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朝以“中央之國”、“天朝大國”自居的時候，日本還只是一個跼處一隅、國內羣雄割據、沒有統一政權的“蕞爾小國”。日本當時大致和中國同樣封閉、落後和貧窮，但是，不同的是，兩次鴉片戰爭都沒有讓清政府徹底“清醒”過來，而“黑船事件”卻促使日本人產生了高度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
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日本在美國的炮艦政策下被迫開國。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裏(Mathew Calbraith Perry)率軍艦4艘由上海駛入東京灣。這在日本引起的震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開抵大沽口。德川幕府面對佩裏送來的國書，不知所措，採取了軟弱的姿態，約定次年再給予答覆。
由於這些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蒸汽動力美國戰艦被油漆爲黑色，因此，被稱之爲“黑船事件”。第二年，佩裏又來了。這次帶來7艘軍艦，裝備更爲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放棄了二百多年的鎖國政策。
至1858年，日本與美國、英國、俄國、法國、荷蘭簽訂了十多項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外，日本“享受”着與中國同等的“待遇”。在此5年間，日本沒有絲毫的抵抗。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積弱，反過來說，即使進行抵抗，也將遭到與中國同樣的慘敗。但是，開國之後的種種刺激，卻在日本轉爲另一種催化劑。
以蒸汽機的日文諧音“上喜選”作的狂歌，對此有着形象的概括：名茶上喜選，只消喝四碗，驚破太平夢，徹夜不能眠。戰艦在此化作“濃茶”，引起神經中樞的高度興奮，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覺的奮鬥，由此出現了日本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明治維新。
在“黑船事件”開國之前，日本統治者與清朝統治者一樣，對西方國家的傳教士心懷憂懼，他們認爲西方人的傳教是侵略的手段，因此，施以種種限制。自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以下，歷經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限制越來越多，到1639年，終於完成鎖國體制。
鎖國體制之下的“鎖國政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1]：1、嚴禁基督教;2、嚴禁日本人出國，在國外的日本人也不準返國;3、除了發誓不在日本傳教的荷蘭人以及本來就不是基督教的中國外，其他外國人不準到日本來;4、荷蘭人與中國人來日貿易時，也只限於長崎一港;5、荷蘭人來日時，限制住在長崎港外的一個人造小島上(這個小島名叫出島，面積3969坪)，不準與日本百姓接觸;6、任何與基督教有關的書籍，無論漢籍或洋書，一律不準進口。這就是日本的“鎖國政策”。
從1639年起，一直到1853年佩裏強行叩關敲開日本的國門爲止，總共持續了200多年。但是，西方文明自15世紀末就開始了向外擴張之路。18世紀60年代中期工業革命在英國爆發後，更加劇了西方文明向外擴張的速度與強度。因此，從18世紀末期起，日本的鎖國政策就開始面臨西方世界的挑戰。
1844年，鴉片戰爭結束兩年，荷蘭國王曾寫信給日本的將軍，勸其開國。信中敘述了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經過，然後說：日本至今雖還沒有遭逢過這樣的災難，可是災難都是在倉促間發生的，勸告將軍放棄“鎖國”政策。但是，幕府卻以“鎖國爲日本的祖法”爲由，拒絕了荷蘭國王的勸告。美國在派遣佩裏來日本之前，已通過荷蘭轉告日本。1844年荷蘭的提醒和1852年美國的警告，日本幕府卻未採取任何積極應對之策，甚至還半信半疑。在英、美派艦脅迫日本開國之時，沙皇尼古拉一世採取南下擴張政策，也想在日本分得一杯羹。
強敵的一一出現，幕府除了開國，已別無選擇。1854年3月31日，美日在橫濱簽下了“日美親善條約”，主要內容是：1、日本開箱館(即函館，位於北海道南端)與下田(位於靜岡縣伊豆半島南端)兩港，並提供糧食、水、煤炭給前往這兩港的美國船隻;2、美國可派領事駐下田;3、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至此，“閉關政策”壽終正寢，德川幕府封閉了200多年的國家，被佩裏撞開了國門。
被佩裏撞開的日本國門，不僅再也關不起來，而且還越開越大，其他西方列強也紛至沓來。1854年11月，簽訂了“日英親善條約”;1855年2月，簽訂了“日俄親善條約”;1856年1月，簽訂了“日荷親善條約”。經過佩裏“黑船”的大沖擊，幕府才發覺日本國防的脆弱，眼睜睜看着外國艦隊耀武揚威和百般挑釁，卻只能忍氣吞聲簽下開國條約，因此，充實軍備、加強海防就成爲日本的當務之急。
日本是島國，海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自17世紀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始，即下令全國各藩不準製造500石以上的大船——因爲既然任何人都被禁止出國，也就沒有必要擁有能夠遠渡重洋的大船。200多年後，日本已經看不到任何大型船隻或軍艦。但是，當時能否擁有蒸汽船卻是日本海防的關鍵所在。
幕府從荷蘭獲得瞭如下建議：1、以日本的地理條件而言，有必要創設西式海軍;2、帆船軍艦已經落伍了，現在是蒸汽軍艦的時代。而且西歐的新型軍艦已不採用裝在船舷兩側的外輪葉推進器，而是採用裝在船尾的螺旋槳推進器;3、爲了培養海軍軍官與士兵，日本有必要設立海軍學校，或者派人赴先進國家留學。無論日本採取哪一種方法，荷蘭都願助一臂之力;4、海軍學校的學生必須學習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基礎學科，以及測量術、機關術、運用術、造船術、炮術等軍事科學。
幕府經過內部商議，決定了3件事：1、向荷蘭訂購3艘蒸汽軍艦;2、創立洋式海軍;3、請荷蘭提供師資，協助日本設立海軍學校。荷蘭獨佔日本二百多年鎖國時期的貿易，在日本被美、英、俄後來居上瓜分的危機時刻，荷蘭爲了讓自己的“損失”減到最低，與日本建立了更友善的關係。日本也由此建立起自己的海軍，雖然遠遠比不上西方，但是，在非西方國家中，卻也是數一數二的。
