛將蛻變成一個成熟老到、圓融謙退，待人接物一團和氣的封疆大吏，舉手投足間都頗有乃兄曾國藩的風範，可是，他醒悟的時間終歸太晚了，學哥哥曾國藩，只能說得其形，卻不得其神。
曾國藩當年的變化，歷經了無數磨難，既有愚笨難讀書、六次科舉不試的挫折，也有官場十年七遷的風光，既有丁憂在籍的失意，也有湘軍屢敗屢戰的堅韌不拔，從鎮壓太平天國到成就名臣之首，他是真正一步步從普通人到偉人的蛻變，最後才變成了那個剛柔相濟、外圓內方的一代完人，其表面上靈活圓融，而內心的信念堅韌強固，如同鋼刀經過打磨，不是變鈍，而是更加鋒利。
可曾國荃卻不同，他是接連遭遇大變，從魯莽霸道變得圓滑世故，從一個“吃得苦、霸得蠻”的熱血戰將，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老官僚，於是，這次復出後他唯一的政績也就是山西賑災一事，除此之外，“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而當我們再次回顧其一生，他曾是曾國藩最看重、提攜最大、栽培最多的弟弟，其過人之處在於戰陣之中，意志堅強，做事認真，不畏艱險，肯用蠻力，是難得的沙場猛將，但性格缺陷也同樣突出，那就是爭強好勝，脾氣火爆，心胸狹隘，目光短淺，聽不得別人批評，又貪財好殺，最終等到幡然醒悟也已然太遲。
無論是官場與軍中人脈，又或者政治資源，已經十去七八，只能作爲一個武夫將軍被歷史定格，沒能以一個“名臣”的形象走進歷史。於是，當曾國藩被後世者津津樂道奉爲學習典範時，他卻在兄長的巨大陰影下，被人冷落，乃至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