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時代的鮮明特徵。
小到一個女人的髮髻花式、袖口寬窄，大至一個政體的意識形態、價值趨向，凡俗如市井閭里流行的方言俚語，高貴如王公貴胄間崇尚的風靡時好，環肥燕瘦，各有所鍾。
是人蔘與並改變了生存的時代，改變了的時代又反過頭來影響人。它給這個時代裏的一切打上烙印，最終將帶有時代獨特印記的文化以符號形式永遠存檔，醒目標定。
如同文學，由漢賦，而唐詩，再宋詞，再元曲，到明清爲筆記小說;也如同書法，由秦篆，而漢隸，再魏碑，再宋楷。隨着時代的不同，文學與書法相應呈現出不同的主流表達樣態。歷經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代理學的系列嬗變之後，當歷史的車輪由元及明滾滾而來，這個全新時代的學術風潮會再次改變嗎?
答案是肯定的。
心學，將成爲一面赫然的學術旗幟，獵獵飄揚在明朝的學術天空。
從宋代程朱理學轉型到明代心學，有兩個人功不可沒，其一是陳獻章，另外一位是王陽明。他們二人在明代心學中的位置和作用，很像宋代理學中的“北宋五子”之於朱熹，前者是領航，負責發軔，肇起，推開一扇門;後者是中堅，負責承繼，光大，在綜採大成中將其推向全盛，使之蔚然成風。
《明史?儒林列傳》中講得很清晰：“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
撰《明史》的清代作者雖然高舉程朱理學爲正朔，將陸王心學視爲異端，但他卻客觀陳述了心學在明朝“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以及“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的巨大學術影響。
開啓明代心學新航的陳獻章，就這樣槳聲欸乃地從理學晨霧中划水而來。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白沙裏(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人，號石齋，別號碧玉老人、玉臺居士、江門漁父、南海樵夫、黃雲老人等，因曾在白沙村居住，後人又稱其白沙先生。生於公元一四二八年，明宣宗宣德三年，卒於公元一五〇〇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他出生在一個傳統的耕讀世家，父祖皆無顯名。其祖父名字頗像二十世紀山西昔陽縣大寨村的那位著名農民，名陳永盛，號渭川。和陳永貴不同，陳永盛“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其父名陳琮，號樂芸居士，喜歡舞文弄墨，吟詩作賦，過着和大多數鄉間文人一樣的悠閒的隱居生活，二十七歲便英年早逝。
而且，他更爲不幸，甚至與父親陳琮彼此連面都沒見過。
作爲遺腹子，陳獻章自出生之後便爲孤兒，從此與他二十四歲的寡母相依爲命。陳獻章幼時一直體弱多病，他自稱“無歲不病”，全是在母親含辛茹苦、無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才不至於夭折，乃至“至於九歲，以乳代哺”。一個九歲大的孩子，仍在吮吸母親乾癟的乳房，這的確少見。
特殊的成長氛圍，極端的生活環境，使得陳獻章深知母親的艱辛與不易，自懂事之日起，他便對母親敬愛非常，極爲孝順。《明史?儒林列傳》中說：“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彼有一念生，此即一感應，這就是母子連心。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及。”孟郊曾以“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綿密縫製了一首感人至深的《遊子吟》，千年傳唱不衰。陳獻章也有一篇訴說母子情深的散文，儘管知道它的人不多，但其文學感染力比孟郊的詩作更強，更催人淚下。
公元一四八三年，明成化十九年，五十五歲的陳獻章爲避盛氣凌人的吏部尚書尹昊，向朝廷稱病，請求歸家事母。在上書給明憲宗的《乞終養疏》中，他這樣寫道：“非母之仁，臣委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癒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措哉!”拳拳孝母之情，溢於紙上，令人聞之落淚。朱見深皇帝讀後大爲感動，不僅准許他歸家奉母，另外還特別封他爲翰林院檢討。
表現在少年陳獻章身上的不僅是明理懂事，孝敬母親，更爲突出的是他聰明早慧，資稟異常。《明儒學案》中稱他“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當陳獻章剛剛讀《孟子》一書，接觸到其中的“天民”概念時，年幼的他爲之慨然說：“爲人必當如此!”
