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炸機”哈里斯出場
1944年1月12日，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總司令、空軍中將阿瑟 哈里斯(Arthur Harris)寫道：
很明顯，轟炸機司令部能夠給予“霸王”[行動]最好的而且確實是唯一有效的支援是，如有機會就猛烈轟炸德國本土合適的工業目標。如果我們試圖以襲擊佔領區的炮臺、海防、通訊站或[彈藥]庫取代上述過程，那麼我們就沒將最好的武器用於軍事用途——它原本是爲了這樣的用途而裝配和受訓的——反而讓它去執行無法有效執行的任務，因此我們將犯下無法挽回的錯誤。儘管這也許表現出“支援”軍隊的假象，但事實上卻是我們能夠幫的最大的倒忙。
“轟炸機”哈里斯對將他的戰略轟炸機從對德國的“區域”轟炸調去“精確”轟炸法國所達到效果的預言，被戲劇性地證實是錯誤的。首先，他的飛行員表明他們現在已經掌握極其精確地擊中小目標的技術，即使面臨德軍的頑強抵抗，他們也有能力維持這種“精確”轟炸。
3月，哈里斯和指揮第8航空隊的卡爾 斯帕茨(Carl Spaatz)將軍的異議都被駁回，第8航空隊相當於美國的轟炸機司令部，這兩支空軍皆由艾森豪威爾的副官、空軍上將阿瑟 特德(Arthur Tedder)爵士領導。從那時起，戰略空軍展開針對法國鐵路系統的轟炸，它們將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損失2000架飛機和1.2萬名飛行員。
此外，恰與哈里斯的預見矛盾的是，英國皇家空軍的轟炸機驚人地執行了它的任務，不僅的確非常有效地“支援”陸軍，而且大大有助於加深德國在諾曼底的慘敗。在軍事發展史上，與英軍、美軍相比，德軍屬於老一代。德軍除了裝甲師和摩托化師之外，短途調動依靠在公路上徒步，長途調動依靠鐵路;所有物資補給和重型裝備都只用鐵路運輸，某些部隊甚至擁有自己的機車運輸隊。
因此，法國鐵路系統的中斷和橋樑的破壞不僅嚴重限制了德軍的調動能力，更從根本上嚴重限制了它的作戰能力;4月至6月間，以及在此後的諾曼底戰役過程中，法國鐵路的運轉幾乎陷於停滯，法國北部主要河流上的大部分橋樑遭到破壞或者至少是損壞，損壞程度相當嚴重，難以很快修好。
很多破壞是由英國第2戰術航空隊和新近組建的美國第9航空隊的中程轟炸機和戰鬥轟炸機完成的;單單5月20日至28日間，美國雷電式(Thunderbolt)戰鬥機和英國颱風式對地戰鬥機就在白天的大部分時間裏“橫掃”法國北部，摧毀了500輛機車。然而，嚴重得多的結構性破壞——對橋樑、鐵路站、機車維修廠——則是戰略轟炸機的傑作。到5月底，法國鐵路交通運輸量減少爲1月的55%;到6月，對塞納河上橋樑的破壞使該數據減少爲30%，其後又降爲10%。
1944年6月和7月德國西線總司令所維持的鐵路運輸能力，僅夠爲第7集團軍和第5裝甲集團軍提供所需食品、燃料和彈藥的最小量(卻無法再向巴黎供應糧食，巴黎在解放前處於饑饉的窘境)。只有作戰部隊不作調動，物資補給才能確保送達;德意志帝國和德國本土之間臨時搭建的交通網絡特別脆弱和僵化，以致前線軍隊只有固守在這一網絡的終點時才能依賴它。一旦離開，它們就要冒着缺乏必需品的風險——因此它們不能“在法國邊戰邊撤”。當巴頓的閃電戰摧毀灘頭堡周邊的防禦工事時，德軍只能儘快向交通網絡連接的下一個設防據點撤退;那就是法德邊界的西牆。
