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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39年到1852年，曾國藩在京城當了13年京官。
13年京官經歷，是曾國藩一生事業的起點。13年間，曾國藩從一名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逐漸升遷到從二品的六部侍郎，積累了豐富的從政經驗和大量的人脈關係。然而，這13年對於曾國藩來說，也備受煎熬。
一個字：窮。
1841年12月21日，眼看就要過年了，曾國藩給父母寫了一封家書：“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
簡而言之一句話：曾國藩不得不借了50兩銀子過年。
1842年，曾國藩家裏發生了一件事。他的僕人陳昇，嫌棄主人家太窮，跟主人吵了一架就捲鋪蓋另尋高枝去了。
事情是小事，卻給了曾國藩很大的刺激。曾國藩爲此還專門寫了一首《傲奴》詩：“今我何爲獨不然?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當京官又怎麼樣?如果手裏沒錢，僕人都會瞧不起，表現得比主人還要傲慢、無禮。
1848年，曾國藩在一封家書中說：“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
這是說，曾國藩天天都想着回家探望父母親，可是，他已經欠了近1000兩銀子的外債，回家一趟又必須花費幾百兩銀子，很難辦啊，只好不回家了。
那時候，曾國藩已經是堂堂從二品大員，居然連回家的路費都籌措不了，可見其經濟狀況確實堪憂。
曾國藩爲什麼這麼窮呢?他的俸祿不高嗎?
曾國藩第一份官職是翰林院檢討，俸祿標準爲年俸45兩銀子、祿米45斛。後來，曾國藩的官職升遷後，當上了從二品的六部侍郎。侍郎的俸祿標準爲年俸155兩銀子、祿米155斛。
如果是普通百姓家庭，每年有幾十兩銀子的收入，基本上就夠用了。可是，曾國藩作爲堂堂京官，既要養活一家子人，又要養着家僕，開銷很大。此外，官場上的迎來送往、“三節兩壽”時給老師、親友送禮，都需要很多銀兩開支。
曾國藩給自己算了一筆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京官省吃儉用，每天都要用1兩銀子，1年下來最低也需要300多兩銀子。曾國藩那點俸祿遠遠不夠開銷。
如果是權高位重的京官，還能依靠地方官員孝敬的各種“炭敬”“冰敬”“別敬”等彌補收入和支出之間的巨大差距。1847年，即將赴任四川按察使的張集馨，在離開京城前給各位京官送了一通“別敬”，共計15000兩銀子：“別敬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鶴汀(賽尚阿)不收;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酬，共用別敬一萬五千餘兩。”
可是，這種銀兩畢竟不常有，曾國藩作爲官場新秀，收到的機會更少，不能作爲固定收入。
正因爲囊中羞澀，曾國藩連做夢都想着發一筆橫財。
1842年，曾國藩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坐間，聞人得別敬，心爲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
這是說，曾國藩聽到別人收到“別敬”後，頗爲心動。當晚，他就做夢別人發了橫財，感到非常羨慕。醒後，曾國藩又深感自責，覺得自己的人性是多麼卑鄙。
當然，曾國藩將這件事寫進日記，是爲了“三省吾身”，修煉自己的道德水準。事實上，曾國藩對自己當“窮京官”，是有思想準備的。
當年，曾國藩在剛進京當官時，就認爲做官發財是可恥的，將財產留給子孫是可羞可恨的。所以，悄悄地發誓，決不能靠當官發財：“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鑑臨，予不食言。”
曾國藩進一步說：“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賙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國藩心裏清楚，將來如果外放爲地方官員，收入將更加豐厚，除了俸祿外，還有養廉銀、陋規等收入。他表示，除了俸祿和養廉銀外，絕不多取一錢。如果有多餘的錢，則在奉養父母之外，賙濟較爲貧窮的親戚族人。
曾國藩說到做到。1852年，曾國藩結束13年京官生涯，離開京城時還欠了1000多兩銀子。這筆債務，直到他後來做了兩江總督，有了養廉銀才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