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在許多情形下，殺人是不償命的，如老公捉姦殺死姦夫，無罪，義勇者殺死劫盜之人，亦無罪，等等。
古代稱死刑爲“大辟”，即大罪的意思，秦漢時期乃至先秦，判死刑的一般是“十惡”重罪。
隋唐《開皇律》與《唐律疏議》對死刑犯的判決做了進一步的修訂，正式出現了“十惡不赦”之罪。如謀反、謀大逆(毀壞皇室宗廟、陵墓)、謀叛(背叛朝廷)、惡逆(毆打和謀殺尊長)、不道(殺一家非死罪3人及肢解人)、大不敬(冒犯皇帝)、不孝、不睦(謀殺親屬)、不義(官吏間互殺，士卒殺官，學生殺老師等)、內亂(親屬通姦或強姦等)。另外，隋代以後，歷朝歷代也有對強姦、強姦幼女者判處死刑的，但這些死刑不在不赦之列。
在古代一家一姓之天下里，通常需要遵循皇帝(天子)的“替天刑罰”權屬，所以死刑案件理論上得由帝王審批，而帝王或親自掌控所謂生殺大權，或授權有關專門機構行使死刑複覈的權力。
如唐代採取的是三司推事、九卿議刑和都堂集議制等特殊的複覈死刑案件的措施，這些中央機關地位很高。宋初實行的是州級終審制，不必報請中央覈准，刑部只是在死刑執行完畢後進行事後複查。北宋中期進行改革，死刑案須由提刑司詳復後才能施行，州級機關不再享有終審權，並逐漸形成爲一種制度，沿用至南宋。緊急情況下，也有暫時賦予知州以死刑終審權的例子，但不常見。
明清時期的死刑，分爲立決、立即執行和秋後決、秋後執行兩種形式。清律稱前者爲“斬立決”、“絞立決”，後者爲“斬監候”、“絞監候”。凡是性質特別嚴重的死刑案件，如謀反、謀大逆、謀叛及殺人、強盜罪中之嚴重者，要立決，一般死刑則待秋後決。這兩種死刑都要經過中央司法機關和皇帝的審覈批准。對於立決的死刑案件，一般先經刑部審定，都察院審覈，再送大理寺審理，而後三法司會奏皇帝最後覈准。對於秋後處決的死刑案件，明朝建立了朝審制度加以審覈。朝審是天順二年下詔，三年開始實行的，且從此“永爲定例”，“每歲霜降後”進行，“歷朝遵行”，所以史稱“朝審始於天順三年”，成爲對在京立決重囚法定的每年必行的制度。
古代處決死囚，一般強調公開性，即“示衆”。讓民衆圍觀的意思，是希望達到震懾犯罪、維持封建統治秩序的目的。臨刑關懷讓法律“誅身”讓人情“誅心”對於死刑犯而言，在法律誅其身之前，古人還重視一個“誅其心”的過程，所謂“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後刑”，也叫“臨刑關懷”。讓其認罪伏法。
《唐律》號稱“一準乎禮”;南宋法官也認爲：“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徇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於二者之間，使上不違於法意，下不拂於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在調和“法”與“禮(人情)”的關係中，古人還強調了法律之外的倫常、息訟、恤刑、人情等方面的原則，這些原則直接影響到死囚最後幾個月或幾天的待遇優劣。
倫常方面，漢朝的法律有“聽妻入獄”的規定，即對娶妻無子的死囚犯，允許其妻入獄，待妻子懷孕後再行刑。“聽妻入獄”被公認爲古代憫囚思想的一個亮點。雖不能說此立法的用意是出於保障罪犯人權，但於倫常角度，有利於維護“五倫”中的“父子”之倫，客觀地保障了社會安定，不失爲好事一樁。但以現代人的觀念來看，這種做法對於死囚妻子生下的孩子來說，也是十分殘忍的。
恤刑方面，爲了防止濫殺，古代除在死刑審覈程序上嚴格把關外，還有其他的規定。如漢景帝時曾下詔，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以及孕婦、盲人、侏儒症患者等(死刑犯)，在監禁時可給予優待，不加桎梏。
人情方面，除顧及倫常外，還有息訟的考慮。如通過讓罪犯親屬在執行前與死刑犯見面，“聽親戚辭決”，還當衆“示以犯狀”，若遇到死囚翻供，會立即終止執行。這樣做，既可安撫罪犯將死的暴戾之心，又可讓家屬心悅誠服，消除他們再訟的隱患。
另外還有“最後一餐”，即“斷頭飯”，特點是死刑犯有任意選擇吃什麼的權利，但在具體操作時往往是走樣了的，死囚說了並不算，而是由獄卒隨意安排，但飯食肯定要比平時的牢飯豐盛許多。
對死囚的“臨刑關懷”，一方面體現了對將死同類的某種文明，一方面還有迷信和祈求寬恕的意思：死囚接受了“關懷”，意味着與執行方達成了某種媾和，死後不會變成怨鬼報復執行人，同時也表示死囚在某種意義上最終接受了對自己的懲罰，使得執行死刑的過程更爲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