因此，無論外圍戰事還是中心戰事，諾曼底戰役證實哈里斯錯了。就目前來看，空軍直接支援陸軍，在戰略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儘管如此，不可避免且可以理解的是，哈里斯確實應該抗拒上層命令轟炸機部隊不再攻擊德國城市的壓力。畢竟，轟炸機司令部有理由爲自己感到自豪，因爲它是三年來西方列強向德意志帝國領土直接施壓的唯一作戰工具(美國第8航空隊最近參戰)。而且，哈里斯是空軍的代言人，而空軍獨特的存在理由便是去轟炸敵人的本土。
另一方面，德國空軍從不贊同這樣的作戰原則。1934年德國空軍誕生時，空軍將領們考慮是否應該將它建設成一支戰略轟炸機部隊。可是，他們最終放棄了這種選擇，因爲他們斷定德國飛機制造業不夠發達，無法提供必要的大型遠程飛機。
科爾登和軍備部部長施佩爾都相信，也許可以通過反擊蘇聯的工業後方挫敗1943年蘇聯紅軍發起的攻勢，正是這種信念促使科爾登試圖賦予德國空軍戰略作戰能力，儘管爲時已晚。簡而言之，危機迫使他採納一代英美空軍已然採納並從容改進的策略。
當他不得不以權宜之計，匆忙改造中程轟炸機，重新訓練飛行員，以便展開“突破”行動時——結果，短期的緊急情況使他沒機會採取這些行動——哈里斯已然指揮着一支強大的、擁有一千架轟炸機的航空機隊，這些轟炸機都有四個發動機，這支航空機隊發展了許多年，尤其用於執行突破任務。
制空權：英國致力於戰略轟炸的概念能夠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年
實際上，英國致力於戰略轟炸的概念能夠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年。即使1918年“獨立的空軍部隊”僅向德國本土投落534噸炸彈，但是直接攻擊敵人後方是空軍份內之責的觀點已然成爲戰略思想。
意大利飛行員朱利奧 杜黑(Giulio Douhet)將這種觀點闡釋爲條理分明的制空論，其影響程度相當於20世紀20年代馬漢的制海論。與此同時，英國儘管並未受益於複雜的理論，但是皇家空軍建立起世界上第一支戰略轟炸機組成的“海空軍”(air navy)。其作戰職能根源於皇家空軍之“父”休 特倫查德(Hugh Trenchard)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幾個月裏爲協約國最高戰時委員會(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準備的一份研究報告。
“有兩種因素，”當時他寫道，“精神效果和物質效果——目標是在兩方面都獲得最大效果。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是襲擊工業中心，你(a)通過攻擊軍事物資中心造成軍事損失和生命損失;(b)通過攻擊德國民衆中最敏感的部分——即工人階級——對民心產生最大影響。”
通過提倡這種簡單而殘忍的戰略——轟炸工廠，恐嚇那些在工廠裏工作和居住在附近的人——特倫查德建議把戰爭拓展爲全面戰爭，到目前爲止文明國家只在包圍城市時承認這一原則。
在攻城戰中，軍隊在行動時常常遵循的法則是，選擇留在城牆內的民衆在圍城後將處於困苦之中：飢餓、轟炸，一旦圍牆被攻破，投降會遭到拒絕，還有掠奪和搶劫。攻城戰的道德觀幾乎毫無異議地被泛化，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多麼接近大規模的攻城，以及戰爭的進行多麼嚴重地降低了戰爭領袖、民衆和軍人的敏感度。
