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製大誥》也稱明大誥，是明初頒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在此之前的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頒行《大明律》，但是《大明律》的一些法律條文規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並不完善，因而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頒佈了《御製大誥》，作爲《大明律》的補充，洪武十九年(1386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先後頒佈了《御製大誥續編》、《御製大誥三編》和《大浩武臣》，這幾部文書可謂是明初創設的政治文化樣本。“大誥”二字出自《尚書》，原意是周公對臣民的訓誡，朱元璋引用二字，用意不言而喻。
朱元璋之所以要在《大明律》的基礎上再頒行《御製大誥》，與當時官場腐敗之風日盛有關，官吏們扣剋國家財政收入，大大削弱了皇權統治，也爲東南沿海和西北邊境的叛亂勢力提供可乘之機。在朱元璋看來，官吏貪污腐敗的原因是“人心不古”，因此頒行《御製大誥》也是爲了讓臣民從“害民事理”中汲取教訓，恪守封建的倫理綱常，用以規範自身的行爲。但是《御製大誥》出臺後，實際效果並不如朱元璋所期望的那樣，於是他又頒佈了《續編》。
朱元璋
作爲朱元璋典治天下的體現，《御製大誥》彙集明初使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的案例，共有74條目，其中列舉了各種酷刑，包括“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這些刑罰在歷史上也實屬罕見。同時對於罪行的懲處也較歷朝更爲嚴酷，比如對犯謀反醉者一律凌遲處死，即便是受到株連者也量刑十分之重。可以說，《御製大誥》通過將案例公之於衆，意圖起到教化訓導的作用。與《大明律》一樣，《御製大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體現了朱元璋“刑用重典”的觀點，體現了朱元璋法律思想的核心。
明大誥
《御製大誥》殘暴苛刻的程度在歷代實屬罕見，因此在朱元璋死後，後來的皇帝將之擱置，到了明中後期，已經很難見到《御製大誥》的蹤影了。可以說，《御製大誥》的嚴刑峻法並沒有起到想象中的肅清吏治的作用，反而在全國營造了一種恐怖氛圍，人人不敢言。不過《御製大誥》對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利用重刑打擊貪官污吏也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威懾作用，因而其在中國法制史上也具有相當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