日本在被迫開國後，漸漸意識到西方國家的先進與日本的落後，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要抵禦外侮就要了解外國，而瞭解的前提就是要到國外一探究竟。巖倉使團的出訪成爲日本走出古代、走向近代的開端。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制度文明爲日本完成國家轉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提供了強勁的動力。
日本史學家幾乎無人否認安政五國條約的失敗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就如一個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頭一樣，一個民族在歷史上會有許多次失敗。對日本民族來說，真正的失敗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鎖國政策。日本最初的失敗給其帶來種種災難，但以時間爲主軸的歷史，會給世界上任何民族以東山再起的機會。
視野的放寬，距離的拉長，會給歷史學家另一種價值觀念。日本的事例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這也不失之爲明智的選擇;即使訂立了不平等條約，也不見得必然一味沉淪。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能否奮發。一個民族戰敗了並不可怕，但戰敗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順夷”時，就會葬送一切前程。“天朝大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但由此引起的震盪，還不如東京灣中出現的那4艘“黑船”。
今天的人們對兩國的差異已作了種種敘述和分析，其中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戰後沒有振作、沒有徹底革新，使清軍將士的鮮血白流了。一個失敗的民族如果能夠在戰後認真思過，幡然變計，就是對殉國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紀念，清軍將士流淌的鮮血，價值也就在此。但是，清朝統治者卻並未從“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醒來，勇敢地進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這纔是大清王朝“血的教訓”。
在橫須賀，當年美國黑船登陸之處，矗立着一塊紀念碑，上有伊藤博文的手書“北米合衆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日本人認爲，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同伯理來訪不無關聯。日本啓蒙運動者福澤諭吉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嘉永年間(1848～1854)，美國人跨海而來，彷彿在我國人民的心頭燃起了一把烈火，這把烈火一經燃燒起來便永不熄滅”。
在中國人看來，伯理以堅甲利兵強行叩關是一種不能接受的恥辱，但日本人卻認爲這一外來衝擊是促使日本振興的契機。近代日本以巖倉具視爲首的龐大使團，包括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日本革新派在內，從1871年12月至1873年9月，花了兩年時間，遍訪歐美12個國家。這些國家的工業生產、西方文化和生活水平，使巖倉使團的成員們“始驚、次醉、終狂”，受到很大震動。
外來衝擊加上日本內在的文化傳統產生了明治維新，革新派勵精圖治，經過艱苦的鬥爭，廢除了西方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包括領事裁判權、居留地權、協定稅率、片面最惠國等，並以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實行了一整套發展工業的“殖產興業”政策，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從這時起，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就分道揚鑣了。
英國史學家威爾斯曾這樣評論說：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在世界歷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由於明治維新，日本卻“以驚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們的文化和組織結構提高到歐洲列強的水平。在人類全部歷史中，從來沒有一個民族象日本當年那樣闊步前進”，“她完全摒棄了那種認爲亞洲幾乎是無可挽回、永無指望地落在歐洲之後的說法，而使歐洲的一切進步，對比之下，顯得相形見絀和躑躅不前。”
日本學者小山弘健曾寫道：由於明治維新，“僅在不到半個世紀的短期間內，日本從封建的閉關自守和半從屬狀態，突然在眼花繚亂的國際競爭場裏升到了最前列，這段歷史甚至被稱爲‘世界史上的奇蹟’”。日本史學家井上清把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比作“東方的彗星”，說它“象彗星那樣越登歷史舞臺”，“經過了半個世紀，又象彗星那樣消失了”。改革是日本歷史發展的動力，明治維新實現了近代日本的第一次經濟騰飛，成功轉型後的日本，又因爲侵略戰爭走向悲慘的墜落，戰後的改革又使日本從廢墟中再度起飛，因此，日本近現代歷史與改革可謂相伴相生。
《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明治維新就是在這種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而且是在“不想滅亡”的前提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