實際上，特倫查德的建議幾乎毫無爭議：這些建議在當時沒有遭到西方協約國的任何原則性反對;一旦戰爭結束，這些建議影響英國和法國政府，促使英法制定政策防止“空襲”，使“空襲”的影響最小化，或使它們自己向未來敵人發起空襲的空軍實力最大化。
因此，在凡爾賽，協約國堅決要求永遠撤銷德國空軍;然而時至1932年，英國的斯坦利 鮑德溫(Stanley Baldwin)，當時聯合政府裏的一位要員，沮喪地承認：“轟炸機總是會用完的。”而英國皇家空軍的將領們不斷爲擴充轟炸機隊而鬥爭，甚至不惜以犧牲本土空防的戰鬥機隊爲代價。
英國皇家空軍對轟炸的信奉源自攻擊是最佳的防禦形式的信念。30年代末，空軍部計劃處處長、空軍中將約翰 斯萊塞(John Slessor)以經典形式表達了他的軍種觀點，他提出向敵方領土發動攻勢的直接結果是迫使敵人的空軍處於防禦和次要地位，間接但最終卻是決定性的結果是摧毀敵人發動戰爭的能力。
他在《空軍力量與陸軍》(Airpower and Armies,1936)中寫道：“至少這樣的結論難以駁斥:倘若可以維持任意時長的空襲，即使時間間隔不規則，那麼前所未有的猛烈空襲現今能夠限制軍事工業的產量，以致使之無法按照1918年的模式滿足軍隊對武器、彈藥和幾乎每種軍需品儲備的巨大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戰伊始對戰略轟炸造成的後果的擔憂特別強烈，特別普遍——國際左翼厲聲譴責西班牙內戰期間佛朗哥的空軍及其德意盟友的遠征空軍對共和國城鎮的轟炸，其中畢加索(Picasso)的《格爾尼卡》(Guernica)是重要的證據，這些譴責極大地增強了這種擔憂——反常地，希特勒甚至加入了主要參戰國之間心照不宣的協議，不做第一個突破道德禁令(和利己主義底線)的人。
希特勒並未將這種禁令擴展到不去攻擊不能反擊的國家——因此，德軍在1939年9月轟炸了華沙，1940年5月轟炸了鹿特丹——或者不去攻擊那些可以反擊的國家的軍事目標。在最傳統的戰爭公約中，對包括機場、海港、鐵路樞紐在內的軍事目標的轟炸是合理的。
無論如何，直到1940年仲夏，所有參戰國都未侵犯對方的城市。甚至不列顛戰役之初，希特勒堅持認爲，攻擊只限於機場和可能被視爲帶有軍事性的目標，例如倫敦碼頭。
然而，隨着不列顛戰役毫無結果地持續着，這樣的限制越來越難以堅持。當“逼迫皇家空軍戰鬥”的爭論白熱化時，德軍直接襲擊了人口密集的目標，希特勒尋找途徑證明有理由突破底線。
7月19日，在向德意志帝國國會發表的勝利演說中，他宣稱布賴斯高地區弗賴堡(Freiburg-in-Breisgau)已經遭到法國空軍或英國空軍(戈培爾歸罪於兩者)的轟炸;事實上，5月10日德國空軍一架迷航的飛機誤襲了該地區。
8月24日，德國空軍另幾架迷航的飛機誤炸倫敦東部，導致轉天夜晚英國皇家空軍報復性地空襲了柏林，希特勒抓住機會宣佈德軍將毫不留情。“[英國人]宣稱他們將增加對我們城市的攻擊[丘吉爾還沒這樣做]，那麼我們會將他們的城市夷爲平地。我們將阻止這些空中強盜的行爲，”
9月4日他在柏林體育宮殿(Berlin Sports Palace)對狂熱的觀衆說道，“這個時刻就要到了，我們中的一方將屈服，那一定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
轟炸機司令部的危機：民衆傷亡總數開始成爲衡量戰略轟炸成功與否的標準
