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月4日，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在柏林家中去世。此時離大戰爆發還有14個月。79歲的老元帥並未像他的偉大前任毛奇伯爵一樣，在垂暮之年思考“高於世間理性的上帝的和平”，他睜開高度近視的眼睛，留下一句簡短的遺言：“務必加強右翼！”
清瘦、憂鬱、沉默寡言，從未作爲統帥指揮過一場真正的會戰，施利芬的形象和我們印象裏的“軍國主義者”大相徑庭。他不喜歡榮譽或勳章，對同時代德國軍人欣賞的哲學和音樂也不感興趣，唯一的愛好是工作本身。擔任德軍總參謀長的15年裏，施利芬常常整夜待在班德勒大街的辦公室，研究機關槍和汽車這樣的新發明對大兵團包圍戰的影響。他的勤奮、離羣索居和數學家般的嚴謹思維，後來都成爲與那份著名計劃有關的傳奇的一部分。
當施利芬在1891年成爲德國陸軍的掌舵人時，兩線戰爭的陰影已經籠罩在這個中歐強國頭上：由於柏林不再重視與俄國的友誼，聖彼得堡正在和巴黎親密接觸。這樣一來，一旦法國爲收復阿爾薩斯-洛林而對德開戰，綽號“蒸汽壓路機”的俄國陸軍將從東方威脅東普魯士，從而使德國陷入戰略包圍。偉大的毛奇在1870年代曾經制訂過一個應急方案，在開戰之初集中兵力削平東線的波蘭突出部，迫使俄國終止進攻，隨後回師西線，依託邊界要塞羣向法國發動反擊。但毛奇計劃的成功取決於軍事策略和外交談判的結合，如果俄國在遭到第一波打擊後拒絕媾和，或者法國以全民皆兵的游擊戰牽制德軍的攻勢，德國就有陷入消耗戰的危險。這是不“科學”、也不徹底的。
作爲一代名將漢尼拔的崇拜者，施利芬嚮往的是以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會戰爲代表的戰爭模式—集中兵力、側翼包圍、一舉殲敵、快速制勝。這種模式排斥具有不確定性的政治和外交因素，把賭注完全下在軍事決戰上。領土縱深寬廣、交通設施不良的東線顯然不是此種決戰的首選，實際上，先天不利條件給臃腫的俄國陸軍造成的影響還要大過德國。倒是動員速度迅捷、只須對德國一國作戰的法國更有可能威脅到德國西部的工業區，加上德國本身的鐵路網適於在短期內把部隊集中到西部和南部邊境，西線也就取代了毛奇計劃中的東線，成爲第一制勝方向。
從1892年開始，施利芬花費了整整13年來完善他的“先西后東”決戰方案，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由於法國在新邊界附近修築了大量防禦工事，德國的進軍顯然不能以此爲正面；在凡爾登以北、比利時邊境南方有一個可選的突破區，但寬度不足，無法通過大批軍隊。在1897年，施利芬提出瞭解決這一問題的最終方案—置比利時中立於不顧，將西線5個集團軍中的4個配置在德國與比利時-盧森堡的邊境線上。戰爭爆發後，配置在梅斯以南至瑞士邊界的1個集團軍（左翼）作爲“鐵砧”，以防禦姿態阻滯法軍的推進；同時由右翼4個集團軍構成的“鐵錘”突然穿越比利時和盧森堡，進入防禦空虛的法國北部，沿海岸線向南做大範圍迂迴，把法軍主力向東壓縮到瑞士邊界附近，予以徹底殲滅。從地圖上看，經比利時向法國北方迂迴的右翼恰如一扇巨大的門板，從構想到規模都極具震撼力。施利芬計劃將西線兵力的7/8配置在右翼，以確保“門板”的拍擊足夠有力。而西線所用的兵力又佔開戰之際德國陸軍總兵力的7/8，只留1/8力量在東線牽制俄軍。按照施利芬的估計，若西線的“巨型坎尼”進行順利，德國可望在4-6周內擊敗法國，隨後再以鐵路將大軍調動到東線，對俄國施以痛擊。
站在純理論角度，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方案：它把過去僅僅停留在戰役層次的側翼包圍提升到了戰略高度，並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德國在動員和運輸速度上的優勢。那位孤獨的戰略數學家將畢生心力傾注在這個計劃上，指望爲他的祖國贏得一場決定命運之戰。
然而，除去純粹的理論優點外，施利芬計劃在每一個實施細節上都值得商榷：爲了追求理想化的軍事勝利，它對比利時的中立地位置若罔聞，包括從未向外交部門諮詢如何使侵犯中立國領土的影響最小化。日後促使英國對德宣戰的不是柏林與法國之間的戰爭，而恰恰是德軍對比利時的入侵。施利芬計劃把成功的希望完全寄託在右翼“門板”的旋轉上，但對法軍可能做出的反應不甚了了，完全忽視了紙面上的精確性在實施過程中可能被諸多因素所改變。而“門板”在以近百萬人的規模密集穿越比利時領土時，所需的補給強度也是施利芬沒有考慮到的，他仍然在以1870年時的經驗忖度這個問題。假如右翼真的擴充到計劃中的規模，他們的彈藥可能在決戰開始前就已消耗完了。
更危險的因素在於，因爲施利芬追求的是一份基於純粹概念的、完美主義的戰爭計劃，卻不考慮需要耗費的資源量，他所要求的兵員數量，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德國所能承擔的上限。1906年版的“施利芬計劃”要求動用33.5個軍參與西線攻勢，而當時德國陸軍的總兵力僅有20個軍，算上開戰後可以在短期內組建的7個後備軍，兵力缺口仍有近1/5，這還沒有考慮東線防務。如果把東線兵力設定爲4.5個軍，則德國陸軍的一線兵力，至少比施利芬所期望的少1/3。而在雄心勃勃與英國展開海軍競賽的背景下，即使柏林始終在有計劃地增加陸軍軍費，並在1910-1914年的四年間把這一數字從8.34億馬克提高到了18.06億馬克，仍然沒有可能迅速填補這一缺口。到1914年夏天戰爭爆發時，德國陸軍的總數爲79個師，比施利芬時代增加了16%，其中9個師在東線，70個師在西線；而他們在法國前線要對抗74個法國師、20個英國師和6個比利時師，完全力不從心。儘管因爲繼任者採取的調整措施，用於充當“門板”的右翼兵力已經減少到了54個師，但所需的運輸和輜重車輛仍然短缺78%。與其說隨後在馬恩河戰線的止步是一場意外，倒不如說已經是奇蹟了—一次力不從心的進攻，居然表現出了功敗垂成的假象。
和“施利芬計劃”一樣，同一時期法國的第17號計劃、奧地利的波蘭入侵計劃同樣表現出了狹隘軍事主義的特徵。它們對政治之於軍事的指導作用不屑一顧，根據一種絕對化的、極端悲觀的安全假設，制訂出一系列追求“完美勝利”的戰爭計劃，既不關心這些計劃需要耗費多少資源，也不考慮紙面上的精確性能否付諸實踐。軍隊領袖們有如兢兢業業的鐘表匠，興高采烈地調試着自以爲了得的殺人機器，卻忘記了這架機器不僅運轉不暢，而且一經啓動就停不下來。拿19世紀初的普魯士參謀總長馮格羅曼將軍的話來說：“花幾年時間在辦公桌上制訂一個詳盡的作戰計劃純屬胡鬧，那是軍事領域的文學創作。”所謂數學家式的完美方案，在真正的戰場上不過是一部低俗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