日本人民在這場鬥爭中，推翻了長達260多年的德川幕藩領主統治，抗拒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侵略，勝利地取得了民族獨立，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是日本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重大歷史轉折點。明治維新的成功及其後的資本主義發展，使日本成爲亞洲唯一的一個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近代國家，並躋身帝國主義列強之列。明治維新的巨大變革，不僅對當代日本乃至對亞洲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是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也是日本近代史的起點。
但是，明治維新後，在國家的政治、經濟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關係，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農民的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地主階級始終在政權中佔統治地位。下級武士在新政府中盤踞要職，掌握軍權，擁立天皇爲頭目，用神權進行統治。所以，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從一開始就極端反動，對內殘酷鎮壓人民，對外進行侵略擴張。
1874年，日本侵略中國的臺灣，勒索“賠償費”50萬兩白銀;1876年，用武力強迫朝鮮訂立不平等條約，攫取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等特權;1879年，吞併琉球，改爲沖繩縣。日本開始走上瘋狂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正如列寧所指出，由於明治維新，日本不到半個世紀，已同美國一樣，顯示出西歐類型的“經濟上的(資本主義的高度的特別迅速的發展)、政治上的(代議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基本特徵”，併成爲“新興的帝國主義強國”，進而“壓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
當日本擺脫了被淪爲殖民地的危機之後，在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就開始了對亞洲的侵略，這就註定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必定要出現其悲慘的“墜落”。日本的墜落與明治維新後日本的教育密切相關。
在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日本的教育對日本經濟的第一次起飛有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後來保守派迫使明治政府頒佈了《改正教育令》，否定了《教育令》中體現的自由主義精神，否定了人民參與教育行政管理的權利，強調“尊祖訓、明忠孝、學孔道”的道德教育。這一政策與明治政府壓制自由民權運動，禁止學生和教員參加政治活動的高壓政策相輔相成。
《大日本國憲法》頒佈後，日本教育走上了國家主義的教育道路。1890年，明治天皇頒佈了《教育敕語》，強化了天皇專制主義的教育體制。“敕語”首先指出：“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要求國民“爾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認爲這纔是“國體之精華”、“教育之本源”。《教育敕語》頒佈後，“忠君”即等於“愛國”，“愛國”則必須“忠君”。
“敕語”的目的顯然不僅是要加強對教育的統治，而且是對學術、思想和信仰等國民精神生活的沉重壓迫，成爲近代天皇制的巨大精神支柱。當軍國主義分子進一步猖獗，將國家法西斯化的時候，這種教育體制就成爲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幫兇。他們利用《教育敕語》對國民進行“忠君愛國”、“大和魂”、“大日本帝國精神”等教育，麻木人民的精神，使其心甘情願地爲天皇、爲國家捐軀，從而成爲軍國主義的犧牲品。
教育的墜落是日本國家墜落的基礎，一旦教育這個基礎墜落了，明治維新之後建立起來的日本這座畸形的大廈就更加傾斜了。爲了配合軍國主義分子對外發動侵略的需要，資產階級政府在思想上加強統治，向人民羣衆灌輸民族優越思想，鄙視亞洲其他人民。日本的大資產階級還極力發展軍事工業，支持資產階級政府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在戰爭中聚斂財富。甲午戰爭之後，日本資本主義開始向帝國主義過渡，逐漸走上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道路。
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它改變了日本的社會性質，在日本確立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並使日本逐步擺脫了民族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明治維新，就沒有今天的日本。與此同時，明治維新在促進日本社會發展，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速度上，也是罕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形成大體都要經歷一二百年，而日本在大約不到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就變成了一個“年輕的進步非常快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不能不說是明治維新的作用。
明治維新告訴人們：社會是可以改造的，包括各種形式的改造，而且只有積極的改造，人類社會纔能有所進步、有所發展。明治維新絕不是“真、善、美”的，因爲它所完成的歷史任務只是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它沒有放棄壓迫和奴役，更沒有從根本上消滅封建勢力，特別是其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之後，旋即奴役和壓迫鄰近的亞洲國家，把本民族的獨立和強盛建築在侵略別國的基礎上，就更是不足爲訓。
明治維新是複雜的歷史過程。其中，有被迫的選擇，也有進取的追求;有革新和除舊，也有保守和復舊;有可資稱道的經驗，也有足應爲戒的教訓。撫今憶古，明治維新留給人們的並非全是成功的經驗，那些足應爲戒的歷史教訓似乎更值得人們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