1940年冬，當英國轟炸機司令部正式展開轟炸戰時，它還缺乏足夠的實力摧毀德國。在希特勒於1923年11月8日發動“啤酒館政變”的紀念日上，它不恰當地轟炸了慕尼黑，德國空軍爲了報復，襲擊了科芬特里(Coventry)的工業城市，摧毀或損壞6萬幢建築物。英國皇家空軍試圖將這種針鋒相對的局面升級，12月20日夜晚，它襲擊了曼海姆(Mannheim)，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卻錯過了該城，造成的損失只是科芬特里損失的五分之二，如果用民衆傷亡總數來計算的話——曼海姆死亡23人，科芬特里死亡568人——可怕的是，從那時開始，這成爲衡量戰略轟炸成功與否的標準。
由於曼海姆空襲是對“區域轟炸”的一次操練，或是在只缺正式名分的情況下直接襲擊民衆的一次演習，轟炸機司令部現在發現自己處於尷尬的境地之中，其道德水準降到和德國空軍一樣低，卻無法與德國空軍的區域轟炸能力相匹敵，更不用說超過了。
1940年至1941年冬季“閃電戰”期間，倫敦和其他英國城市遭到猛烈轟炸;1940年12月29日，德國空軍單單在倫敦市區就引起1500次火災，摧毀了塞繆爾 佩皮斯(Samuel Pepys)、克里斯多佛 雷恩(Christopher Wren)和塞繆爾 約翰遜(Samuel Johnson)熟悉的大部分剩餘街道。1940年，甚至到了1941年，沒有任何一個德國城市遭到同樣程度的破壞。1940年9月3日，丘吉爾對戰時內閣說，轟炸機司令部“必須優先於海軍或陸軍”，實際上，它是而且在未來幾個月仍是“搖搖欲墜地向德國出口炸彈的空運軍種”。
轟炸機司令部的無能最恥辱地表現在1941年轟炸過程中英國飛行員和德國民衆之間的死亡“比率”上;前者的數量居然超過後者。這種不平衡有若干種解釋。一種是物質上的解釋：英國轟炸機質量低劣，到那時爲止還缺乏速度、航程、高度和向遠距離目標大量載彈的能力。
另一種是地理上的解釋：爲了抵達德國——到那時爲止還只是西德——轟炸機必須飛過法國、比利時或荷蘭，德國人已然在這些地方部署了由戰鬥機和防空炮組成的易守難攻的防禦網。
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解釋是技術上的：由於英國皇家空軍沒有遠程戰鬥機護航，這對在白天空襲時保護轟炸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轟炸機司令部只得在夜間執行轟炸任務，它還缺乏導航設備找到它飛過的城市內的指定目標——工廠、調車場和發電廠——甚至找不到城市本身。
根據1941年8月丘吉爾的私人科學顧問徹韋爾勳爵(Lord Cherwell)提出的建議而籌備的一份研究報告，精確地證實了對轟炸機司令部轟炸得“過廣”，甚至過於瘋狂的猜疑。巴特報告(Butt Report)的主要結論是：“那些飛機在空襲目標時，每三顆炸彈中只有一顆炸彈落入距離目標5英里的範圍內……對法國港口的轟炸，每三顆炸彈中有兩顆落入此範圍內;對整個德國的轟炸……四顆裏有一顆落入此範圍內;對魯爾區[德國工業的心臟地帶，也是轟炸機司令部的主要目標]的轟炸，十顆裏只有一顆落入此範圍內。”
1941年，700架飛機沒能執行任務後返回，簡而言之，轟炸機司令部的人員主要爲了炸燬德國鄉野而戰死沙場。相比丘吉爾和英國民衆寄希望於把它作爲將戰爭直接引到希特勒門口的唯一工具，這種結果使它勢必要陷入危機。