如果你的記憶力不是太差，應該記得還有位兒童也曾在他的人生初年說過類似的話。幼而穎悟的朱熹剛接受啓蒙教育，當老師授以《孝經》時，他粗粗一看後即在其上題寫道：“不若是，非人也!”
幼小的陳獻章與孩提時的朱熹所共同表現出的人格稟賦是：親近經典，志向遠大，立意宏遠，執意踐行。
陶淵明曾蓄素琴一張，上無琴絃，每當心中意至，輒取下虛拂一番，以造心中之趣。陳獻章夢中也曾自拊石琴，其音泠泠然絕美，夢中有人對他講：“八音中唯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醒來後，陳獻章以爲得到神啓，於是爲自己起別號爲石齋，胸中慨然有承繼聖賢之意。
正統十二年，公元一四四七年，二十歲的陳獻章應廣東鄉試，考中爲舉人。次年參加會試，中副榜進士，進入國子監讀書。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歲的他偶然間聽聞到撫州崇仁的康齋先生大名，遂不遠萬里，跋山涉水，一路追尋到崇仁，投其門下，向拒不出仕、困處鄉間、怡然自得在家讀書課徒的吳與弼先生虛心請教。
“千萬裏，我追尋着你——”看來，這首悠揚而抒情的歌不光今天的人會唱，旅途中奔波的古人大概也會常常哼起吧。其間大不同的是，今人千萬裏追尋的往往是金錢或女人，而古人苦苦追尋的卻是知識與學問。
吳與弼相當不簡單。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他與同時期另一位儒學宗師薛瑄，俱爲明初朱熹之學的代表人物，號稱“南北兩大儒”。
《明史》中這樣說他：“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響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益貧，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分少飲食，教誨不倦。”
他有一句著名的口號是“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宦官勢力在明朝十分強大，幾乎禍害了有明一代的整個朝政，佛教勢力同樣以不可阻擋之勢迅猛發展。這兩種勢力當道，於吳與弼而言，就失去了走出家去治平天下的先決條件，只能老於林下。爲此，從明英宗正統年間到明代宗景泰年間，再到明英宗復辟後的天順年間，他屢被推薦，但一直拒不出仕。
天順元年，明英宗朱祁鎮賜璽書，齎禮幣，徵吳與弼赴闕，授他左春坊左諭德，面對殷勤備至的皇帝，他仍然搖頭拒絕。明英宗納悶了：“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他回答道：“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慚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英宗不許他辭職。最後吳與弼請求“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祕閣書”，以普通百姓身份入館，翻閱祕閣之書。明英宗說：“欲觀祕書，勉受職耳。”兩個月後，吳與弼以病重爲名請歸。明英宗只好遺憾地放老先生返鄉，而且“賜敕慰勞，齎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
吳與弼秉承朱熹的學術理念，認爲“聖賢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國而天下不難矣”，強調個人苦修，要人通過讀書窮理的“集義”功夫，達到“涵養德性本原”。同時，他還持程頤的“敬義夾持”思想，提出“敬義夾持，實洗心之要法”，即通過內敬和格物致知對人自身“浣洗”，從而陶冶出“瑩澈昭融”的達理通性。
吳與弼在他的《日錄》中強調：“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慾。”他與程朱一樣認爲，學者要常存警惕之心，剋制非分慾念，因而在個人道德修養上，他非常重視“主靜”，提倡在靜坐與夜思中實現心靈的通透、達悟。
“澹如秋水貧中味，和若春風靜後功。”這是吳與弼所寫的詩聯，正可當作他爲人的真實寫照。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評價他：“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他爲吳與弼所畫的人格肖像是：“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
