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跟着小編一起探尋。
蘇軾被貶黃州，直接原因是“烏臺詩案”，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王安石變法時的新舊黨爭。宋神宗在位時，曾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王安石變法本就遭至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再加上變法過程中因急功近利、用人不當等原因導致新法變質，進而引發了新舊黨爭，而蘇軾正是因反對新法而遭到了排擠打壓。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變法，卻就此引發新舊黨爭
北宋中期，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仍舊一副繁榮景象，但內部卻已經蘊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問題，變法改革的聲音一度極爲高漲，而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進京述職時，便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但並未被宋仁宗採納。
宋神宗即位之後，爲了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久慕王安石之名的他開始大力提拔王安石，先將其提拔爲江寧知府，但旋即便詔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度提出全面改革，並隨後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宋神宗遂採納了王安石的相關主張，開始謀求改革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爲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爲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此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條約、募役法、保甲法等新法相繼頒佈。
雖然王安石變法是爲了富國強兵，新法也的確有可取之處，然而由於太過急功近利，再加上用人不當，導致新法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弊端。例如青苗法規定，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本是爲了降低貧民負擔，但由於強制農民借貸，加上利息偏高，結果不僅導致農民負擔沒有減輕，反而導致很多富足家庭也因借貸而破產。
又如農田水利法，爲了鼓勵農業發展，增加政府稅收，王安石鼓勵百姓墾荒，並支持興修水利，而且規定費可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但爲了保證新法的推行，興修水利的數量卻最終變成了官員政績考覈的標準，結果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強制百姓興修水利，反而極大加重了百姓負擔。
變法本就會遭至守舊派的強力反對，再加上變法逐漸演變成弊政，更是導致反對派勢力大漲。雖然王安石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反對派中同樣是人才濟濟，例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均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而爲了新法的持續推行，王安石等新法派無疑要對反對派大肆打壓，結果就此引發新舊黨爭。
蘇軾飽受排擠調往地方，又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
作爲反對新法的一員，蘇軾在新法派佔主導的朝堂上飽受排擠，自覺無法在朝堂立足的他，無奈申請調往地方，並於熙寧四年(1071年)外放杭州通判，後相繼擔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按照慣例，官員在調任之後，不論升降都要上謝表，於是元豐二年(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在調任湖州知州後，便給宋神宗上了一道《湖州謝表》，然而卻沒想到就是這麼一封普通的文書，竟給自己惹來大禍。
由於在地方任職期間，親眼目睹了新法執行過程中的各種弊端，然而由於當時新法派勢大，在根本無力扭轉局面的情況下，作爲詩人的蘇軾，便不免通過吟詩作詞來對新法弊端進行批判和諷刺。
平日裏諷刺一番倒也罷了，蘇軾的這封《湖州謝表》同樣堪稱牢騷滿腹，例如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本來只是發些小牢騷，結果卻被朝中的新黨加以利用，說其是“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乃是公然諷刺朝廷，是對皇帝的不忠，於是一頂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蘇軾頭上。
爲了徹底打壓反對派，新黨更是對蘇軾往日詩作進行潛心研究，從中挑出大量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要知道，王安石早在熙寧九年(1076年)時便已經被二次罷相，變法事業的主導者已經從王安石變爲神宗本人，變法已經成爲了皇帝親自部署的既定國策，反對變法就是反對神宗的既定決策。
於是，在新法派的一番牽強附會之下，朝中迅速形成了一片倒蘇之聲。宋神宗大怒之下，命御史臺嚴加審查。元豐二年(1079)十月十五日，御史臺上報蘇軾詩案審理情況，不僅蘇軾暗諷朝廷之事被坐實。
而除了蘇軾本人之外，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收藏蘇軾詩詞的大臣名士也被牽連其中，這些人毫無疑問大多都是反對派。爲了徹底擊潰反對派，李定、舒亶、王珪等更是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
後來，在朝中大臣和王安石本人的求情下，蘇軾這才得以免死，但卻被貶謫爲“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且無權簽署公文。而駙馬王詵則因與蘇軾交往過密被削除一切官職，王鞏則被髮配西南，蘇轍也被牽連，被貶爲筠州酒監。張平方、司馬光、範鎮等人則各被罰紅銅二十斤或三十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