1941年底，危機發生了。早在1941年7月8日，丘吉爾寫道：“有一種東西將打敗[希特勒]，那就是極重型轟炸機從本國向納粹本土發起絕對強大的毀滅性攻擊。”
在丘吉爾的激勵下，英國皇家空軍首先致力於擴充轟炸機司令部的計劃，預計擴充至4000架重型轟炸機(當時每天可用的轟炸機的數量僅爲700架);這個目標被承認難以實現後，轟炸機司令部接受已經部署的轟炸機未來必須用於殺戮德國民衆的觀點，因爲它們無法精確打擊德國民衆工作的工廠。
2月14日，空軍參謀部(Air Staff)下令強調自此以後軍事行動“應該關注敵國民衆的鬥志，尤其是產業工人的鬥志”。爲避免這一點未被領會，空軍上將查爾斯 波特爾(Charles Portal)爵士轉天寫道：“我想新的目標顯然是高樓林立的地區[住宅區]，而非諸如造船廠或飛機制造廠……如果還沒理解到這一點的話，那麼要弄得非常清楚才行。”
恰當地說，原本就該是貴族知識分子的波特爾揭示出區域轟炸的核心思想，因爲這歸根結底基於階級偏見——這種觀點認爲無產階級潛在的不滿是一個工業國家的“阿喀琉斯之踵”。1925年，李德 哈特寫道，他設想轟炸會“使貧民區趨向瘋狂掙扎和劫掠”，如此便誇大了特倫查德於1918年提出的那套理論的第一種情況。
統治階級深怕暴動，暴動也許會導致革命，即布爾什維克在遭受戰爭破壞的俄國取得的勝利在1917年後重燃歐陸，這種擔憂是波特爾、哈特和特倫查德先入之見的決定因素。事實將會證明，區域轟炸的效果將極大地增強無產階級對苦難的忍耐力——特別是“炸燬住房”，1942年3月徹韋爾在一篇重要的論文中曾經大力提倡這種轟炸;可是1942年初，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正如馬克思已經指明的——有着相反的預期。“轟炸機大亨”向德國的工人階級開戰，他們確信由此將引發德國工人階級及其統治者之間的決裂，這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煎熬帶給沙皇俄國的那種決裂相同。
空軍參謀部在選擇執行新政策的人員時也帶有強烈的階級特性。綽號“轟炸機”的阿瑟 哈里斯是粗魯卻一心一意的指揮官。他對區域轟炸政策的正確性既沒在思想上有所質疑，也沒感到良心不安，他用盡方法——增加轟炸機的數量，改進技術轟炸輔助裝置，精心謀劃欺騙手段——將其效果最大化。“很多人都說光憑轟炸不能贏得戰爭，”1942年2月22日，他擔任轟炸機司令部司令後不久在海威科姆(High Wycombe)的轟炸機司令部對採訪者說，“我的回答是，這還沒有嘗試過。我們走着瞧。”
幸運的是，哈里斯掛帥時，第一種有助於更精準轟炸的導航設備即將投入使用，即無線電定位系統“奇異”(Gee)。“奇異”系統類似1940年至1941年德國空軍藉以導向英國目標的“無線電波”系統。它傳送兩組無線電信號，使接收信號的飛機可以在網格圖上繪出其精確位置，依此在預定點上發射炸彈。繼“奇異”系統之後，精確轟炸裝置“雙簧管”(Oboe)系統於12月誕生，隨後被安裝在“探險者”(Pathfinder)部隊的蚊式轟炸機(Mosquitos)上，H2S雷達於1943年1月誕生，這種雷達嚮導航員提供飛機下方帶有顯著陸標的地形圖。
這三種導航裝置極大地提高了轟炸機司令部尋找目標的能力，儘管是1942年8月特種部隊“探險者”中隊的組建使之取得關鍵性的進展。“探險者”部隊備有多種飛機，包括速度快、可以高空飛行的新型蚊式輕型轟炸機。這支部隊先於轟炸機羣用燃燒彈和照明彈“標明”和“證實”目標，向目標開火，然後主力部隊再向目標投彈。