吳與弼所創的“崇仁之學”主靜主敬，主張在“靜觀”中反求於“吾心”，實爲明代王學的發端。
吳與弼一生授徒，桃李繁多，門人學生中聲名最顯著者爲胡居仁、陳獻章、婁諒、胡九韶、謝復、鄭伉等人。胡居仁以“主靜”標宗，開啓了“餘干之學”。“餘干之學”的另一代表人物爲婁諒，他則是王陽明的老師。以此而論，陳獻章實是王陽明的師叔。
由此可見，吳與弼已經於不自覺中，和會了朱熹與陸九淵的思想。他的存心以涵養本源與主倡靜思冥悟的修養方法，將在他的弟子陳獻章、婁諒身上結出心學的花蕾。
而這朵花蕾又將在明代中期，通過王陽明的發揚光大，綻出心學的奇葩。程朱理學也將從此式微，代之的是心學的異軍突起與廣泛播揚。
無疑，陳獻章將以其“江門之學”成爲理學的終結者和心學的發端人。
陳獻章出生之時，從皇覺寺蒲團上站起來，跑出廟門鬧革命的安徽鳳陽農民朱元璋，已經建立大明政權整整六十年。
元亡明興的六十年來，程朱理學一直高居於國家意識形態的統領之位，以無可爭辯的官方學說備受歷代朱姓皇帝推崇。
《明史?儒林列傳》概述道：“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時，所至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爲無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爲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焉。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而譽隆於實，詬誶叢滋。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
早在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舉制度的鄉、會試中，一律採用程朱理學爲考試內容和標準答案，這使得程朱理學被推到至高無上的地步。二程與朱熹享有無限尊榮地位，連孔子、孟子都望塵莫及：“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非程朱!”
洪武十七年，朝廷再次詔告天下：鄉、會試《四書》義以朱熹的“章句集註”爲依據，經義以程頤、朱熹及其弟子的註解爲準繩。並規定，文章須據以宋代經義，仿元代八比法，謂之八股，八股文由之興起。被稱爲“制藝”的八股文章，目的性極強，即代聖賢立言，嚴禁個人自由發揮，而且還有着嚴格的體例和字數限制。
永樂十二年，公元一四一四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學士胡廣等人組織編纂以《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爲內容的三部《大全》。一年之後，編纂成書，明成祖爲之親自作序，並頒行天下。
三部《大全》所輯內容均爲程朱或其門人弟子解釋儒家“六經”、闡述性理之學的著作，因而可以說三部《大全》實質上是程朱學派學者的著作彙集。它的刊佈，標誌着程朱理學已經從原來的民間私學完全上升爲官學。
程朱理學思想一統全國，成爲系統而完整的國家意識形態最高準則。此後，明朝科舉考試中廢除了儒家經典先前的一切古注，只認定程朱理學爲唯一學術依據。程朱理學被統治者奉爲安邦治國的聖典。
程朱理學的官學化、獨尊化，以及科舉考試的唯一依據化，這些無疑都使得程朱理學的學術地位和影響提高到一個歷史空前的地步。當然，這附帶着也給儒學的自身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桎梏。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學術永遠不是個自我封閉的系統，它有着很強的開放性與待完善性。任何學術的發展都離不開對自身持續的質疑，衆口一詞，唯斯爲大，其結果只能讓本屬開放的學術封閉起來，讓流動的思想凝滯、僵化起來。
被奉爲至尊的程朱理學，已經處於這樣的尷尬困境了。
白壽彝在《中國通史》中是這樣總結理學被當成圭臬之後，給明朝初期學術與思想界帶來的貽害的：“從朝廷國子學到地方書院，以至鄉村的社學，無不進行程朱理學教育，‘家孔孟而戶程朱’，‘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亡’。”