哈里斯強烈反對組建“探險者”部隊。他認爲，“探險者”部隊自然剝奪了普通的轟炸機中隊的領導位置(英國將領用同樣的觀點反對組建突擊隊)，而且還縮減了區域轟炸部隊的規模。然而，當“探險者”部隊表明它們能比轟炸機司令部的普通成員更有效地找到目標時，哈里斯很快不得不放棄反對意見。
“重型”轟炸機的誕生
在哈里斯擔任司令的時候，一種大大改進的新型進攻工具出現了，這也有助於哈里斯對區域轟炸的投入。戰爭伊始英國使用的轟炸機，即漢普頓(Hampden)、惠特利(Whitley)和優雅的威靈頓(Wellington)轟炸機，都不足以勝任。繼它們之後，重型的斯特林(Stirling)和曼徹斯特(Manchester)也有缺陷，因爲它們分別缺乏高度和動力。
哈利法克斯(Halifax)轟炸機，尤其是1942年開始執行任務的蘭開斯特(Lancaster)轟炸機則屬於新一代。1942年3月，蘭開斯特轟炸機首次執行飛行任務，事實表明它能夠遠程運載大量炸彈，這種轟炸機最終裝載了10噸“大滿貫”炸彈，而且相當堅固，足以經受德國夜間戰鬥機的猛烈攻擊而不被擊落。
儘管如此，開始時，哈里斯只關心數量，不關心質量。他的目的是，在一個德國城市上空，集結儘可能多的轟炸機，目標是摧毀其防禦工事和消防部隊。3月對巴黎雷諾工廠的成功空襲促使他於1942年3月28日到29日夜晚空襲了波羅的海沿岸歷史悠久的漢薩同盟小鎮呂貝克。他冷酷地坦承他的意圖：“就我看來，摧毀一個不太重要的工業小鎮要比未能摧毀一個工業大城好……我要我的手下 沾到血腥 ……換個環境品味成功。”呂貝克是中世紀木製建築的精品，全部焚燬，95%的空襲部隊完好無損地返回基地。“比率”使哈里斯相信他發現了勝利的祕訣。
4月的四個夜晚，轟炸機司令部在波羅的海沿岸另一箇中世紀小鎮羅斯托克(Rostock)再度取得這種縱火式的成功。哈里斯寫道：“這兩次空襲破壞德國本土的總面積達到780英畝，爲[對英國的]轟炸抱了一箭之仇。”德國空軍出於報復實施了所謂的“貝德克爾旅行指南”(Baedeker)行動，襲擊了巴斯(Bath)、諾威奇(Norwich)、埃克塞特(Exeter)、約克(York)和坎特伯雷(Canterbury)幾個歷史名城。
然而，德國空軍無法匹敵哈里斯接下來的升級戰，表現形式爲5月1000架轟炸機空襲科隆(Cologne)，即第一次“千機轟炸”。通過抽調訓練部隊和維修廠裏的飛機，轟炸機司令部在德國境內第三大城市的上空，集結出到目前爲止德國上空見過的數量最多的飛機，它們將市中心的所有建築炸燬，除了著名的大教堂。
轟炸機司令部新戰術的成功，不僅依賴於飛機數量的增加和尋找目標能力的提高，而且還依賴於直接採取縱火的方式。其後，轟炸機既裝載小型燃燒彈，也裝載大型高性能爆炸彈，比例是二比一。在科隆，600英畝土地被燒燬。6月，對埃森(Essen)和不來梅的“千機轟炸”也取得類似的效果;埃森位於德國工業中心魯爾區，3月至4月間已被襲擊了八次。1943年春夏兩季，轟炸機司令部致力於“魯爾戰役”，縱火效果提高數倍。
到那時，向德國展開的戰略轟炸攻勢已經成爲兩支空軍的戰役。
空襲漢堡：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城市的居民所遭受的空襲中最持久的一場
美軍延緩轟炸戰的同時，英軍對德國西部城市造成甚至更大面積的破壞。“魯爾戰役”從3月持續到7月，近800架飛機參戰，出擊1.8萬架次(單個任務)，向德國工業心臟地帶投彈5.8萬噸。5月和8月，哈里斯也被迫執行兩次“萬靈藥”任務，均獲全勝。
比較而言，更對哈里斯胃口的是7月對漢堡進行的四夜空襲，這引起一場“火焰風暴”，將德國北部大港縱橫6.2萬英畝的中心地區化爲灰燼。“火焰風暴”並非轟炸力量能夠隨意達到的效果;它特別需要天氣實況和摧毀民防的配合。不管怎樣，當“火焰風暴”出現時，結果是悲慘的。
中央部分大火以颶風風速吸食周圍的氧氣，令地窖和掩體裏的躲避者窒息而死，還將碎片吸入旋渦，溫度升高至各種易燃品都會燃燒的程度，使它們彷彿自燃一樣着火。1943年7月24日至30日間，這種情況在漢堡出現。天氣長期炎熱、乾燥，起初的空襲炸壞了847處給水總管，不久火勢的核心溫度達到華氏1500度。當這場大火最終熄滅時，漢堡只有20%的建築保持完好;4000萬噸碎石阻塞在市中心，3萬名居民死亡。在該城的一些地區，死亡人數佔居民總數的逾30%;20%的死者是兒童，女性死者比男性高出40%。
計算戰爭期間漢堡因空襲所導致的死亡人數時，人們發現這隻比1939年至1945年期間從該城招募的士兵在戰鬥中的死亡率低13%;多數人死於1943年7月的大空襲。漢堡並非英國皇家空軍唯一引起“火焰風暴”的城市。10月在卡塞爾(Kassel)也達到同樣的效果，只是傷亡人數略少，大火燒了七天。後來，維爾茨堡(W rzburg，4000人死亡)、達姆施塔特(Darmstadt，6000人死亡)、海爾布隆(Heilbronn，7000人死亡)、伍珀塔爾(Wuppertal，7000人死亡)、威悉(Weser，9000人死亡)和馬格德堡(Magdeburg，1.2萬人死亡)也同樣被燃盡。
無論如何，漢堡空襲鼓勵哈里斯將目光投向德國西部工業城市和漢薩同盟港口以外的地區。在德國空軍向倫敦實施“閃電戰”期間，轟炸機司令部承擔報復任務，柏林成爲其確定的第一批目標之一。1943年11月，哈里斯決定，在即將到來的夜晚比較長的季節中，柏林是其部下的主要目標，因爲夜晚會提供他們與德國戰鬥機作戰的最佳保護。上一次空襲柏林發生在1942年1月，此後由於柏林與轟炸機司令部的基地相距甚遠，而且柏林防禦穩固，這兩種因素結合起來使空襲柏林的“損耗率”格外高，因此柏林便暫時離開了“目標”清單。8月和9月進行的試探性空襲表明，由於哈里斯極大地提高了轟炸能力，德國首都已經成爲比以往更爲脆弱的目標，於是1943年11月18日到19日的夜晚，轟炸機司令部發動“柏林戰役”。
自那天夜晚至1944年3月2日，轟炸機司令部向該城發動了16次大的空襲。1940年8月以來英國皇家空軍發起的所有空襲中，受損的建築區不超過200英畝，柏林繼續作爲德意志帝國和希特勒歐洲的首府正常運行。但戰爭的烏雲迅速逼近。時任柏林市長的戈培爾說服了450萬居民中的100萬人在轟炸機司令部實施主要攻擊前離去。那些留下的人開始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城市的居民所遭受的空襲中最持久的一場。柏林沒有遭受火焰風暴;柏林主要建於19世紀和20世紀，街道寬敞，有很多露天場所，因此不會發生大火災。然而，高性能炸藥和燃燒彈的無情噴淋破壞甚大，僅僅1月就發生了六次空襲。雖然只有6000個柏林人在這場空襲中喪生，這是因爲11個巨大的混凝土“高射炮塔”掩體建造堅固，但是到1944年3月底，150萬人流離失所，該城2000英畝地方成爲廢墟。
柏林之戰的結束，不只是因爲哈里斯的飛機要用於籌備D日行動。就柏林建築物和防禦工事遭受的破壞和轟炸機飛行員的折損“比率”而言，就連哈里斯也得承認，柏林遭受的損失更少。損耗率的升高表明德國防禦措施暫時取得成功。轟炸機越深入德國後方，它們暴露給德國高射炮和戰鬥機攻擊的機會就越多。