程朱的影響到處存在。那些一頭鑽進《大全》去獵取功名富貴的讀書人，許多都成爲無益於國家、社會的廢物，而鑽營成功者，則蠹國病民，行同竊盜。更爲嚴重的是，其他文化領域，如戲曲、小說、曲藝等藝術領域，也深深地打上了程朱理學的印跡，而且越到後來，它的封建主義的精神奴役和思想禁錮的消極作用也越爲明顯。
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從明朝建國伊始相繼走出的一系列大儒，如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等，他們雖然學問做得很好，學名遠播，但他們的學術獨創性卻極少，基本上全爲承襲並株守程朱學術思想，屬於自己的學術思想貢獻均相當可憐。
如開創“河東之學”的大儒薛瑄，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廣大區域，爲北方朱學宗主。他就認爲，經過“北宋五子”發端，儒學發展到朱熹這裏已經成爲極致，登峯造極，屬於當今學者的事只有一樣，那就是照着先輩所說的去做就夠了，“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恭行而已”。
有這種思想和認識的，又絕非薛瑄一個人，在明初諸儒的集體學術認知裏與他們的爲學方向中，這種思想普遍存在，隨處可見。
“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那登到絕頂之上“覽”過之後，還能幹什麼呢?若不是在絕頂之上逗留，便只有走下坡的路了。
當程朱理學被奉爲絕頂之學後，那麼儒學必然從此落入止步不前或每況愈下的境地。
儒學發展史的舞臺上，陳獻章適時登場。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歲的陳獻章跋山涉水，不辭辛苦來到了江西崇仁，進入吳與弼個人創辦的小陂書院，從此全面接受吳師的教導。
關於他在小陂書院的學習生活，《明儒學案》中有則趣聞：“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才辨，先生(吳與弼)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
也許就是因爲這次在小陂書院睡懶覺而被老師批評的特殊經歷，陳獻章一生之中對書院的興趣，遠不如師弟胡居仁那麼強烈。
胡居仁自崇仁小陂書院歸家之後，頗爲熱心書院事業，先後在餘干創建禮吾、南谷、碧峯三所書院，直至成化二十年去世。這中間還兩度應聘到廬山白鹿洞書院講學，而且寫下了繼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之後，對學林影響最大的另一著名學規《續白鹿洞書院學規》。
陳獻章恰與之相反，他離開崇仁返鄉苦讀十年之後，在家鄉先後講學於碧玉樓、江門釣臺、嘉會樓、小廬山書屋，但他的講學場所從來不以書院爲名。成化十七年，他還態度頗爲堅決地辭卻江西提學請他主講白鹿洞書院的聘職。觀其行狀，他似乎始終對“書院”抱有成見，很不以爲然。
其箇中真正的原因，當然不是因爲吳與弼的那一次呵責，陳獻章後來在與友人的一封書信中透露出了原委：“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老師無所不及，學生卻不得要領，始終感覺於學無補。
所以，跟隨吳與弼學習僅一年之後，陳獻章就離開小陂書院，回到故鄉江門白沙村。他在小廬山麓之南建起一間書舍，題名“春陽臺”。自此，他在“春陽臺”中伏案讀書，潛心悟道，足不出戶。
還是在那封信中，他講了返鄉後自學中的苦惱：“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
問題的根源找出來了，原來是此心與此理沒有契合!心與理始終相見而不相愛相契，彼此不能相印，這自然使得書本上的聖賢說教與自我內心所悟不能諧振。最後，他找出了妙訣——靜坐：
“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既然學問所得在靜坐，通過獨自靜坐進而“見吾此心之體”，那麼當然對不諳此理的書院是要看不起的了。
也因此，後世學者往往否定陳獻章與吳與弼之間的學承關係，認爲吳與弼的學說完全秉承的是宋人成說，而陳白沙的學說則是離此矩矱，心悟而得，獨闢蹊徑，自成一派。
黃宗羲卻不這樣認爲，他在《崇仁學案》中爲吳玉弼打抱不平：“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其實，這正像二程所言自己的學問全是悟來的一樣，實際上他們的學術思想撇不開老師周敦頤的影子。陳獻章的心學溪流，源頭也正是自吳與弼那裏汩汩流出。