民族良心的自責：“當然德國人是始作俑者，但是我們不以魔鬼爲榜樣”
因爲轟炸機所取得的勝利高峯和德國國防軍在戰場上的失敗、盟軍佔領越來越多的德意志帝國領土同時發生，所以戰略轟炸倡導者聲稱擁有勝利祕訣的說法從未而且永遠無法得到證實。
相反，轟炸機攻勢從未摧毀德國民衆的鬥志。猛烈的空襲使個別城市的民衆極爲不幸。1945年2月14日夜晚，德累斯頓(Dresden)遭到毀滅性打擊，直到戰爭結束後纔再次開始運轉;然而在柏林，公共交通和服務業自始至終得以維繫，並在1945年4月柏林地面戰期間仍然發揮作用。
在漢堡，5萬人死於轟炸，轟炸主要集中於1943年7月，死亡人數幾乎等同於戰爭期間英國的死亡人數(6萬人)，而在五個月的時間內，工業產值恢復到正常狀態的80%。自1943年至1945年間，在盟軍的空襲下，德國城市男女的適應力——也許特別是婦女，因爲相當多的婦女爲戰爭所迫擔當家長——最能體現德國人遵紀和剛毅的名聲。
戰略轟炸給德國民衆造成的損失可悲地高：魯爾區的鄉鎮有8.7萬人死亡，漢堡至少有5萬人死亡，柏林有5萬人死亡，科隆有2萬人死亡，相對小的城市馬格德堡(Magdeburg)有1.5萬人死亡，袖珍的巴洛克古鎮維爾茨堡有4000人死亡。總共算起來，約60萬名德國民衆死於轟炸攻勢，80萬人受重傷。
比較而言，因爲到投降的時候整個德國都被佔領，所以德國民衆沒有捱過餓，如1918年11月後協約國維持戰時對德封鎖期間發生的那樣。軍隊，甚至蘇聯紅軍收集食物，負責分發。1943年至1945年致力於破壞德國經濟的盟國空軍幾乎在戰爭一結束就忙於向那些剛剛在炸彈艙裏裝着高性能炸藥和燃燒彈飛過的城市運送必要的補給品。
在戰役過程中，盟軍轟炸部隊付出慘重的代價：1944年一年，第8航空隊損失了2400架轟炸機;貫穿二戰始終，轟炸機司令部陣亡了5.5萬名將士，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的英國陸軍軍官數量還多。
然而，陣亡的飛行員無法獲得給予“失去的一代”的那種紀念。儘管他們與希特勒的殊死搏鬥讓多數英國人感到悶悶不樂的滿意，但他們的戰鬥卻從未贏得整個國家的支持，其道德受到了公開質疑。
在英國下議院，工黨議員理查德 斯托克斯(Richard Stokes)提出質疑，在上議院，奇切斯特主教貝爾(Bishop Bell of Chichester)的質疑更爲執著。英國最重要的保守黨家族族長索爾茲伯裏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也在私人信件中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都認爲，引用索爾茲伯裏閣下的話說，“當然德國人是始作俑者，但是我們不以魔鬼爲榜樣”。
這與民族良心揮之不去的自責相吻合，因此戰爭結束後，“轟炸機”哈里斯沒能得到授予其他所有主要的英國指揮官的貴族頭銜，他的部下也沒能得到與衆不同的勳章。無路可退的英國人不願承認他們的人格曾經降低到敵人的水平。勝利時，他們記得他們相信公平競賽。戰略轟炸也許甚至是不明智的策略，當然不能算公平競賽。關於戰略轟炸的過程及結果，連最始終如一地執行它的人都避而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